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现代主义诗歌相对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而言，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现实主义传统和意识形态话语处于绝对优势和主流地位的时候，现代主义诗歌的研究也往往处于受压抑状态。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研究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重新发现与科学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潮。其间经历了资料的发掘、整理到理论的概括，由作家作品分析到综合考察归纳的过程。孙玉石先生1983年出版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试图进行综合研究的初步成果，但大致还只局限在对初期象征派诗的阶段性研究，其后，一些学者又有新的开拓与积累，取得了较好成绩。不过总体而言，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潮流做整体性观照和研究的尚不多见，王泽龙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是这方面有开创意义的代表性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以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范畴、代表诗人和诗潮的历史发展及特征为对象，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理论和创作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全书分三篇，上篇诗学论部分着重对现代主义诗学的几个重要观念，如“纯诗”、“朦胧”、“契合”、“象征”、“思想知觉化”、“想象逻辑”、“意象”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它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理论骨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阐释并非只是对西方现代诗学观念做简单的知识梳理，而是立足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的实际，将其置于中西文化的广阔背景中，寻求其中的联系，找到其中的差异，最终为理解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在何种意义上融合了西方经验，作出了独特创新提供了实证。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对“意象”的分析为例，我们来窥见其特点。意象是现代主义诗歌获得现代性规范的重要观念，而这一观念是英美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歌中获得的。因此，虽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意象理论上和中国古典诗歌有诸多不同，现代西方诗学以人的理性自觉为基础，其意象结构原则是感性与知性的统一，理性对情感的节制；而中国在借鉴西方现代诗学经验的同时，在意象的凝聚与表现上，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作者指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尽管在意象的创造上要求主体之意深藏不露，甚至成为谜语，但是西方诗学重分析与思维确定性的知性特征，则要求意象的符号化，即作为能指符号的物象与所指之意构成对应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不仅仅是指向所指的艺术符号，而是在意象的基础上进而创设意境，也即是在意象画面的组合中，拓展能激活欣赏者想象的艺术空间，构成虚实相生的意境，求“象外之象”、“旨外之旨”，表现出特有的情调和氛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意象艺术继承了本民族的传统，意象意境化，化古而创新，与西方现代诗歌意象迥然有别，又富于现代诗情的张力。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的中篇为创作论，论析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六位诗人的创作，包括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废名、冯至、穆旦等。以此六人的诗艺创造来阐释中国现代主义创作的诗美，展现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独特魅力。李金发最早引入西方象征派诗，作者从考察他独特的“诗思”入手，找寻其如何步入“象征的森林”，进而评价其创作的得与失。对于戴望舒，《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认为，他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追求表现了现代人日常生活情调的口语化诗风。而对于卞之琳和废名的论述，《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挖掘了他们的共性：追求哲理美的诗人，遵循知性与感性的统一。同时，著作仔细论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化”的诗路。卞之琳怀着对人生宇宙的达悟开始他的“智慧诗”的创作，他的诗表现了最具现代意义的智性美，是“深邃的理性美，艺术的想象美，灵动的意象美的融合”，是“整体的抽象与细节的具体的统一”，“表面的平淡与暗示的深刻的统一”。而废名的“禅诗”不仅表现独特的“禅思”，更注重表现诗人独有的“禅趣”，诗歌中充满了意境之美。冯至与穆旦因为都喜歌咏生命的主题。他们因此被称之为最具有西方现代品行的诗人，但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指出，他们并没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种孤独和无所皈依的忧郁感。至于冯至、穆旦等诗人的分析，《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也富有创见。
新文学产生由浪漫主义到后来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现代主义从未占据主流位置，它时隐时现，却从不曾消失过。现代主义诗潮从“五四”时期开始孕育，到20世纪20年代象征派的诞生，30年代现代派的探索发展，至40年代九叶诗派的全方位开拓，已基本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形态系统。《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在上、中两篇理论与创作的分析阐释之后，下篇发展论中，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潮流和走向做了理性的梳理，并进一步从宏观角度讨论了现代主义诗潮的有关问题，包括现代主义自身的演化过程以及与其他诗潮的嬗变关系、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与中外诗歌传统的互相关系等等，力图在现代化与民族诗学传统的双重背景中找到其行进的轨迹，有助于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与诗歌艺术规律的通盘把握。
总体上看，《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全书展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立体结构。既有理论的宏观阐释，又有具体作家作品、诗歌潮流的微观剖析；既有横向诗艺的比较，又有纵向的史的脉络的梳理；既注意现代主义诗潮向西方借鉴的经验总结，同时重视对本民族诗学传统的继承。从而给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印象。
五、经典作家研究——以鲁迅研究为例
经典作家研究是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北地区的学术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湖北地区对鲁迅、胡适、闻一多等经典作家研究，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经典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传记写作及专题研究等领域，成就斐然。转型时期，湖北地区的经典作家研究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尤其是鲁迅研究，成绩突出，特色鲜明。王乾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和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代表了湖北地区对鲁迅研究的实绩，也代表了湖北地区经典作家研究的水准。
（一）《鲁迅的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派研究的新拓展鲁迅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学术界一个不尽的话题，鲁迅作品中思想密度之高，也是历来学者们公认的事实，从思想史的角度，从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解读，不仅有其合理性，也有客观必要。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努力的工作，如旺晖的《反抗绝望》从人生哲学的探讨出发，充分揭示了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各种矛盾的交织状态，包括理性的与非理性的、唯物的与唯心的、科学的与宗教的、传统的与现代的、出世的与入世的、社会的与个人的、阶级的与人性的、乐观主义的与悲观主义等等尖锐对立的元素在内。《鲁迅的生命哲学》与《反抗绝望》有一定的思想联系，但它是对鲁迅生命哲学一种更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释，并试图将其归结为一种新的解读范型。
《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在鲁迅的生命哲学当中，轴心概念是“中间物”——“一切都是中间物”，“中间物论”是鲁迅生命哲学的体现，也是鲁迅堪称思想家的根本识别。从中西方思想背景出发，著作探寻了“中间物”的文化根源。包括中庸之道、逻各斯主义与道、新神思宗、佛缘等方面。鲁迅思想在很多方面与中西思想文化相撞或融合，但又完全不等同于任何一方。“他不以逻辑理论诠释他所生存的世界，而是以一种置入方式整体地与世界相遇，因此，他同这个世界处于一种复杂的情绪纠缠关系中。”（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7月版，第46页。）他接受了诸多思想文化的渗入和影响，但很难将鲁迅思想纳入某一思想体系的逻辑规定之内，而是处于一种解释学的关系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生命哲学。
于是，《鲁迅的生命哲学》从“中间物”的核心概念出发，将鲁迅生命哲学归纳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从时间论、信仰论、审美论等扇面得以展开。
《鲁迅的生命哲学》首先探讨了鲁迅的时间观。由时间问题切入，《鲁迅的生命哲学》开始对鲁迅生命哲学的探索，“鲁迅用中间物概念消解形上实体，常常是靠时间论来完成的；鲁迅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亦常常是与时间问题相提并论的。……所以鲁迅的时间论、历史论常常就是人生论。”（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7月版，第19—20页。）《鲁迅的生命哲学》将鲁迅的“时间”还原为生命，从生命的路向去理解鲁迅的时间观，也就是生命观。由此，《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鲁迅拒绝形而上学状态中的终极追求。因此，人只有“反求诸身”，回到当下之“行”，把历史与未来收入当下以生命化，以让其“在”。《鲁迅的生命哲学》发现，鲁迅并不是用现在时间来逃避对于将来时间（死亡）的恐惧，但对“人的最后的目的和价值”之类逻各斯式的问题总是予以悬搁，认为“没有人能够答复”，每个人“尽着环子的任务”，“环子”在时相上就是此地此时，就是“由此到那”的中间物状态。过去、现在和将来时间（死亡）都不过是中间物状态的其中一环罢了。
其次，《鲁迅的生命哲学》探讨了鲁迅的信仰论。鲁迅把超验之期待、之信显于此岸之行，用后者承担前者，体现为一种生命信仰。《鲁迅的生命哲学》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鲁迅生命哲学》将自由与他由、自律与他律、绝望的证悟、生命之行的勇气、创伤的慰藉、苦难与爱等一系列哲学命题，置于鲁迅生命哲学的范畴进行解说。其间融合了鲁迅生命哲学中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有限与无限、有与无、形下与形上、现世与终极等思想母题。“中间物”概念拆解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消解一切无限、无、形上和终极的范畴，但这种消解并非勾销，恰恰相反，在精神信仰深处，表现对终极的执着和眷注。《鲁迅的生命哲学》认为，鲁迅执着现在又否定现在。执着现在，是通过击破形而上的生命力的压抑而为人生辩护；否定现在，是通过与这个邪恶的世界抗争而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二者最终指向是唯一的，那就是本真的生命自由。
再者，《鲁迅的生命哲学》分析了鲁迅的审美论。鲁迅以反抗绝望的“心之力充盈无限”，以毁灭亲证“大欢喜”。反抗绝望并不能引导成功。因为人是一个中间物，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动物，他永远处于未定型、未完成中。然而鲁迅的生命哲学里，只有在与无法化解的痛苦的搏打中，才有可能最高限度地享受生命的永恒。这是一种新的美学境地。在这个境地，“有”与“无”，苦斗与从容，崇高与优美，常常是一回事。人把自己嵌入到“无”中，动于是也是静，人的一切审美静观都在动态的危险中得到和完成。从鲁迅审美观的分析入手，《鲁迅的生命哲学》还分析了鲁迅式的人生观。
以“中间物”概念为起点，《鲁迅的生命哲学》对鲁迅的论述多有新见，显示了不一般的学术锐气和学术创新能力。
（二）《鲁迅诗化小说研究》：细腻的文学本体研究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认为，所谓诗化小说，“是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也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程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2页。）这一定义阐述了诗化小说的历史属性，即诗化小说是现代主义小说整体发展的一部分：“由詹姆斯始，小说沿着福楼拜开辟的方向和象征主义诗人的创作思路不懈地争取与诗歌会合，‘力图达到音乐的境界’，直到诗化小说成为一个时期的写作风尚。……在其实践者手里，它被扩展成一个如此宽泛的文类以至于囊括了数种现代主义小说。”（张箭飞：《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7页。）同时，该定义还提供了一种新的评价范畴，这个范畴延揽了几乎所有20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乔伊斯、海明威、劳伦斯、福克纳、詹姆斯、康拉德、伍尔芙、普鲁斯特……鲁迅与他们构成“同时的存在”，他的部分小说具有明显的抒情风格，或者说诗化倾向。事实上，法捷耶夫推许鲁迅为“最伟大的抒情诗人”，普实克把鲁迅归入“两次大战之间具有明显抒情特征的欧洲散文作家的传统”。国内的学人也早已形成共识：鲁迅小说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诗化小说”一派，并且代表着最高成就，对此，张箭飞的《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进行了系统的阐释。《鲁迅诗化小说研究》依据诗歌的文本特征，以细读的方法深入解析鲁迅诗化小说的风格构成及表现形态，从而将鲁迅诗化小说的“丰盈的诗意”还原为三个层次：思理的层次、意象的层次和音乐的层次。并从上述三个层次出发，《鲁迅诗化小说研究》深入而又细致地研读了鲁迅小说诗性叙事特质。
具体研究过程中，张箭飞抽象出诗化小说的三个风格要素：词、意象和节奏，以它们分别对应“思理”、“意象”和“音乐”三个层次，并结合文本分专章进行了详细的理论阐释。词语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产生不断的裂变、扩延和逆转，而只有通过变化，词语的意义潜能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鲁迅诗化小说研究》结合具体的文本对鲁迅小说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了剖析。例如“死亡”。“死亡”是鲁迅小说的一个主关键词，鲁迅小说中充满大量死亡，死亡构成鲁迅的诗化小说的主题。《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列举了鲁迅小说中的各式各样的死亡，如虐杀、误杀、自杀、惨杀，并对各种死亡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和论述。例如，对《伤逝》的分析独具匠心。《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认为，《伤逝》没有像传统小说一样去写爱情的经过，而是写爱情的死亡，写爱情如何逐渐冷却为爱人之间的隔膜。它表明，鲁迅在五四作家那里第一个意识到现代爱情的双重性：爱情意味着婚姻，而婚姻则本能地排斥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责任和义务把双方维系在他们一度逃叛的常规世界。这种分析显然更具有生命本体的意味。
《鲁迅诗化小说研究》还分别对意象做了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包括“寂静”、“黑暗”、“路”、“铁屋子”、“高墙”、“示众”、“月光”、“雪”等主导意象。同时，《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并没有孤立地分析意象，而是把意象和节奏结合起来分析。《鲁迅诗化小说研究》分析了重复和对比等主要节奏方式及变奏、赋格形式、回旋、复调等旋律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