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理论与批评实践的融合，这不仅是丛书的外表特征，也体现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的行文结构方面，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论证，而是从作家作品的研究入手，探讨文学流派的系统理论，同时又以系统的理论为指导，深化自己的文学流派研究，深化对作家作品的认识，赋予了流派研究以深入的理论意义和文学史意义。二者相得益彰，体现了编著者们的学术眼光。例如：陈顺智的《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先是描述了玄言诗的发展，然后又列出“从东晋玄言诗看诗歌中的说理因素”专章，将相关问题置于整个诗歌史和普遍理论层面加以分析；石观海的《宫体诗派研究》从宫体诗的文学传承开始溯源，将其分为发轫期、发展期、全盛期、衰飒期几个阶段，全面清理了宫体诗的发展脉络，并总结分析了其艺术贡献和审美价值；余传棚的《唐宋词派研究》在梳理唐宋词发展过程的同时，又体现了《导论》中的风格分类思想，将唐宋文人词派分为花间词派、南唐词派、婉约词派、颓放词派、豪放词派、雅正词派六大派别分别进行论述；熊礼汇的《明清散文流派论》宏观上对明清散文流派做了系统的阐释，对明清散文流派的义界、形成、演变规律以及文学史意义整体上予以归纳总结，并进一步深入探讨其对今人的启发；陈文新等的《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是丛书理论的自觉论证，先是从审美规范的确立来讨论章回小说流派的统系意识，而后研究各个流派个案，客观上验证其流派盟主理论和风格理论。刘良明等的《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在分类上与传统有很大不同，但是其行文结构和丛书意图是符合的，在理论上阐释了作者对明清小说理论批评流派的理论认识，再进行具体的分类叙述。
最后，从丛书的编写内容而言，它们涵盖了古代文学史过程中许多有意义的节点。丛书将流派与代表作家，流派与时代，流派与题材都纳入研究视野，将不同流派还进行了比较研究。
丛书在流派研究的多元化方面，很好地体现了它的开放性特点。既吸收传统研究的精髓，又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理论；既重视作家作品的考察，又不局限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具体体现为研究视角的多向度与研究方法的包容性。以下列举一二。
第一，流派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以具体作家作品为前提，以流派主张为基础，两者既有相称又有相乖方面。尤其是某一具体作家，虽然可以从属于某一流派，但是其创作往往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因此，单一的流派定论难以概括其全貌。《宫体诗派研究》中通过大量的文本细读，一方面说明流派作者们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或审美趣味，但在创作表现方面又有很大的差异性，表现为作品内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诸多方面。丛书的作者深入说明流派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特点。
第二，从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等多角度对文学流派进行审视分析。《东晋玄言诗派研究》对玄言诗兴盛的原因分别从逻辑层面、主体层面、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等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玄学哲学的终结向玄学人生观的实践的转化；诗歌创作主体由崇尚诗骚传统向习玄传统的变化；社会环境、社会风气与文化心理向玄学人生观的倾斜。另如《明清散文流派论》中讨论台阁文化精神和陈白沙和王阳明对明代散文流变的影响时，都体现了流派研究中的文化观照的思路。
第三，比较方法的运用。既有流派之间价值观念、题材取舍、表现方法、艺术风格等的比较，同时也有流派成因、流派影响的比较。如《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在分析流派风格时，以价值观念和表达方式两方面的比较对不同流派的风格进行分析阐释：英侠传奇一般张扬的是豪侠的勇武，人情小说则关注常人眼中的家庭生活和世态冷暖。这种价值观念的不同就导致《水浒传》和《金瓶梅》在武松和西门庆两个人物上处理的明显不同。比较方法的运用，很好地解决了流派间的风格差异原因问题。
由于方法的多元并举，在流派的研究过程中，作者能纵横开阖，常有新颖独特的观点出现。《东晋玄言诗派研究》作者认为，玄言诗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的突破和革新，它代表的是一种诗歌精神的嬗变。即从抒情到畅理、从忧患悲怨到和光同尘，并最终形成清虚恬淡、萧散自然这一新型的审美类型。《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作者针对以往研究者将小说理论批评划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简单的两分法，经过细致的考察与认真分析，按照理论批评主张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五派：传统评点序说派、评介欧美西籍派、“新小说”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理论研究派。类似的闪光点，丛书不胜枚举。
丛书的出版在流派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证考察与理论分析的范本，在理论探索与个案分析两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分，流派不是孤立的文学史现象，流派研究需要有自身完整的理论和思路，这就要求学者有长期的学识积累和严谨开放的学术姿态，掌握正确的理论方法。同时，“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流派的形成。”（王齐洲：《文学流派研究与文学研究流派》，《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流派研究的成熟最终是以文学研究流派的成熟为标志的。
（二）社团流派史综合研究
社团流派研究的价值受到重视以后，有很多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工作，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不过，整体而言，社团流派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大多仍从具体个案入手，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较少。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是社团流派史综合研究方面较早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实际出发，对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社团流派的发展做了全景观照和细致的梳理。现代文学史上流派纷呈，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各地成立大小不一的文学社团就多达150多个，加上后来的两个十年，整个现代文学史过程总共有超过700个文学社团，如此庞大的数量和规模，确实是罕见的。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做了非常扎实的整理和归纳工作，以一定的组织团体、杂志、共同的文学追求为线索，以具体的文学创作为依据，借鉴已有的文学史社团划分，归纳和总结出了现代文学史上诸多有影响的文学社团和流派，并进一步按时间顺序分类别、分层次进行叙述：对《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新月派、论语派与现代派、七月派与九叶派等重要的文学流派分专章评介，对诸多中小流派有选择有重点的分专节评述，如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语丝社、未名社和莽原社、沉钟社、春柳社、进化团与“文明戏”、民众戏剧及“爱美剧”，南国社、学衡派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太阳社、革命小说流派、艺术剧社、“自由人”、“第三种人”、“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学”、时调社和朗诵诗派、抗到底社、“战国策”派、新浪漫派、战歌社、新诗歌会、怀安诗社、战地社、铁流社、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此外，著作还关心一些微型社团，虽然它们规模不大，但个性突出，像弥撒社、湖畔社、新民新剧社、民鸣社等。《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有必要把这些社团流派收入编写。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宏大的叙述规模，涉及了几乎所有现代作家及其创作，加之流派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因此，著作在撰文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综合性的文学史叙述方法，将文化视角与审美观照结合起来关注现代文学社团的发展，理解文学社团流派与现代作家、现代文学思潮，甚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密切联系。
以《新青年》社团为例，著者首先以思想史、文化史角度为参照，认为它“从整体上否定、批判了封建思想文化”（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把个性解放和人道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理论的基础，作为磨砺批判武器的砥石，不仅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而且还构成它独特的文化性格。”（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因此，在文学史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新青年》“是它不同于近代文学的一个本质方面，由此显示出它的进步性、民主性。”（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页。）再如“新月派”，在一般文学史的叙述中，往往强调其唯美主义的艺术观与文学创作，但是作为专门的社团流派史，《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的处理就显得客观冷静的多，注重流派的文化身份。“从整体面貌上看，新月派首先是一个文化社团和群体，并始终作为一种文化派别展开其全部活动及历史。”（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398页。）“作为一个文化派别，新月派与西方近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英美文化传统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它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为旗帜，在思想、政治、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等一切文化领域，都表现出鲜明的资产季节自由派的价值取向和品格特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21页。）在具体的叙述过程中，不是把新月派的文学创作当做了唯一标识，还讨论了流派的文化性格、文化旨趣及与文学创作的关联。同时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它以鲜明的个性、浓厚的情绪性、奇美的意象性，以及刻意为之的格律性，特别是音乐美，在当时诗坛发生了广泛影响，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和走向成熟”（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53页。）。
此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还对现代评论派、“自由人”、“第三种人”、“战国策”派等均采用了文化视角与审美视角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认为，社团流派的存在肯定出于共同的文学想象，这一想象包含着相似的创作主题、艺术技法或是审美趣味的趋同；同时，这种文学想象常常与某一时代的政治潮流或文化思想的推动有莫大的关联，作家们之所以组成各个社团组织，根源于文化精神上的认同，正是这一大的理论背景，让性格各异的作家们走到一起。《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同样也注意到：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和变化也导致了社团的流变或消亡。像“战国策”派，著作强调说明了其文化上的偏执态度，他们的一系列文章“都以权利意志论和历史形态学为基础，宣扬抗战时期是‘战国时代的回复’的历史循环说，鼓吹强权政治，暴力统治和超人哲学，崇尚‘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极端主张。……其文艺观与他们‘战国重演论’和‘尚力政治论’的政治观、历史观一脉相承，带有法西斯的反理性的特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37页。）由于这种文化上偏执，很难寻找到现实的群体认同，它的最后消亡也就不以为奇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对上述在文学史上有一定争议的作家的分析，还是非常中肯的。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叙述特点是“以史带论”，“史论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文学社团流派发展事实出发，重在客观介绍，兼以著者的独立分析和见解。著作共分十六章，每一章每一节先是宏观上对社团的构成、建立、发展、流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社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合理准确的评价。然后再具体而微，涉入文学内部事实，包括社团创办刊物的分析，社团成员作家的作品内容、风格的鉴定，社团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主张的阐释等等。整体而言，少有空洞的理论玄言，而多注重史实的筛选陈列，发挥史实自身的说服力。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从文化精神体认入手，注重社团流派研究的文学本位，客观冷静地概括了现代文学史上社团流派发展的全貌，有利于社团流派发展内部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从一个侧面深化了现代文学的理解。
（三）文学流派个案研究
宏阔的文化视野是本地区社团流派研究的共同特点，不管是陈文新等的理论建树、陈安湖等的社团流派史的书写，或是王兆鹏、周晓明等人的个案研究，都较好地将文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结合起来，从中找寻文学的发展轨迹，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社团流派研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团流派正是在文学与文化的土壤中生存生长起来的，也只有在大的文化视野下，社团流派研究才体现真正的意义所在。另外，在社团流派研究的具体方法上，湖北地区的文学社团流派研究也体现了鲜明的个性和研究的独创性，它们共同推动本地区学术研究往更高水平发展。在此，从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研究各取一部著作为对象，深入剖析，以显示湖北地区文学流派研究的实力和特色。
1.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
历来中国文学史、词史研究当中，流派（群体）研究与单独的作家作品研究相比，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但流派（群体）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任何个人都是以一定的群体身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社会中，作家创作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群体和环境。将作家作品放置到群体中去体验，视域往往更加开阔，对文学史研究有重要创新意义。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对南渡词人的创作做了历时和共时态的梳理。具体而言，它主要从主体（群体）方向和本体（作品）方向两方面，从历时与共时两个纬度展开论述。在历时层面，《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绪论专设《宋词的分期》一节，阐述宋词的代群交替，力求在整个的词史脉络中把握南渡词人群体的位置；《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下篇》部分，重点分析宋词范式的历史演进，探讨了晚唐五代至宋南渡初花间范式和东坡范式相互更迭与演进的历程：南渡词人在建炎南渡前，主要因袭花间范式，靖康之难后，创作上转向东坡范式，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丰富了词的情感，拓展了词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