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法论上，《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主要运用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从谱系分析的角度出发，《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认为，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不是一个完整的连续体，而是存在较大程度的断裂。而从批判分析角度分析，话语的产生与流变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思想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从纵横两方面来展开分析。纵向角度将近三十年小说中“人”的话语变迁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的覆没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标志，这一政治事件直接决定了“人”的话语的出场；第二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为标志，文化潮流的推动直接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末出场的“人”的话语形态；第三阶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为标志，经济体制上的巨大转变使人的话语发生了一次新的嬗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以来政治、文化禁忌的解除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方现代“人”的思想的默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中“人”的话语出场和嬗变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作者也认为，中国近三十年来小说中的“人”的话语变迁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历史意识的沉浮史：在“人”的话语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人”的话语体现为鲜明的历史意识，“人”的内涵由历史意识所决定，对现代化的向往和追寻的历史冲动，铸就了“人”的话语的全部内容，第二阶段历史意识由显到隐，它以对历史本身的消解形式而存在，到第三阶段历史意识从“人”的话语中全面退却，被纯粹的私人性、个体性的生存经验所取代。“人”的话语流变过程，背后隐藏的是深层的历史意识的张扬与沉潜过程。
在纵向展现“人”的话语流变过程的同时，《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还从横向角度对各个不同时期“人”的话语的具体内涵及表现形态做了充分的阐释和说明。
《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共分七章，第一、二章主要是对第一阶段的“人”的话语阐释，包括人性、理想、知识等方面。人性的回归构成新时期小说“人”的话语历史叙述的基本内容，“理想”的张扬则构成了“人”的话语的表现形态。另外，新时期小说中充溢着知识的叙事，它是“人”的话语确立的根本。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人’，还只是一个尺度，它寄予着这个时期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期待，在这里，‘人’为历史立法，同时也为历史意识提供了寻找自身合理性的机缘。”（周新民：《人的出场与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0页。）第三、四、五章主要讨论的是第二阶段文化启迪下的“人”话语转型，1985年前后，中国出现了文化热，西方文化价值禁忌被解除，各种文化思潮纷纷涌入，其中影响最大的又属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启迪。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人”的话语也随之发生了转型，“人”作为生命体，而不是历史的负载出现在人们面前。池莉小说对市民生活情感的尊重、余华关于“知识的暴力”叙事以及马原等人大量的“元小说”创作通过对历史的解构，标志着新的“个人”形态的浮出；叶兆言的历史小说，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等系列小说乃至王安忆的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则完全摒弃历史为参照系，个人在和历史的角逐中，自身成为历史或历史的主宰，从而锐显出个人生命的张力。第六、七章“神性的诉求”与“身体：‘人’的延伸与转折”，主要论述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历史与文化的整合和制约能力下降到最低程度时，“人”的话语内涵从先前的历史规定性跳跃而出，开始找寻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张承志、北村、史铁生、刘醒龙、陈应松等对人的神性的诉求，以及更加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作家对身体和私人空间的关注正是对作为生命形态的个体人的追求。
从“文学是人学”到“人的话语”的转变，《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不仅树立了一条“人”的话语变迁的线索，给今后一段时间内“人”的话语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著作理论视阈上跨过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福柯的话语理论与中国现代人学思想完美结合，较好地实现了西方现代理论与中国文学文化实践的对接。在方法论上，运用福柯话语理论的谱系分析与批判分析方法解决了若干重要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表现出学术研究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另外，著作的一个闪光点还在于吸收了传统作品细读的长处，对各时期“人”的话语内涵进行分析的同时，结合近三十年来多位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尤其是著作主要论述的几位重要作家如王安忆、叶兆言、苏童、刘醒龙、陈应松等，并附有详细的访谈录，不仅使著作骨肉更加丰满，也显示了作者严谨的学术作风。
三、社团流派研究
社团流派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个人都以一定的群体身份，生活在一定的群体社会中，作家创作不可能脱离其生活的群体和环境。另一方面，社团流派与文学思潮一样，其文学行为不仅包容了各单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时体现了社团流派的共同特征。社团流派的生成和发展除了文学志趣相投之外，通常还伴随着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参与，并影响到社团流派的作家及其创作。因此，社团流派的研究同时伴随着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外部因素，和相应更加宽泛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中国文学史上社团流派形成之早，内容之繁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是重现文学史现场无法绕开的重要线索，也为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重要依据。
转型时期本地区的社团流派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团流派的理论建构，以陈文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为代表。它以丛书形式展示了本地区社团流派研究的较高水平。该丛书对文学社团流派的本体特征及生成、发展、消失之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对若干古代文学流派进行了系列的例证研究；第二，社团流派史的书写，以陈安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为代表，著作对社团流派发展的历史脉络做了清晰的梳理，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下对各时期主要社团流派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评价；第三、社团流派的个案研究，包括陈文新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中的系列流派研究、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等。
（一）社团流派研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2003年11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辖主编陈文新著《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陈顺智著《东晋玄言诗派研究》、石观海著《宫体诗派研究》、余传棚著《唐宋词派研究》、熊礼汇著《明清散文流派论》、陈文新等著《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乔惟德著《神韵派研究》、刘良明等著《近代小说理论批评派研究》诸种。流派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并非首创，此前曾有过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规划过“唐宋诗歌流派研究”的系列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以及一些单行本的文学流派研究专著。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单篇论文更是数不胜数。武汉大学中文系此次老题新做，却有新的用意：“旨在以作家作品研究为基础而又超越作家作品研究，尽可能全面地观照中国古代文学流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系统性和理论深度方面取得进展，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成长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页。）换言之，作者针对目前流派研究系统性和理论性的不足，藉丛书的出版，希望有所扭转。
丛书最大的进步就是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流派问题，集中体现在陈文新的《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当中。全书分三章，分别从统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盟主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流派命名与流派风格三方面展开。流派统系，流派盟主（代表作家），流派风格三个核心元素构成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统摄了整个流派理论的精髓。
（1）流派统系理论
在讨论文学流派的生成时，陈文新认为统系意识的发生是其前提，“每一个文学流派都是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中展开的，对经典的选择是其文学活动的起点。……对经典的选择乃是选择者意志的表达，他经由对经典的选择构成了他自身的传统或统系，并借助于这一统系来指导和促进他的事业。”（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页。）因此，“统系意识标志着一个流派在艺术追求上的主动状态。”（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引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3页。）统系意识源于对经典的选择，经典包括“传统”、“影响”、“典故”和“传统主题”等术语内容。将文学、文学流派置于大的母语环境中来考察其发生过程，找寻其中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一理解思路相对于孤立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流派研究而言，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讨论任何一个文学现象的存在，都应关心当下的具体语境，脱离文学发展语境而孤单地去寻求理论上的逻辑证明，只会导致理论的空虚和思想的乏味。文学流派的发生源于作者统系意识的成熟，换句话说，文学流派的发生是一定时代流派作者们的境遇趋同，不仅是同时代的作者，还包括作者与传统的境遇趋同，这就很好地解释了统系意识的发生根源。
当然，不同流派的统系理论并不一样，理论选择有异是一方面，还与统系自身的建构有关。以诗歌为例，唐诗的统系认同是其前的诗歌创作，而之后又成为后来者的统系标本。这就是统系的循环结构。除此之外，统系理论在横向关系上可以解释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流派差异，民族之间的流派差异，中西文明的流派差异。比方说17世纪以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纷呈，而此时的中国本土却在闹着秦汉派与唐宋派的文统之争，文学领域不可能有自由主义的流派诞生。这就是统系的平行结构。当然，这只是一种封闭的理想假设，随着时代的发展，二者可能会发生交叉。上述有意义的论见，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分析中都客观地体现出来了。
以统系理论为基点，将文学流派放置到流派统系的脉络中进行研究，任何一个流派或统系，只是这条脉络中的一个或几个段落，这就化静态为动态，扩大了研究视阈，让流派有了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不再是无缘之流，无本之木。这是《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重要贡献。
（2）流派盟主与流派风格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提出盟主意识，将流派群体与个体的关系精致化了。它意味着，盟主意识不仅是流派整体对个体的简单辖制，而是由一个盟主统领，在一定的统系理论指引下达到一种创作的趋同。盟主意识强调了盟主的主动和作为状态，也就是承认了盟主在流派产生和流变过程中决定性作用。《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以宋朝江西诗派为例，阐释了以上论断：诗歌至宋已是高峰跌落，但黄庭坚以其个人的创作成就及所开创的作诗法门赢得了声誉与影响力，开创了江西诗派，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派盟主，促成了宋诗的繁荣。这一流派的形成和繁荣与黄庭坚个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导论》的第三章论及流派风格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着重概括了文学风格的基本范畴，并区别了流派风格和风格群的关系，总结揭示了文学流派的基本风貌。风格理论是从作品角度出发的，它与前面两章互为映衬，共同构成作品三元一体的理论架构。
如果说《导论》是一架望远镜，提供了深远的理论视野，那么导论之外的丛书整体则应是一台显微镜。具体论及文学的内部结构，包括流派作家和流派的作品风格，实证了流派理论，也从实践上丰富了《导论》的理论内容。其系统性的理想建构，成为丛书的一大特点。
丛书以系统的流派理论以《导论》打头，后面是对各具体流派的专题研究，对于一套丛书而言，就不再是简单的合计出版，而是共同的理论化实践的努力。它们共同遵循了以下理路：“从整体上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对象、特征、意义及其他相关问题；选择中国文学史上影响较大而学术界又较少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继续研究的文学流派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如诗中的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词中的浙西派、阳羡派、常州派，散文中的台阁派、秦汉派、唐宋派、桐城派、湘乡派，小说中的历史演义、英侠传奇、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从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入手，考察流派与思潮、流派与地域、流派与社团、流派与题材等关系，对其文化含蕴和审美取向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陈文新《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总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页。）首先，从丛书涉及的文体而言，涵盖了诗歌、词、散文、小说、小说理论批评等领域，突破了以前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主要集中在诗歌流派研究领域的局限，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的领域。即使是诗歌流派研究，丛书也是选择前人很少涉及或是没有深入，但在流派史上又确有积极意义的流派，如玄言诗派、宫体诗派、格调派、神韵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