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共时研究主要体现为：《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上篇》从群体本位出发，分析南渡词人群体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他们的学术渊源、生活态度、政治倾向的相近或一致等。在此基础上，他们结成了一个情趣相投的创作群体；《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篇》从本体方向出发，分析了南渡词的心理、情感内涵，包括漂泊者的心态、英雄的苦闷、迁客的信念、失意者的归宿等方面。纵横交错的文学史时空给群体研究制造了一定的难度，但它能最大程度展示文学史群体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做出了尝试，虽然只限于宋南渡词人群体这一个体，但相对今后丰富的文学流派（群体）研究而言，提供了重要参考。
《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多元研究方法，给文学流派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上篇》在探讨南渡词人群体的关系和特征时，作者运用的是历史实证的方法，重视史实的重要性。以李纲研究为例，作者详细考证了他的仕途进退，以及与李光、邓肃、张元干、李弥逊、吕本中、王以宁、赵鼎等人的交往细节，并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对南渡词人群体唱和篇什制作了详细的统计表。作者然后说明，从现存史料看，南渡词人群体中，仅朱敦儒、李清照、陈与义、胡铨四人与李无直接来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实证为基础，说事论理的方法在群体研究中能最大程度发挥史实的说服力，也是一种严谨治学态度的表现。
《中篇》在分析作品的情感特征时，兼用了“知人论世”说、“心解”说、“亲历”说等传统批评方法，同时借助现代心理学、美学等理论方法，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系统地观照某一历史时期的作家作品，最终使得作品的分析生动精彩。第三章“‘旅雁孤云’——漂泊者的心态”论述词人的创作多从其漂泊流离的生活入手，多实证。说明外在环境对作家创作和情感的影响。第四章“‘有奇才，无用处’——英雄的苦闷”谈论当时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压抑对作家及创作的影响，则采用了弗罗伊德心理学理论，将人生的挫折、心理的压抑化为内部挫折和外部挫折两类。并借鉴西方“生命哲学”的观点，认为“‘外部挫折’给个体带来的苦难、悲剧，是‘外加的苦难’；‘内部挫折’所引起的不幸，则是‘选择的苦难’，外加的苦难是社会造成，体现命运无情；选择的苦难则是自我造成，见出意志的力量。”（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作者通过对苏轼的悲剧和南渡词人的比较，作出了精彩论断：“南渡词人的苦难及其人生悲剧则基本上是外加的。他们人生的漂泊流离，绝不是个人意志可以去选择或避免，而是时代、社会所造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命运悲剧；他们壮志难酬、雄图未展，也是来自外部力量的阻碍、压抑，而不是内心的犹疑、性格的软弱而失去机遇。”（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0页。）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篇》将中国历史上三大乱世的漂泊诗词加以比较：“建安时代、安史乱中的诗人，其审美注意力主要是投向外在的社会苦难现实图景，而南渡词人则深入到人的内在心灵世界去把握战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前者重写貌，后者重写心，……在中国诗歌史上，南渡词人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较早地深刻表现出动乱时代流离漂泊者的多种复杂感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出当时时代的心灵史。”（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通过比较的方法，清晰明白的说明了南渡词的新的品质和发展，很有说服力。
方法的多元往往伴随着新的创见出现。著作一个耀眼的闪光点就是“抒情范式”概念的提出。所谓“抒情范式”，是指“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所建立或遵从的一种审美规范、一种惯例性的艺术表现范型。它既包括作品本体上形式法则，也包括创作主体把握，表现外在的现实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世界的方式。”（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同时，作者将唐宋词史归纳为“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等三大抒情范式。在《下篇》中，通过对花间范式与东坡范式各自发展演变的进程的考察，大致勾勒出了晚唐五代至南渡时期词史发展嬗变的轨迹。“抒情范式”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创新，对群体研究具有非常实用的操作性，同时，对于突破“豪放”、“婉约”两分法论宋词的格局，建立一种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和使文学史研究从传统的感性把握走向更趋科学、规范、清晰的理性阐释方面都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总之，宋南渡词坛虽然没有产生苏轼、秦观、周邦彦等大词人，但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无论是在表现主体的内心世界方面，还是在表现客观的自然山水空间和外部社会现实生活方面，南渡词都有深广的拓展。……无疑是唐宋词史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发展阶段。”（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以成功的群体研究实践带来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即文学史不是个别作家和其作品的文学史，而是一个个群体，一个个不断连续更迭的群体的文学史，个别作家包括文学史上那些重要的作家们，都只是群体的一份而已。重视群体的主体地位，还原群体的文学史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2.周晓明著《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研究，无论是对流派史的整理，还是对具体流派个案的认识和分析，均已出现一系列成果，具体到各个研究细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呈现缤纷异彩，周晓明的《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是此领域饶有特色的一部著作。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打破了大多数研究者从单一的文学角度研究流派问题的思维定势，将其置于现代中国多源与多元的文化语境当中来考察，“文化，按其本质或形态，从来就是多源和多元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来自于多源的文化。正是文化的多源性，影响着文化的多元性。反言之，多元的文化的本身，又十分有利于多源文化的选择、吸纳、整合和创造。正是在多元与多源的互动中，创造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文明。”（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页。）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视域当中，《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试图找寻文学与流派发生发展的源流，揭示其互动过程。“文化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流派、社团乃至作家的一个共同倾向；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来看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而过去，我们更多地把文化问题‘约减’为文学问题……因此，现在的文学研究，既需要回到文学，更需要回到文化——向文化方向做现象学式的‘还原’。”（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第1—2页。）20世纪的中国，几乎每个时期和阶段，都可以看到以中国留学族群为实践主体的文化、文学活动。这种活动，不仅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活动的内容，同时对整个现代中国多源与多元文化文学形态品格的生成、整合和演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留学族群和留学文化，理所当然是现代中国文化运动、文化族群乃至文化形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和流派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流。这是《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展开的历史依据。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纵向上把中国留学生运动分为三大阶段：1840年至1911年为发端期，鸦片战争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西力东渐导致了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认认真真地睁眼看世界，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寻求。走向现代的中国留学运动，也从此拉开了序幕。1911年至1937年为扩展期，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旧更替以更加剧烈动荡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连串与现代化过程相关的阵痛中，在异族日益增长的威胁中，中国不得不以更加积极，同时也是更加矛盾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此一时段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加速转型期，也是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的不断扩展期。1937年至1949年为过渡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链接充满变易和动荡，留学运动方面，承接了民国以来全方位“扩展”开放的趋势，同时，伴随八年中日战争以及三年全面内战而经历了多方变异和动荡，最后直接相因于民国时代的终结而终结，取而代之是更具“转折”意味的新中国的留学运动。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横向上把中国留学生分为四大族群：留美群、留日群、留欧群和留苏群。然后，著作依次辨析了各留学群的特点。例如，著作认为，留美族群是中国留学族群中最大的一个族群，形成早，延续长，发展稳定，队伍庞大，是现代中国留美运动乃至现代留美群的一大特点。在群体特征上，留美族群出国时基础扎实，选拔严格；留学中，教育正规，学有所成；回国后，人才辈出，成就斐然。而留日群、留欧群和留苏群则显然不同与留美群，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接着阐明了中国留学运动的意义：“现代中国留学族在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演进中，便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历史文化地位：一方面，他们以留学族群、留学文化自身的多源性，为现代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资源、新的养分和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又以留学族群、留学文化自身的多元性，为现代中国多源文化传统的整合和重建，提供了新的参照框架、新的透视角度和新的文化驱动力。”（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56页。）换言之，中国现代留学族接受了多源性的留学文化，然后参与中国多元化的现代化、世界化与文化化进程当中，扮演不可替代的文化中介和中坚角色。单就“文化化”过程而言，现代中国留学族及其创造的文化、文学不仅本身即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契机、动力和生力军，而且已经成为真正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新的多源与多元民族文化形态和传统的一部分。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的下篇，作者选取新月派为个案进行文化角度的源流式研究。这种研究的意义是：一方面，找到新月派的文化之源，对现代中国留学族群与现代中国文化文学族群之间的“源——元互动”关系做出初步的探索，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新的视域中，为新月派的研究本身，寻求一种新的言说方式。
新月派是由复合留学族群成员为基本成员的社团流派之一。主要成员大多经历了留美或留英的生涯，或至少与英美留学运动、英美留学族群密切相关。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丁西林、陈西滢、林徽因、邵洵美等。从起形成过程看，最早由聚餐会发展到新月社、新月社俱乐部，新月派的产生和活动均比较复杂，《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将其定义为一个带有浓重英美文化色彩的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所谓“新月诗派”，也不过是这个文化族群和文化派别在诗歌领域里的实践和存在。
《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认为，作为一个文化族群，新月派的群体构成基本成员为具有英美留学经历的“文化人”，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或一般的“文学家”，其活动不只于“文学”或“文艺活动”，而是有着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参与。作为一个文化派别，新月派由于其复合性质可称之为美英文化派。在思想取向上信奉持守美英现代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思想或精神；在政治理想、理念、立场、态度乃至行为方面以美英政体、政制为参照或理想模式，持守资产阶级自由派、改良派的立场和态度，并力图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对立中，尤其是左、右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中，保持“中间立场”，充当“第三势力”；在文艺思想上，新月派成员文艺思想的渊源和构成很复杂，有的甚至是互相抵牾，但就新月派整体的文艺倾向而言，在强调“人性”、要求“纯正”、注重“形式”等方面是一致的。
“新月诗派”作为美英留学群体的一个次属文学群体，或一个衍生文学派别，其创作最全面地体现了其置身于中西文化文学交汇地带的文化派别和诗歌派别特征，体现了当时美英留学群至少是一个方面或阶段的诗艺实践及特征。《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分别从新月诗派的思想文化精神、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分析了新月诗派的流派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与美英留学族群或美英文化文学思潮的内在联系。如新月派的个人本位，充分肯定个人的价值，强调自我的实现和自主意识，崇尚个性自由和解放是其诗歌创作的思想基础之一，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与美英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联系。又如在新月诗派在审美倾向上形成情绪与意象并重兼营的特点，新月诗人本来多具有浪漫气质，英美浪漫主义诗歌的偏好与浸染，更强化了他们的浪漫倾向，因此，他们都十分重视情绪、情感在诗歌乃至人生中的位置。徐志摩说自己的诗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是“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闻一多所归纳的诗的“四大元素”中，“幻想、感情”置于首位。他们不仅注重表现情绪，而且十分强调突出抒情主体的审美特征。这恰是新月派诗人强烈的个性、自我意识，特别是自我表现意识的直接表露。在意象表象方面，新月派诗人也受西方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在创作当中一是善于捕捉个人印象，以隐喻的意指方式，使印象转化为诗的意象；一是长于创造奇美的幻象，并通过象征意指方式，使奇美的幻象既富有丰富复杂的个人思想情绪的内涵，又熔铸进“非个人化”的、作为整体现代人对作为整体现代社会的理性考量和反思，带有强烈的现代性因素。新月派诗人们深受英美意象派诗歌影响，同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创造了中国式的现代意象性诗歌。总之，美英留学文化既已成为新月派活动和创作之“源”，在参与国内的文化、文学实际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重要的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