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的时候,韩起祥让秘书在树上折了一根枝条,他当做了探路棍。返回走了一夜山路,天亮到了双合镇,韩起祥一定要在镇上说书。双合镇听说韩起祥来了,就议论起陈年往事,上了岁数的人,说:“韩先生,你听我是谁?”韩起祥说:“你是谁?”他们说:“你再听听。”韩起祥就指着一个一个说:“你是不是白元?”“你是曹希娃吧?”“你一定是艾翠翠!”人们就呀呀地叫起来,说韩起祥没有忘他们。那时节,正是收麦天,强壮劳力上了修桥工地,镇子里满是老人和妇女,韩起祥让秘书极快地给他编了一段词,就给大家弹三弦说起来。新编的词儿是今年的麦子大丰收了,山也变得低,河也变得窄,人民公社的社员从山峁上背着麦捆,一边走一边唱道情。书一说完,一个农民就把韩起祥拉到家里去吃油糕,韩起祥一进了窑,突然说:“这是她家过去的窑。”秘书说:“谁?”韩起祥没再言声。在炕头上,农民说:“你给我家娃娃起个名字吧。”韩起祥说:“是男娃是女娃?”农民说:“男娃,生下来八斤重哩!”韩起祥说:“那就叫延红。”农民说:“延红?”韩起祥说:“延安闹红么。”农民说:“这名字好,你给娃娃掐掐命。”韩起祥不掐,农民就让韩起祥说一段书,说旧书。韩起祥有些生气,说:“我只会说新书!”农民说:“你说的新书不好听。你说背了麦子上山还唱道情,累得气都喘不出来咋唱道情?”韩起祥憋得脸色通红。
下午,韩起祥亲自要去山峁梁上背麦捆子,果然气喘得走不动,他就骂秘书:“皇甫皇甫你写的狗尿段子,你是要毁我的名声嘛!”
以后,韩起祥又恢复他当年同寡妇一起创作《翻身记》的经验,让秘书先写成初稿,他再根据自己的体会,用自己的话说出,让秘书再记录。大桥建好后,延安城里锣鼓喧天闹腾了三天,韩起祥当然想说歌颂延安新面貌的新书,让秘书领着他桥上桥下走了一圈,又让秘书寻了绳吊了筐,他坐在筐里将整个桥壁摸了一遍。韩起祥就想起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前的事,说:“延安是咱自己的,我怎么摸就怎么摸!”到了桥底的河滩,韩起祥却弹了三弦唱起来:
上一回庙来打一回钟
交一回朋友伤一回心
人人都说我和你有呀
说哩笑哩
但没捏一下手
秘书说:“你唱的是啥?”
韩起祥说:“我唱的是旧曲儿。”
秘书说:“你是老三弦战士了,你可不要再唱旧曲儿!”
韩起祥不吭声,闷了一会儿,却说:“《翻身记》后,我再没像样的新书,我要再弄出一本来,要比《翻身记》还要长,还要好!你瞧瞧旧书这词,你要写不出像旧书这么生动的词,我就辞退你!”
秘书说:“我编不出来,你也编不出来。”
韩起祥说:“你说啥?”
秘书再没敢说话。
新书写了三千五十句,但韩起祥不满意。来年的开春,韩起祥和秘书拿着收录机走遍了陕北十二个县进行采风,直到了七月,一头毛驴把他们从佳县送回到延安,毛驴身上驮着两个口袋,口袋里全是录下的民歌、民间传说的磁带盘和秘书的采访笔记。在延河桥上,韩起祥说歇歇,脱了麻鞋换上了皮鞋,说:“领导肯定对我韩起祥有意见了!”秘书说:“咱下乡没花公家一分钱,还有啥意见?”韩起祥说:“咱走了这么长时间,不知北京、省上来过多少人呢。”说罢了,却说:“去尿!”把麻鞋扔到了桥下。
这一回,韩起祥是估计错了,地区的领导没有怪罪韩起祥,甚至连来看望也没有,因为毛主席在北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外地学生涌进了延安,到处是红旗,到处贴的是毛主席的头像和革命造反的标语。秘书已经整整三天在街上看热闹,半夜里回来,韩起祥在屋里喝酒,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后院的煤烧完了,南瓜没了,洋芋没了,床底下存的酒就剩下这一瓶了,你还管不管?!”
秘书说:“造反啦!”
韩起祥说:“造反啦?怎么个造反啦?”
秘书说:“今日地委和行署的领导都游行啦!”
韩起祥愣了半天,说:“我说呢,怎么狗大个人都没到我这儿来?!”
此后的十多天,韩起祥在延安城里到处游走,他没有再带三弦,穿了件宽大的对襟袄,戴着草帽,他用耳朵逮听着街上任何响动,然后再返回家,坐在院墙根的阴凉处。天气很热,院中的树卷了叶,种的韭菜和葱都干枯了,街上腾起的黄土扬过了墙头,落在韩起祥的脸上,汗水又流下来,脸就成了花脸,但韩起祥窝蜷在那里,纹丝不动。秘书在水池边洗了头,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说:“中午吃啥呀,是揪面片呢还是去买些饸饹?”韩起祥说:“随便。”秘书吓了一跳。
“你没有打盹?”秘书说。
“瞎子眼睛老闭着的,都是打盹啦?!”韩起祥恨恨地说。
“你没打盹了好。”秘书说,“我给你打一盆凉水,擦擦脸。”
韩起祥却把他叫住了,说:“我思谋了,这是个运动,凡是来了运动肯定我得去演出,你这几天多写些新段子,准备着。”
秘书写下了许多小段子,一个段子写成个纸条,贴在墙上让韩起祥背诵。韩起祥认为这些词太拗口,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词,背诵了一会儿就烦了,说:“不背这些了,谁要叫我演出,我还是说《翻身记》,前面还是那个开场白,以不变应万变。”正说着,街上有了游行,高音喇叭声传过来,韩起祥说:“你记住,别人这一派那一派,这观点那观点,咱什么派都不入,什么观点都不是!”秘书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灵魂。”韩起祥说:“咱就不要灵魂啦!”秘书关了院门,又在门扇上贴了纸条:院内有狗,小心咬你。
一天,秘书变脸失色地回来,低声说:“不好啦,李建到延安啦!”韩起祥说:“那有什么不好,他还不是来孝敬师傅的?”以前李建来过几次,每次都带烟卷和酒,韩起祥脚上的那双皮鞋也是他买的。秘书说:“李建组织陕北地区的曲艺界人来要打倒你啦,到处都贴了标语,你的名字全倒着写,还打了叉。”韩起祥说:“这不可能,李建要打倒谁也打不到我头上。”
第二天晌午,太阳刚滚下瓦槽,韩起祥在里屋听见院子里的狗叫得很凶,赶出来的时候,几个人站在院墙头上用绳索套住了狗,使劲地扯动两边绳子,狗先还挣扎着,蹄爪抓掉了院墙上的瓦,落在地上摔成粉碎,后来身子蜷起来像一个球,眼球突出,再掉下来,掉下来并没有掉到地上,有两根线牵着,像串着的枣儿。两扇大门被撞开了。
韩起祥被拉上街游斗。延安城出现了最奇特的风景,上百个瞎子全部戴着“造反有理”的红色袖章,每人都有个竹棍儿,竹棍儿前后拉着。这条盲人队伍从延安的几条大街上走过,他们翻着白眼,黑水汗流,高呼:打倒韩起祥!三弦说书要灭亡!
韩起祥最后被关在了延安大戏院里,大戏院里关押了各类的牛鬼蛇神。造反派要韩起祥交代,韩起详就说《翻身记》,因为他的全部经历都在《翻身记》里。造反派不听这些,扇他嘴巴,韩起祥就喊“毛主席万岁”!没人再敢捂他的嘴。韩起祥实在没有罪恶,李建和那些瞎子们就在他家抄东西,把出席各种会议的证件和墙上所有的奖状全扔到院子烧,说:“他怎么就能有这些?!”
此后的韩起祥没再挨打,但他得陪斗,大凡把某个走资派拉出去游街,他就陪着。押在一辆大卡车上的牛鬼蛇神都战战兢兢,韩起祥一上车就扶着车帮瞌睡。他是瞎子,瞌睡了别人看不出来,只是起鼾声,淌流口水。靠近他身边的走资派用脚悄悄踢他,韩起祥醒过来,又瞌睡了。
韩起祥到底被放了出来,却不能再住在原来的院子,搬移到一间破窑洞里。一天晚上,有人敲门,韩起祥听见了,不敢开,光脚下来伏在门扇里听,门缝里就捅进来个木棍儿。韩起祥用手摸了,摸出木棍头上雕刻着一个盘龙,他说:“师兄!”门一开,跌进来一个三角形白光,马步云倒在白光里。韩起祥拉着马步云到了里屋,说:“师兄你狗日的这个时候才来看我!”马步云说:“我要早见你了现在就见不上你了!”韩起祥说:“要不是师傅的这探路棍儿,我真不敢开门的。”马步云已经老了,脸皱得像个核桃,韩起祥摸着他,眼泪就噗嗒噗嗒地掉。马步云说:“啥我都知道了,你跟了我走,咱到无定河边去,要么到内蒙。”韩起祥说:“还用针换人家羊呀?”马步云说:“这年月明眼人能饿死,饿不死瞎子,那里山高皇帝远,还能没咱一碗饭吃?”韩起祥说:“我再不说书了。”马步云说:“不说书了咱要饭么。”韩起祥说:“真的跟你走?”马步云说:“走!”两人就在这一夜消失了。
北京城里终于宣布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运动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秩序,又有北京的重要人物陪同外国元首来延安参观。这些人看过了黄土高原,当然还要看黄土高原上奇特的文化,就问:韩起祥不是在延安吗,让他表演表演三弦说书啊!新一代的地区官员赶忙着人叫韩起祥,才知道韩起祥早不在了延安,至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于是给整个陕北各县打电话查寻韩起祥。有人在无定河边的杨家庄找到了韩起祥,连夜用小车运回延安,连夜在宾馆给他理发,洗澡,换下了长满虱子的破袄,第二天,韩起祥演出了,他说的还是《翻身记》。
延安的新领导又安排韩起祥回住到原先的院子,原来的秘书仍然作韩起祥的秘书,并且叮咛办公室主任定期去看望韩起祥,及时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办公室主任在墙上贴了接待工作条例。条例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