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毅、赵舒翘等人的影响下，慈禧太后以为义和团确有“神功”，于是下决心招抚义和团。有了朝廷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排外情绪高涨，不仅屠杀传教士和教民，而且连与洋人有关的铁路、电灯、电线等亦在捣毁之列。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要求清廷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传教士和教民的安全，否则，就组成联军，再次侵华。到了这个时候，问题从对义和团的“剿抚之争”转变成了对西方列强的“和战之争”，内政转化成了外交。是剿灭义和团以换取国际和平，还是依靠义和团向西方列强宣战，朝廷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事关重大，清廷连续举行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战与和的问题。在会议上，主和派与主战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和的大臣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他们主张镇压义和团，缓和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主战的大臣有刚毅、载漪、徐桐等，他们支持义和团，主张对外宣战，攻打使馆。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明确表示要向“万国”开战，可她又说：“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内阁学士联元坦率地说：“如与各国宣战，恐将来洋兵杀入京城，必致鸡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变色，说：“这说的是什么话？！”光绪皇帝知道万不可与西方列强开战，但慑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说，想借“通洋务”的大臣许景澄之口说动慈禧。他从座位上下来，拉着许景澄的手说：“许景澄，你是出过外洋的，又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都知道，这能战与否，你明白告诉我。”
许景澄说：“闹教堂伤害教士的交涉，向来办过的，如若伤害使臣，毁灭使馆，则情节异常重大，国际交涉上罕有此种成案，不能不格外审慎。”
光绪皇帝听了这番话，悲从中来，拉着许景澄的手痛哭，许景澄也随之涕泣。慈禧太后见此情形，厉声呵斥：“这算什么体统？！”
最后，慈禧太后还是决定向西方各国开战。做出开战的决定后，慈禧太后对主和派官员进行“问责”。在1900年7月28日和8月11日，慈禧太后分别将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人处死。
开战之后，义和团的“神功”当然不敌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长驱直入，于8月14日攻陷了北京城。这时，慈禧太后才知“拳民不足恃”，只好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
在向西逃亡的途中，慈禧太后开始设法与西方列强议和。为了表达议和的诚意，朝廷连续下诏，剿灭义和团。剿灭义和团的同时，曾经支持义和团、主张开战的官员也遭到了慈禧太后的“问责”：载勋、赵舒翘、毓贤、启秀、徐承煜、英年等人均被处死，刚毅本应斩立决，因病故而得免，徐桐因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之际自尽而得免，其余因主战而获罪的官员还有一百多人。
在剿灭义和团、惩办主战大臣、签订屈辱条约之后，清廷与西方列强议和成功，慈禧太后得以重返京城。面对国家的这次劫难，慈禧太后把她自己本该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她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他们实在死有余辜。”在此基调下所发的上谕也把责任完全推给了“诸王大臣”：“……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
平心而论，刚毅、赵舒翘等人在“庚子之变”中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真正“问责”，慈禧太后无疑要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当时，朝廷上虽有刚毅等人主战，但也有许景澄等大臣客观、冷静地分析局势，指出了向西方列强开战的灾难性后果。可是，慈禧太后不但不听取正确意见，反而处死了许景澄等五位主和的大臣。慈禧太后在“庚子之变”中两次“问责”，两次大开杀戒，主和派和主战派均成了她的刀下之鬼。可是，她却恰恰漏掉了最该承担责任的人——自己，这样的“问责”充分地暴露了独裁者的无耻。
继续追问，主战派也好，主和派也罢，这些大臣都不过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他们的人生悲剧实际上正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封建专制体系下，最高统治者永远“圣明”，所以，明明是“圣上”（有时也会是太后）犯下的错误，后果却要由“臣子”来承担。这样的君臣关系在歌舞升平的时期还能对付，但若遇到大事，赶到非常时期，就会将“臣子”置于两难的境地——若坚持说真话，就会触怒龙颜，有被杀头的危险；若曲意逢迎，揣摩着主子的心思说话，一旦铸成大错，自己也会成为替罪羊，也有被杀头的危险。可见，封建专制体制之下，即便是王公大臣，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窘境恰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种专制制度的罪恶。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9期
人安为宝
王春瑜
据明人都印的《三余赘笔》、董谷的《碧里杂存》等史籍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创建明王朝之后，每天黄昏派专人在道路上一边敲本铎（指木舌的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一边高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等几句话。以提醒行人。五更时则派专人在谯接（古时建筑在城门上用以瞭望的楼）上一边吹着“长鸣曼声激昂”的古老乐器——“画角”，一边高唱“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筝九句歌曲，以告诫臣僚百姓。就后者而言，通称为“画角吹难”。
你看，朱元璋又是派人连敲未铎，又是“画角吹难”，那股认真劲，俨然佛寺里的晨钟暮鼓。其目的是什么？董各说得好：“无非欲其谨始慎终，居安思危，而免颠沛之苦。”一言以蔽之：希望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不要再动荡。
其实，“画角吹难”时高唱的那九句歌词。“著作权”并不属于朱元璋，据都印以及著《事物考》的王三聘考察：“相传为曹子建作。”来源可谓久矣。看来，在中国古代地主阶级政治家中——我说的是政治家，而不是一味骄奢淫逸、醉生梦死的糊涂虫——恐怕没有一个不懂得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的重要性。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卷一记载，甚至就连北宋仁宗赵祯那样并不高明的皇帝。也懂得安定的政治局面，比起他的那根被某些侍臣视为奇宝的玉带更宝贵，说：宝带不可贵，“中国以人安为宝”。
人们常常称道唐初“贞观之治”那样的太平盛世。其实。不但这类盛世的重要表征是“人安”，也就是人民的生活比较安定：更重要的是，正是人民安定下来，有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才能导致“国泰民安”，出现封建经济发展、政治比较清明的繁荣局面。不难想见，如果唐太宗李世民不注意调节地主阶级内部之间的关系。懂得在领导集团中“上下相亲”对治国的重要性；不注意吸取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从而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措施。使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缓和下来，让生产得以恢复发展，那么，安定的政治局面就不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唐初盛世根本就无从谈起。
纵观历史，凡是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之日，就是天下将乱或大乱之时。北宋中叶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日趋腐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安定的政治局面破坏殆尽，北宋王朝终于寿终正寝。如果说，宋仁宗这个皇帝虽然也够窝囊，但毕竟懂得“人安为宝”，那么，仁宗之后的几代君主，甚至包括南宋的某些皇帝、大臣，实际上是江河日下，视“人安为宝”为敝帚。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年间，对外屈膝，“括金赂虏”，以至于皇帝下令“群臣服金带者，权以通犀带易之”。大臣们的金腰带也保不住了，这不能不是个莫大的历史讽刺。如果此时的君臣，还能想起宋仁宗不以玉带为宝，而以“人安为宝”的祖训，真不知作何感想！
国破家亡。百姓首当其冲。北宋的亡国。南宋在残山剩水间苟且偷安的结果，最苦的当然是人民。据南宋庄季裕《鸡肋编》栽：当时的“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以致人吃人。“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更为惨绝人寰的是。将人肉制成腊肉，以作军粮。呼老瘦男子之肉为“烧把火”，年轻妇女之肉为“不羡羊”。小孩之肉为“和骨烂”；而通称之为“两脚羊”。庄季裕写到这里，曾义愤填膺地说：“杜少陵（按：即杜甫）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我想。就是八百年后夸天的我们，展卷读之，也不免掩卷长叹！
毫无疑问。不管是朱元璋的“画角吹难”，还是宋仁宗的“人安为宝”，其阶级本质，是十分明显的：维持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虽然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本质来看，“长治欠安”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封建社会，在相对安定或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下，对人民群众来说。所受的欺凌、压榨，毕竟比每一个安定局面被破坏的王朝的末年要轻一些，至少还没有沦为“两脚羊”；透过从五代时就发出的“离乱人不及太平犬”的沉重叹息，我们可以充分看出。人民是多么向往长久的安定局面。
俱往矣，古人何足道哉！但是，重听朱元璋辈为了“人安为宝”、保持安定政治局面而敲的木铎声以及长鸣的号角声，回味“创业难，守成又难”的歌词，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还是不难从中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的。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