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队腐败不止这些招数，只要可以腐败，那就几乎没有“禁区”，能腐尽腐，无腐不腐，把能够腐败的路径全部挖掘出来。比如后勤保障这块，也猛贪，营房建设是块肥肉，那就猛吃“唐僧肉”吧，打的预算是“每间营房价六金”，实际用在建设上的钱是多少呢？“不五六钱”，其中利润空间有多大？喂马的草料，看来没多少可贪吧，可是也是照贪不误，鹭鸶腿上也刮精肉，“马料，十扣其半。”盔甲是士兵作战的保命所在，也是偷工减料，致使“中不掩心，下不遮脐，叶多不坚，袖长压臂，全不合式。”为了多贪钱“以夸于人”，哪里管战士之死之活？作战的武器呢？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不过数十步而已。刀尤短小，亦无锋。”这样的武器能干什么用呢？说到武器，清朝末年倒是全部继承了明朝的腐败方式了的，清末北洋水军，那舰艇是号称“世界第一”的，可是呢，年年拨了无数款来购买弹药，到与日本开仗的时候，却只有几发生锈了的、打不响的炮弹，这就让小日本这“小蛇”活生生地吞了大中国这“大象”。
军队，一般而言，是封闭运行的，他们的腐败既不向社会公布，也不大与社会紧密联系，所以社会对其腐败没多大的“直接感觉”，不太“知悉”的。如今想来，明朝军队的腐败，实在是透顶了，所以才有这般记述，让我们看出其腐败的冰山一角。
在明朝的军队如此腐败的时候，努尔哈赤起兵了，李自成也起兵了。我暂时没看到努尔哈赤军队里的“反腐败资料”，不知道其军队反腐是什么情况，不敢妄议，想来是特别严格的吧；李自成呢，起兵之初，“反腐败工作”是抓得特别紧的，“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所以，李自成反明，曾经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但是呢，后来一到北京，建立了政权，应该说，他的政权还是“军国政府”，远不是“文国政府”吧，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没资格腐败的，但他腐败了，军队一入北京就腐败了，这军队一腐败，也就没救了，立即让政权土崩瓦解。李自成军队不腐败，一队土包子把正规军打了个屁滚尿流，李自成军队一腐败，马上就被不腐败的13副铠甲起义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报应是如此丝毫不爽，大概是吏之腐败，病在肌肤，官之腐败，病在肠胃，而军队一腐败，则在骨髓，司命之所属，谁也奈何不了吧。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7月3日
康有为的背景与前台
摩 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候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心中想的，和手头做的，往往很不一样。康有为1894年写《大同书》的时候，还是36岁的青年，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书生。《大同书》历数人类的诸般苦难和社会的种种罪恶，提出了建设一个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乐园的伟大理想。康有为的确是一个哀愍众生的贤哲，颇具宗教家之情怀，热衷于为人类寻找排除苦难、享有幸福的最终社会保障，这一点跟马克思和许多乌托邦思想家一脉相承。《大同书》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构想，很具想象力。如果康有为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这一主题，那么也许可以像欧洲《乌托邦》、《太阳城》等等乌托邦著作一样，获得比较广泛的读者，产生巨大影响。书中可贵的发明和祈愿很多，比如妇女解放、奴隶解放、取消国界、取消阶级、政府议会化、取消政治首领等等。
可是康有为写完之后并没有致力于传播和推广这些思想。与此相反，他的这部著作秘不示人，仅给两位得意门生——其中一位是梁启超——看过，然后就将它藏在箱底，从此不提。他的精力从此投注到对现实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上，逐步形成君主立宪、变法图强的思想。在往后的几年中，他凭借时势的力量和光绪皇帝的支持，迅速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演出了一幕提倡宪政、弘扬民权、再造中国的伟大变法运动。那时候光绪皇帝亲自向他垂询救国方略，俨然把他看作变法图强大业的总设计师。
这真正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理想追求和现实选择的差距如此之大，很不一样。就康有为而言，立宪变法是他投入历史实践的内容，大同理想是他的思想背景，也是他的动力源头。心中的理想当然是越高远越好，那往往具有非常超前、非常彻底、非常圣洁的气质；而前台的努力却是越脚踏实地越好，这往往充满了妥协、焦虑、萎缩、交易、屈服，有时候甚至把自己弄得很不光彩。比如在康有为申述理想的《大同书》中，不但没有皇帝的位置，甚至连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也没有，这么彻底的改天换地哪是满族皇室所能容忍的，恐怕信奉现代民主政治的政治家也不会容忍之。可是在康有为施之于现实的变法方案中，其目标仅是建立一个具有民主性质的内阁，内阁之上还赫然保留着皇帝和皇室的地位。这在革命者看来，这种“自相矛盾”实在太窝囊、太迂腐、太反动了。
康有为的理想和现实选择的确差距很大，但是不可将此看作人格分裂，因为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大同书》是对孔子、柏拉图等世世代代中外圣徒的社会理想之系统表达，也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这些伟大人物从事政治改革的思想背景。正是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为他们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康有为的选择颇类于孔子。孔子的理想是大同，但是他一辈子都在为实现“小康”而奔波，他所推行的“礼制”就是为了给“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至于心中的理想，一直被孔子推到了十分遥远的背景上，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理想。
在今人的心中，孔子形象主要并不跟“大同”连在一起，而是跟“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同样，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基本上不为人知，他的形象主要是跟“变法”运动连在一起。康有为的《大同书》，直到他逝世（1927年）多年之后，才于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时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可谓五花八门、五彩缤纷。越是激进的思想越是拥有追随者，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已经演绎过好几次高潮，成为万众瞩目的主流。改良思想和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早就遭到嘲弄和唾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康有为更是身负腐儒、保皇派、保孔派、反动派的罪名长达几十年。这个时候出版他的思想著作，还有谁会予以关注呢？
最近20年，学术界对康有为和他的戊戌变法运动，似乎评价越来越低。当我到书店寻找康有为的主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日本变政考》，竟然一本也找不到。一代巨人，就这样被今天的时代遗忘了。
然而，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宪政治国思想，是那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良方。他为中国之政治改造而冒死冲锋陷阵，堪称宪政先驱。无论他日后的思想多么地不宜于时尚主流，无论他的私德是否具有严重缺陷（当下常有人指责其私德），都不会影响他作为一代圣徒的形象。
比康有为晚一代的仁人志士，在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将力量集中于思想文化的改造，也许只是避重就轻之举。这就像是把本来应该作为背景的东西，冒冒失失地推到前台来，而本来应该扎扎实实稳居前台的内容，却被推到了遥远的背景之中。“五四”一代将文化的力量置于制度的力量之上，正犹如前台与背景的错位。而我们这几代读书人，正是喝“五四”的奶汁长大的，我们对这种错位，可能长期以来浑然不觉。
当今中国，需要找回康有为，集中力量解决制度变革的问题。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8日
慈禧太后的“问责”
郑连根
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清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态度暧昧，听任地方官员自行处置。这样，官员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看到“拳民不足恃”，主张剿灭，一派则看到“拳民”的排外情绪可为朝廷所用，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外国列强。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势力坐大，逼近京津，朝廷再也不能漠然置之了。这个时候，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依然拿不定主意，她既不知传说中拳民的“神功”是真是假，也不知这股来自民间的力量能否为己所用。于是，慈禧太后派赵舒翘、刚毅等大臣前往涿州“考察”，打探义和团的虚实。考察后，刚毅力陈“拳民可恃”。赵舒翘虽看出义和团所谓的“神功”是假的，可是，他是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不想得罪实权派人物刚毅，所以就在给慈禧太后的报告中含糊其辞，不明确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