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必须克服祖宗崇拜
杨天石
解放思想的口号喊了多少年了，看来还要继续喊下去，很正确，很必要。然而问题是，必须了解束缚我们思想的绳索在何处？“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倘使没有各种有形、无形的绳索在捆绑我们的思想，何用年年、月月喊“解放思想”？
那么，束缚我们思想的绳索在何处呢？我以为，其一就在于祖宗崇拜。
老祖宗是前人，是先驱，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是某种学说、思想、境界的开创者。我们今天的事业是在祖宗留下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今天的思考，也是在祖宗提供的思想文化积累之上进行的。没有祖宗，哪有今天的我们？哪有今天的思想与文化？因此，对祖宗要尊敬，要学习，要继承，这是自然的；但是，千万不可迷信，不可神化。老祖宗的话里可能有跨越某个特定时代的永恒性的真理，但也有不少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言，并不“置之四海而皆准，传之百世而不惑”，甚至，其中也可能有片面性，有错误甚至大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不可能有“句句是真理”的圣人、神人。因此，对老祖宗的思想言论，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那些具有永恒真理性质的部分，要学习、继承；那些因时、因地而发的部分，要与时俱进，随地而异。情况变了，时代变了，地点变了，人们的思想就要跟着变化。至于那些有片面性以至错误的部分，则要修正、补充，甚至舍弃。以为老祖宗的话句句是真理，不能讨论，不能批评，不能变通，不能修改，不能发展、超越，那就叫迷信，那就叫束缚。古之中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非孔子所言不敢言，不能言，不许言，倘有逾越，即为“非圣无法”；后之中国，以领袖之是非为是非，非领袖之言不敢言，不能言，不许言，否则即“共讨之”，“共诛之”。这种情况，自然人人小心翼翼，规行矩步，何有思想解放？何能思想解放？没有思想解放，又何来新突破、新进展？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回忆这30年的历程，哪一步离得开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的事业，思想解放也是亿万人的事业。改革开放的领头人、设计师，思想固然要解放；亿万群众作为改革的参加者，思想也要解放。多年的经验告诉人们，领头人、设计师的思想解放尚易，亿万普通群众的思想解放甚难。你想说点什么不见于祖传经典的话吗？有时真比登天还难。因此，倘要思想解放，则必须广开言路，保障每一个公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思想、言论自由，真正形成“百家争鸣”、议论风生的局面。窃以为，除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外，还必须辅之以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果一边高声呼吁思想解放，一面却以各种办法去“堵”，去“卡”，去“禁”，藉以防止“异端”，防止“杂音”，又何能真正解放思想？
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总理接受中外记者访问，谈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突破，必须解放思想时，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改革名言，其中有一句“祖宗不足法”。窃以为，有深意在焉。“祖宗不足法”者，并非说不要祖宗，不敬祖宗，而是说不能照搬祖宗，泥守祖宗。今昔异势，祖宗所言不足以完全解决今天的问题。我们总要立足现实，研究新情况，提出新观点、新理论。不能事事以祖宗为法，不能句句都要从祖宗的本本里面找根据；要允许以平等的态度和祖宗争鸣、辩论，允许说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更要允许人们纠正祖宗说错了的话。
中国人的祖宗崇拜由来已久，中国人反对祖宗崇拜也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五四时期反对孔教，高喊“打孔家店”，就是反对崇拜本国祖宗。延安整风时期，反对“言必称希腊”，则是反对崇拜外国祖宗。然而，祖宗崇拜很顽强。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总没有摆脱它的阴影。其故何在，值得三思。
祖宗，是财富也是包袱；要解放思想，必须正确对待祖宗。不敬祖宗，呵佛骂祖，大谬；崇拜祖宗，将祖宗作为绳索，束缚思想，禁锢思考，更谬。《国际歌》有云：“让思想冲破牢笼”。我们高唱这首歌，历有年矣，似乎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它的意义，并且认真实行的时候了。
《同舟共进》2008年第6期
“教室里抢银行”只是思想自由
熊培云
“神啊，教我怎样才能成功打劫银行吧！”有大学生这样更改QQ签名。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广州某大学的课堂上，最近有老师和学生“紧锣密鼓”地商讨如何“打劫银行”，并拟定“计划书”。
当然，这只是学生们在学习了撰写企业计划书的理论后，任课老师给他们布置的课堂作业——写一份“打劫银行”的企划书。
今日中国，试验如此“大逆不道”的教学方式，后果可想而知。难怪新闻一出来，许多评论者立即举起了道德的狼牙棒，称教师“恶搞”现代教育，甚至断定如此“诲淫诲盗”只会教坏了孩子，使他们在象牙塔里便学会了男盗女娼。
对于这些劈头盖脸的指责，我宁愿相信那位教师的解释：一切只是为了锻炼文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人力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由于大学生都已成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判断力，不会轻易盲从和模仿，因此并不存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至于是否如这位教师所说“学习了国外的教育方式”，是否借鉴了哈佛商学院的独门秘笈，倒在其次。
那些板着脸生活的人时常对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兵荒马乱”痛心不已。其实，近三十年中国社会与心灵的成长，就是在一片片混乱之中破土而出的。只不过，有的人只看到了交媾，却未看见孕育，并由此断定这是一个肮脏的时代。如果我们能够学着用一种积极的态度看问题，就不难发现，“打劫银行”的教案能出现在今日中国课堂，便已经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细心者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到“思想解放”的影子。毕竟，该教案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人们对银行与打劫银行的理解。
在“国家压倒社会”的年代里，我们已经听够了有关银行或者信用社的职工浴血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故事。与此相反，在那些重视人权尤其是公民生命权的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通常只会让职员相机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歹徒，而不是以“保卫国家财产”为名鼓励甚至恫吓职员迎着抢匪的枪口上。毕竟，这不是“慷慨赴国难”的时节，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比银行里的钱财重要得多。众所周知，钱被抢走了照样会进入流通领域，更不会对社会构成致命影响。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失去了，他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我说，贪生怕死也是一项基本人权。
显然，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同样适用于“许霆案”。为什么当英国居民可以排着长队集体去吃“问题取款机”的豆腐时，东方青年许霆却因为相同的错误在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在二审时许霆竟辩称自己是为了“保卫国家财产”。对于这个惊魂未定的年轻人来说，仿佛只有言明自己效忠国家（财产），才能免予国家（机器）的处罚。
应该说，正是“国家至上”、“国民当为国家献身”等观念的影响，使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当作国家象征而“圣化”。爱看电影的朋友会知道，世界上抢银行的电影多如牛毛，但在中国却难寻踪迹。除了一些我忘记内容的宣传“勇斗歹徒”的社会纪实外，我一时能记起的似乎只有《绿帽子》里的一小段枪声和《任逍遥》里“好歹你也拿个打火机啊！”式的嘲讽。
正如开拍有“抢银行”情节的电影不是为了教唆观众去犯罪，让学生写份“打劫银行”的策划案也不是希望学生有朝一日成为“雌雄大盗”。若能承认这是一种创作自由或思想自由，人们又有什么理由批判师生们“在教室里抢银行”？毕竟，心智健全者不会在看了部电影或写份策划书后抢银行，心智不健全者即使不看电影、不写策划案也可能会冲进银行。当然，其目的可能只是抢夺银行职员内裤上的皮筋，好做成弹弓打别人家的玻璃。
没有思维的乐趣的课堂，只会是死气沉沉的课堂。脱去道德上的虚伪指责，不难发现，“打劫银行”只是为学生提供了一种思维训练。在我看来，如今“中国制造”多而“中国创造”少，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学生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多是记忆之学，而非思维之学。
就像写小说或者电影剧本，“教室里抢银行”既非师生一起抢银行的事实判断，也非价值判断，对于参与其中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他们共同完成的不过是合理的想象与逻辑推演。而这种训练对思维是有益的。谁又能否定，像阿尔？帕西诺的《热天午后》、伍迪？艾伦的《业余小偷》、北野武的《花火》、汤姆？汉克斯的《毁灭之路》等优秀影片，不都包含着一份“打劫银行策划案”？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22日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界线
邵 建
今年4月份以来围绕奥运火炬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国人对这些事件的剧烈反应在各种媒体上被统称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或许，这两个概念在很多人那里庶几一回事，但在现代社会，它们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混淆，容易产生一些价值误区。
国家是一个行政区划，正如民族是一种血缘纽结。两者会有很大程度上的复合，特别对那些古老的单一民族（比如日本的大和民族）来说，国家和民族很容易被当作一回事。但，对那些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来说，比如中国、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就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两个。如果一味声称“民族国家”，那就要问这个国家是哪个民族的？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回答，其他民族事实上就已经边缘化了，它们在这个国家中找不到主体感。至于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你说它以哪个民族为标志？民族问题不是不存在，但这个国家在理念上一直试图消泯民族界线，比如美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称为“大熔炉”，即民族熔炉，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努力。在现代社会，移民是一种用脚投票的趋势，即使是单一民族国家，它的国家构成也都处在不断改变之中。任何一个国家，本民族和外来民族如果真正能彼此互熔，才算平等。
鉴于国家与民族的不同，我愿意在这里伸张爱国主义而不愿意伸张民族主义；就像我必要指出，这次海外华人在西方国家各大城市的抵制活动，对其中那些已经获得其他国籍的人来说，他们的抵制不是像他们所说是爱国的，而是民族的。如果说爱国，他首先应该爱他国籍所在的国家，否则你入籍干什么。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是个开放的概念，它可以接纳不同民族的人，民族则是一个封闭的概念，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便是一种注定。强调国家淡化民族，并非取消爱民族，而是要警惕民族主义。毕竟近代以来，因民族冲突而导致人类灾难，这样的事件已经太多，日耳曼人的“纳粹”即“民族社会主义”甚至导致了一场世界大战。
也正是汲取了包括二战在内的教训，作为日耳曼人的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宪政爱国主义”的主张，这是爱国主义的现代形态，是爱国所以爱国的首要标准，也是本文所主张的爱国主义指向。在哈贝马斯看来，由民族不同导致文化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是一种多元状态，它得以维系的基础不应是民族（这个概念具有排他性），而应是以宪政为基础的国家。因为宪政具有契约性，它不但保护不同民族，甚至直接落实到这个国家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其实，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早在中国的胡适之身上就有过体现。我在去年的《“血”的爱国，还是“制度爱国”》中就指出：胡适留学时曾表示“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虽然两个都是总统，但他们的符号意义不一样。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袁世凯”更多是族别符号，“威尔逊”则是制度符号。胡适的选择，用民族主义的眼光来看是大逆不道，他显然超越了他自己出生的那个族别，因为他把制度放在了族别之上。我个人把胡适的爱国称之为“制度爱国”。制度爱国和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异名同质，但胡适这一思想却远早于哈贝马斯。
本文弘扬的爱国主义是“制度爱国”，它是对“民族爱国”的提升。不妨请注意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它们的不同，可以通过一个美国故事来表征。这是太原一位朋友在我家讲给我听的，坐在沙发上的我当时就很动容。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一早，不少白种美国人不约而同地来到当地清真寺。他们干什么，是要找穆斯林算账吗？如果要算账，也未必没有理由。但他们不是来算账，而是担心有些白种同胞会来算账，因此他们是来保护清真寺，以免它们受冲击。如果这个故事感人，那么，由它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相当陌生。这个美式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而是制度爱国。因为（宪政）制度是保障每个人的。你如果爱国，就爱这个国家中的每个人吧，哪怕他和你不是一个民族，甚至包括你现在受到伤害。可以看到的是，保卫清真寺，是这些美国人对保卫每个人的制度的赞助。这种制度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它不但提升了它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提升了那个国家中的这个民族的形象。
原载《珠江晚报》2008年5月6日
控制行政成本须从约束权力入手
吴文鹰
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论述建设节约型机关的文章。文章指出，无论从财政支出分析，还是从实际现象观察，当前党政机关在整体上存在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人、楼、车、钱、能5个方面。（见昨日中国新闻网）党政机关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人人都清楚，个个都明白。只不过，该文从人、楼、车、钱、能5个方面来谈，更简明扼要，清晰易懂而已。譬如，文章说——人员上，“吃饭财政”的人数逐年增加，比例偏高，不少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基建上，超标准建设楼堂馆所屡禁不止。某地方煤矿管理局，编制内只有10人，却建造了建筑面积2557平方米的办公楼，人均255。7平方米，平均一人半层楼；用车上，公车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用钱上，公款消费开支增大；能耗上，全国党政机关能源消费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7％左右，接近全国8亿农村人口生活用电水平。
其实，早在2005年的“两会”上，就有委员指出，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另据介绍，拿我国2006年预算内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18。73％这一比例去比较，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以及美国的9。9％——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一则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目前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堪称史无前例。然而，如此庞大的机构和高昂的行政成本并没有让老百姓满意，居民对政府部门感到不满的原因当中，“办事拖拉”仍然排在首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依然普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