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发明、始皇帝批准的“以吏为师”，目的是在借此保持思想的纯正，一有异端，即予铲除。但难处是在思想的对错很难用一把固定的尺子量度。新思想几乎都是突破了旧有的法度律令才能产生，所以在刻板的官吏眼中，新思想就都成了应当铲除的异端。“以吏为师”的结果，势必走向扼杀一切新思想而使思想界同归沉寂。
李斯梦以整肃他人的“尺子”，很快就量到了自己头上。他因得不到秦二世的欢心，一切言谈也都成了应予铲除的异端。当他父子将被腰斩于咸阳的时候，才醒悟到牵着黄狗、擎着苍鹰出老家上蔡东门追逐狡兔的日子，已是再也不能的了——“以吏为师”呀！
十
今天的时代是需要继续解放思想的时代。众彩纷呈才是思想界繁荣的景象。只有思想的繁荣，才会有杰出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理论著作出现。思想的正误不宜匆促便下结论，不宜由官员断下结论，更不宜凭官阶大小分配决定对错的权力。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在论辩中，才能日益丰富、日益完善，日益趋近于真理。官吏对于思想发展的职责，应当定位在为活跃思想、繁荣学术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条件，而不是充当裁决的判官。把思想的正误或不足，交由学术界讨论，交由实践检验，交由时间考验，恐怕是更聪明、更睿智的办法。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9期
“联省自治”曾是知识分子共识
傅国涌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中，许多不同派别的杂志，包括《民国》、《甲寅》、《中华》等不约而同地倡导起联邦思想来，戴季陶、章士钊、张东荪、丁佛言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这些声音随着袁在1916年6月的猝死而暂时停息，这一波对联邦制的呼唤还只是小范围的。
到了1920年后，“联省自治”论突然高涨，《时事新报》、《改造杂志》、《太平洋杂志》、《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联省自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许多名流包括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都站到了这一行列中。李剑农等人办的《太平洋杂志》尤其是排头兵，李本人一连写了三篇《论民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倡导“联省自治”。北大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人还联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一整套有关“联省自治”的具体方案。当时新崛起的军阀吴佩孚是武力统一的信徒，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反驳吴氏的文章：“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
在晚清督抚时代，地方主义已是既成事实，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强化了这一趋势。民国初年，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一直存有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产生“联省自治”论不是偶然的。“湘人治湘”、“甘人治甘”、“浙人治浙”等口号接踵喊出。各省社会团体争自治的通电、各省代表请愿要求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斥着当时的报纸版面。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十三个省市区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也在北京出现了。另一个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等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诞生了。上海还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鼓吹地方自治的刊物《新湖北》、《新安徽》、《新浙江》、《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等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湖南从1920年起，报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至少有30多个团体积极参与，推动自制省宪，青年毛泽东当年也曾喊出“湖南共和国”的口号。杭州在1921年召开浙江宪法期成会，响应湖南。在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杭州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各律师公会、报界公会，以及各县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县议会的支持下，有声望的律师阮性存发起成立了民间的浙江省宪期成会、省宪促进会及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
这些可以看作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各地军阀只是利用了这面旗帜，旗帜本身并不是军阀率先打出来的。对此，记者出身的史家陶菊隐说，“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以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为目的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这个口号之所以得到民间相当程度的支持，有许多原因，一是人心思安，人们普遍渴望摆脱战乱的心理；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自信心增强，许多人主张通过各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来消除内战；三是大家对南北统一不再抱有希望，不相信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南方，也不相信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北方。对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热情最高的是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军阀最初处于被动。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2007年第23期
以“空投柏林”的意志战胜雪灾
鄢烈山
雪灾仍在全国十多个省区肆虐，以湖南境内和广东北部交通阻断、返乡农民工受困，以及贵州凯里地区断电断水持续半个多月成为冰城的地方最为严重。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当前雨雪冰冻灾情，部署保障群众生产生活这项“当前最紧迫任务”，这足以表明局势之严重和关系之重大。
本文不打算检讨这种危机产生的各种因由，也不拟提出具体的抗灾建议。但有我一个与此有关的提议：中央电视台一套及各地电视台尽快播出《空投柏林》这部带纪实性的电影，它肯定比江泽民同志当年提议大家看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更贴近应对雪灾的现实。虽然《泰坦尼克号》也是一部表现危机猝临之时人们如何应对的电影，毕竟所讲的只是一条船上的事，远比不上“空投柏林”所描述的历史事件重大，关系德国的命运和世界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个阵营的对抗，除了我们熟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样的“热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冷战”。冷、热之间则有“战争边缘”对抗（中国俗语叫“赌狠”、“叫板”；美国人叫比“小鸡”什么的）。
《空投柏林》（Berlinaktuell，我不知是英文还是德文，据介绍影片是德国人拍的）讲的就是一场采用“战争边缘”策略的美苏对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属于同一性质。这场危机发生的1948年6月，柏林仍是美英法与苏联分区占领。斯大林想逼走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独占柏林，进而控制全德，改写世界格局。突然下令利用苏联占领军的优势，切断通往柏林西区的所有关卡、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逼迫西柏林占领军退出、西柏林市民就范。白宫一时手足无措，杜鲁门总统和他的主要阁员、顾问们研究了48小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应对。因为苏方采取封关措施并没有违反国际法，雅尔塔协议和分区占领的相关规定根本没有预计到这种事发生时如何处置的相应条款；而杜鲁门又不想为此对苏联宣战，以1万美军与30万苏军决一死战。
驻德美军四星将军克雷，断然决定采取空投物资的方式供给柏林。手下的两星将军劝阻他说，这应由华盛顿决策，您不能越权。克雷不为所动：我们不是等他们研究了48小时吗？提到军纪处分，他调侃道“我已是四星了，你才两星”，意谓降级也没什么！华盛顿的总统幕僚得知后，指责克雷不知自己是谁，并提出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空投供给有250万人口的西柏林，在技术上根本是不可能的。杜鲁门表态了：“我们对专家的判断不表示怀疑；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正是我们的强项。”
做这个空投决定时是夏天。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飞机一架接一架如大街上的汽车流，但机场起降跑道有限，而且飞机有航线却无硬路面，速度也不能像汽车一样控制，随时可能发生飞机相撞。事实上也发生了好多起飞机相撞事故，牺牲了一些优秀飞行员。运输机不够可以让麦克阿瑟将军顾全大局从他的战区抽调支援，飞行员损失可是令全体美国军民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得到技术上的解决，又出现苏军战斗机在航线近侧的骚扰和威胁。指挥空投的特纳尔将军代表驻德美军与苏军代表交涉，最后以个人名义表示不惜一战直至拿原子弹惩罚违反协议的苏军挑衅行为。
但是更大问题是寒冬降临，斯大林也指望像当年冰雪严寒帮俄苏打败拿破仑、希特勒一样帮苏联的忙。雪雾天气使飞机运输更危险，苏方切断来自郊区的煤炭电力供应使西柏林250万居民如困冰城，老弱病残的人受到严重考验……冬天过去了，饥饿严寒没有摧毁美军和西柏林人的意志。到第二年5月4日，美方空投柏林的物资总量达210万吨，运输飞机达277000架次。同时，东柏林却因钢铁、煤炭受到反封锁而使东德的工业生产严重受损，斯大林挺不住了，在美苏秘密会谈中无条件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用美方与西柏林市民的话来说，是“苏联投降了”。
冷战时期的“战争边缘”对抗策略，恰如刘伯承元帅的名言：狭路相逢勇者胜。当然这个“勇”不是蛮干，即不单纯是比意志。
美军的“空投柏林”是以雄厚的物资供应、飞机先进充裕等优势、缜密的计划与指挥，还有柏林市民和衷共济的支持为基础的。总之，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比拼。
我国南方当前面临的雪灾，其严峻性根本不配与封锁西柏林的危机相提并论，没有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威胁，不需要把握行动的军事分寸；雪灾持续的时间也不可能有那么长，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要比美军充足得多。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美军和柏林市民那种战胜危机的坚强意志和和衷共济的精神。
原载《中国江苏网》2008年1月31日
“奏折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孙存准
看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时候，有一句台词让人无法忘怀。当年轻的康熙皇帝读完平西王吴三桂表示拥护朝廷削藩决策、甘愿解甲归田的奏折后，竟然喜不自胜地手舞足蹈起来。但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孝庄闻讯后，严厉呵斥康熙说：“奏折是最靠不住的东西！”果然，后来吴三桂举兵反清。原来老谋深算的吴三桂之所以要上那道“自废武功”的奏折，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康熙，为自己造反赢得时间罢了。但吴奏折上所说的，正是康熙想要的结果，可谓说到心坎上了，所以，康熙不仅相信，而且喜不自胜，他还想大大地褒奖善解圣意、非常听话的平西王呢。
尽管奏折靠不住，但封建王朝治理国家，偏偏又离不开这东西。官员须用奏折向朝廷汇报情况，反映问题，提出建议，请示工作，内容往往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等各个方面，尤其是一些军政大事更是要通过奏折及时禀报，并按照朝廷对奏折的批复来组织实施。皇帝则要凭借臣子的奏折来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做出决断，发出号令。不少皇帝所谓的治天下，其实就是批阅奏折而已，譬如勤政的雍正皇帝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雍正在批阅奏折的同时，每天还要撰写七八千字的朱批，有时他写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
由此可见，官员给朝廷写奏折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门大学问、一种大智慧。写得好，可能会使龙颜大悦，从此官运亨通，荣华富贵；写糟了，有可能弄得龙颜震怒，轻则丢官，重则赔上身家性命。
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就是靠写奏折“起家”的。他早年并不得志，万般无奈之下，才托人介绍加入曾国藩幕府。之后，他会写奏折的特长派上了用场。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十，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名义给皇帝呈献的《参翁同书片》，就是李代曾捉刀的，这篇区区不到600字的奏折，竟让朝廷将翁同龢长兄翁同书“拟斩监候”，所以此折后来被人称为“天下第一奏折”，李鸿章随之名满天下。鉴于李鸿章“写折子”有功，几个月后，曾便向朝廷推举李为江苏巡抚。自此，李鸿章仕途恰如他奏折上所说的“隆隆直上”，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一直位高权重，成为晚清第一重臣。客观地说，李鸿章的官场时运，与他写奏折的本领是密不可分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与洋人交涉中以擅长“打痞子腔”而著称，那么，他在写奏折时，是否也爱“打痞子腔”呢？40年间，李鸿章向朝廷递交了无数奏折，他不仅善于反驳同僚，敷衍塞责、打太极拳，而且特别会揣摩圣意、专找皇上和老佛爷喜欢看的、喜欢听的讲。如他做直隶总督时，有年遭受瘟疫，辖下死了几万百姓，他竟在给朝廷的奏折上说，无一人死亡，百姓安居乐业，结果皇上当然高兴。
所以，写奏折说难就难，说易也易，只要拣读折人批折人喜欢听的话写，这个“最靠不住的东西”偏偏有人愿意看、愿意听、愿意信。而有人愿意看、愿意听、愿意信，正是奏折的生存土壤。
值得警惕的是，封建帝制早已寿终正寝，但奏折并未随之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上世纪五十年代，“亩产稻谷几十万斤”的“现代奏折”漫天飞舞，大批量地见诸报刊、广播和电视。尽管是弥天大谎，但毕竟有人信，且愿意信。
原载《湘声报》2008年7月4日
一个“绐”字系乾坤
李恩柱
项羽的悲剧命运，自古至今，受人关注，颇能赚得人们的几滴眼泪。人们在叹息其最后结局时，也往往寻觅造成他最后惨烈失败的原因。李清照的《绝句》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似乎关键之处是他拒绝过江，否则便能转败为胜。其实，问题绝不可能这样简单。
项羽兵败，最重要的原因，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都有不少论述，此处不必赘言。不过，在我看来，造成垓下之围的局面，恐怕与农夫“绐”不无关系。绐，即欺诈，哄骗之意。《史记？项羽本纪》对这一情节有记述：“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倘若田父指示一条正确的路，刘邦很可能追赶不上，历史也就可能是另一番样子。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后人的分析，当时项羽本人却不这样看，他说：现在被围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压根儿就不认为惨重的后果与田父随便一答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田父何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