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成立，在“文革”前期因触怒“北大老佛爷”聂元梓而饱受摧残的周一良，突然否极泰来，被调进“梁效”，成了“御用文人”。“梁效”分为若干写作组和一个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周一良在研究组，主要任务是为写作组炮制“宏文”时引用的文献、典故把关，对指定的诗词文章作简明注解，或将其译成白话。“四人帮”垮台后，“梁效”成员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接受政治审查，周一良最终通过了审查，被告知“不给任何党政处分，也不入档案”。周先生扪心自问，觉得在“梁效”期间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更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龌龊行径，但不明内情的人对他有很多误解。比如舒芜就把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林庚等“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戏称为“四皓”，写了《四皓新咏》，大加谴责与挞伐。一位老朋友还给周一良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只有用毛笔写的“无耻之尤”四个大字。周先生对这些误解均“淡然处之”，“付诸一笑”，还把“无耻之尤”四个字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以资警惕”。他认为朋友的“炮轰”是正义感的体现，因而对他们“勇于表达的激情”始终表示敬佩。“梁效”臭名昭著，已经成为耻辱的代名词，周先生不讳言他与“梁效”的关系，把可以“不入档案”的这段经历公之于众，接受世人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这是很多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愿意做或者没有勇气做的事情。
《毕竟是书生》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据周先生自己说，“大陆一般反映是说了真心话，而海外的人认为其中尚多违心之谈，思想及社会背景不同，原不足为怪”。他对旁人的疑虑，仍是“淡然处之”，从中也让人体察到了他的自信，大概，这就是他所说的“书生”秉性吧。
原载《湘声报》2008年4月11日
兼职冠军蒋介石
陈 仓
蒋介石及其“党国体制”日渐进入历史的深处。作为后代人，既无利害关系，也无个人好恶，我们研究他的执政史主要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蒋介石在任期内创造过不少历史纪录，其中兼任职务之多，堪称绝世无双的兼职冠军。
关于蒋介石兼职的数量有三种说法：一说“正职72，兼职上千”；一说“专兼职30多个（未计20多个挂名的军校校长）”；另一说除了党、政、军、议会4个“一把手”职位外，长期兼职50多个，临时兼职不计其数。三种说法的差别在于“正职”与“兼职”的统计口径不一，“正职”与“兼职”总和差距不大。
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12月，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50多个职务。其中党内3职，分别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中政会主席、中央党政联席会主席；行政9职，分别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中央设计院主席、全国禁烟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宋美龄任秘书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禁烟分监、四川生产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军事4职，具体为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议会2职，分别是国民参政会议长（后改为主席团主席）、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会长；议事和协调机构6职，具体有全国动员委员会会长、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全国精神动委会会长、青年从军运动委员会主委、中中交农四联（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管理）总处理事长、全国节约劝储总会长；群众团体和民间社团6职，包括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国民教育和干部教育4职，分别是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军事学校校长20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一律由蒋担任校长，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蒋介石兼职过多，原因有三：其一，时也。“战时体制”客观上需要政府集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资源，社会各阶层也认可并容忍蒋介石的专制集权。抗战胜利后，特别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管理的繁杂，独裁者势必应接不暇。其二，势也。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只有蒋介石有实力“摆平”各方。其三，人也。蒋介石个性决定了他爱揽权不善授权，细致不大方，多疑不放手，越级管理，越级指挥，严重的事务主义执政风格。同样是处在“战时体制”，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除担任最高领导外，没有其他兼职，照样赢得战争。在同样的体制和环境之内，先后扮演同样的角色，蒋介石远不如其长子蒋经国洒脱大方。
蒋介石爱兼任校长，并将个人偏好制度化，这是蒋介石兼职最显著的特色。从正面看，蒋介石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二战期间，斯大林政府动员教授学者扛枪上战场。蒋介石政府坚定不移地将教育科研机构向大后方转移，保存并发展以西南联合大学为龙头的教育科研队伍。抗战期间，他在回答社会上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议时指出，教育是一场民族复兴的长期战争，“平时要像战时（拼搏），战时要像平时（办学）”。从个人政治思想、意图和现实需要看，蒋介石深受曾国藩“秀才带兵”理念的影响，崇拜德国的“精英治军”思想。蒋介石是个跑江湖出身的军人，喜欢与同辈豪杰结义，更喜好收晚辈才俊为弟子。办学校，兼校长，可以批量“生产”所谓“天子门生”，扩张实力。
蒋介石兼职过多的弊端十分明显。过多兼职集中责任、风险、矛盾，并给下级以推卸责任的理由；自毁政治形象，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彻头彻尾的大独裁者。最高领导自己任命自己兼任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和大学主管，自我授权，有失体统；越级兼职破坏分级管理秩序，导致“科层机制”失效，管理混乱，抑制人才成长。作为职业军人，违背“指挥三个部门效率最高，直接指挥不宜超过十人”的指挥常识，贻笑大方。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6期
差等生丘吉尔
刘兴雨
在我们印象中，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个个都是天赋异秉，一出娘胎就与众不同。像中国的一些皇帝，还没出娘胎，就已经不同凡响，不是红光生屋，就是神龙附体。可这位丘吉尔不行，尽管他当首相讲演时滔滔不绝，自己却没为自己编出一段光彩的历史。听说他的书还得过诺贝尔奖，那奖算让他白得了，就不会搞个笔下生花，硬是承认自己小时候是个差等生。
要说起来这位丘吉尔先生也是有些来历，出身贵族，正儿八经上过贵族学校，不像我们这里，有两个臭钱就能上贵族学校，人家可是真正地有贵族血统。可这位贵族出身的学生在那贵族学校里却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因为不听话还挨过鞭子。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到小学这段生活颇有些辛酸。“我在功课方面收益甚少，我天天计算着学期的终了，何时可以逃避这令人生厌的奴隶生活而回到家去，并在我的游艺室地板上，把我的那些兵器和兵俑摆成作战的阵势……我看过的书超过我的年纪，然而在本班中却成绩最劣。那时，丘吉尔喜欢历史和英文，可学校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他转到一个新学校时，他的拉丁文是零分，数学不及格，他被编在学习成绩最差的一个班，最末的一个组。成为全校被人耻笑的倒数第三名。以致一个大学老师这样奚落：“那孩子决不可能是从哈罗中学的校门里毕业出来的，他一定是从窗户里溜出来的。”
拉丁文在他们那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英语，学不好考大学就没戏，尽管丘吉尔父亲当过下院议长和财政大臣，可这样的成绩还是没敢使他走后门，让儿子进大学。如果现在，以他那样的身份，也许就不必费周折了。可那时不行，人们心眼太实，过格的事不敢做。
丘吉尔不仅学习成绩差，而且纪律也差，经常打架斗殴。有一回，在游泳池边上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学生，他以为是可以欺负的对象，就趁人不备，把人推到水里，可那人是健身房冠军，上岸后，把他好一顿收拾，弄得他苦苦哀求，直到保证不再欺负小同学才算罢休。
可丘吉尔有他的过人之处，那就是记忆力奇强，差不多过目成诵。有一次他背诵1200行的一本书，毫无差错，老师和同学都惊叹不已。他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大段台词，当老师援引《奥赛罗》或《哈姆莱特》出了差错，他总是不放过机会纠正老师。以致校长对他提出警告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丘吉尔却回答：“而我，先生，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好在丘吉尔的父亲没有强求他去考大学，而是顺从了他的意愿，让他进军校，走当兵的路，考上了骑兵学科。这个学科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某些学校，只要出得起钱，就让你念。
就是这样一个差等生，在伦敦惨遭轰炸时，作为首相大声向群众疾呼：“即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的奴隶强多少倍。”
就是这个差等生，在希特勒向苏联进攻时，他站在了自己一贯反对的斯大林一边，以致别人讥讽他转变的幅度太大，他说：“如果希特勒侵犯地狱，我也会和魔鬼站在一边。”
就是这个差等生，在他率领人们抵抗了法西斯的侵略后，被人们选下首相的位置，他居然能引证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为自己解嘲：“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
英国是个充满了高等绅士的国度，世界最著名的剑桥、牛津大学都在那里，怎么也轮不到这么一个差等生来领导这个国家，但他们偏就选出这么一个差等生领导自己的国家，而且没有被辱没的感觉，这个国家真是奇怪。
丘吉尔是二战的英雄，两次当选英国首相，还凭借自己多卷本回忆录获得过诺贝尔奖，要想对小时候的历史美化一番不会是什么难事，可他似乎没动过改写自己当年历史的念头，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当年是个差等生，而且不觉得面子上有什么过不去，丘吉尔这个人真是个奇怪的人。
如果丘吉尔这样的人生在中国，那整个的结局就可能大相径庭，不但他自己不肯说出当年是差等生的事实，就是别人，也会一个劲儿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来讳去，真实的面目也就模糊了。如果让他所在的学校回忆他当年的行止，恐怕只会对他记忆力过人大肆渲染，而对他成绩不佳、调皮捣蛋避而不谈。
一个人是哪快料就让他做什么事，一个人历史是什么样子，就说是什么样子。这样，也许对谁都好。
原载《领导文萃》2008年第7期下
以吏为师之类
——忽然想到系列
陈四益
一
以吏为师是李斯的发明，经秦始皇认可，便成了秦朝的国家政策。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
私学起于孔子，但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活的时代始终未被各国君主采纳。他虽然东跑西颠儿，游说诸侯，却一直不曾得意，所以没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的“主义”。何况那时诸侯割据，各怀其志；百家蜂起，各售其学，买家既多，卖家亦多，谁也没有力量一家独鸣，于是形成了两千余年之后依然令人神往的“百家争鸣”。
三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总要号令划一，才有“初并天下，罔不宾服”的气象。但各家之学，纷然不一，书生意气，议论杂嚣，让自命不凡的君王和权臣听着心烦。为君王信用的学派便乘机从政治上构陷其他学派，把学派之争归结为君权的存废、政权的争夺。于是，除了当权的主流学派，其他一概废止。不听话的就从肉体上消灭。虽然不可能统统杀掉，但坑杀几百也足以令人噤口不言，形式上完成了天下一统之后的思想一统。
四
但思想的非物质性，使它不能靠一纸禁令或兵火加以灭绝，各种所谓“异端”，仍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维持思想的纯正，必须要有裁决正误的威权。谁有资格？李斯的发明是：“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秦始皇一个“可其议”，使这一发明成了中国几千年思想统治的不二法门。
五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六
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要细加考证，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取向是一样的。天下只烧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见异端，使心不乱。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着做忠于上、勤于事、习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当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
七
短命的秦王朝未曾出现什么著名的思想家也不曾有什么传世的学术著作，只有一个发明“以吏为师”的李斯和一桩焚书坑儒事件，成了后世论述秦代思想史的单调话题。以吏为师实行的结果如何，未见记载，但从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应当可以猜出一些究竟。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提倡解放思想，号召官员不要怕大学教授，可能是想刹一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风”吧。一时，高级官员纷纷以到大学兼任教授成为时髦。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由我就读的复旦大学颁发聘书，担任了教授，颇有一些“以吏为师”的气象。但是，直到我大学毕业，“柯教授”只到学校做了一次形势报告，以后就再没了影踪。这已是距始皇帝两千年以后了。足见“以吏为师”之难。
八
从技术上说，“以吏为师”不过是异想天开。官吏有繁杂的政务，教书要钻研学问。整日忙于政务，哪里还有时间潜心于学问。不说本来没有学问，就是原本有学问的，几年官当下来，也势必荒疏而且落伍。所以官员与治学路属殊途。一天到晚做学问的官员绝不是称职尽责的官员；一天到晚钻营政务的学者也绝不会是优秀的学者。所以，直到今天，因为当了大官就要评两院院士；因为有了教授头衔就到处兼职政务，一直还是被人戳脊梁的事情。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