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有朋友在报纸上写杂文，题目就三个字：“读书吧”，可当时也就剩下一本三联版《读书》杂志可读可看了，读书人都很珍惜。但我也有一点“腹诽”：文人气较重，东拉西扯，缺乏力度。1997年汪晖接手这家杂志，来信说想组织一些严肃的学术讨论，我曾回有长信，表示支持，寄予厚望。后来他组织的“学术讨论”逐渐左转，我也逐渐不能同意，则是后话。但在当时，对《读书》这一点“腹诽”记忆深刻，是因为有一天终于能对老沈公开说了，并由此惹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
记得是1993年下半年（？），老沈带着《读书》编辑部两位女将来上海组稿。华东师大正开现当代文学思潮研讨会，老沈“蹭会”，就在这个会议内套一个小会，打电话要我去。晚饭后抵达会议室，满登登一屋人，烟雾缭绕，气氛热烈。轮到我发言，却是对老沈发难：《读书》杂志散文化，能否组织一些严肃的思想性文章，认真讨论一点问题？老沈闻言，不以为忤，笑嘻嘻一脚踢了回来：“好啊，只要你们能组织讨论，我一定留出版面恭候。”发难者反过来被“将”一军，自此领教“旧社会习气”温柔敦厚，而又经验老到的一面。接下来就是“人文精神讨论”了，沪上四人第一次碰头，是在陈思和家里。每人各写一段，分隔穿插，弄成一个讨论的样子，发给老沈。我写的一段，是想以人文精神替换文人议论，强调知识分子的内省与独立，而不是批判“物欲横流”或“消费主义”。其中有敏感词句，老沈接稿，一字未删，全文发表，很爽快地兑现了诺言。这场讨论老沈发了好几期，跟进者众，越来越多的人拿老百姓“物欲”而不是拿“权欲”说事，结果还是文人议论，去批市场经济了，真像毛泽东所言：宋江招安后，终于打方腊。我退出讨论，回归沉默，但已经与老沈没有关系了。
《读书》来沪约稿，还有一件“旧社会的事”，我老婆记得。我们在华东师大开会，赵丽雅听说我当晚不回家，居然不在师大招待所开房间，而是骑上我的车，穿过大半个市区，赶到我那破屋借宿，说是就近去复旦组稿方便，其实是节省出差经费。第二天上午我从师大回来，与她开玩笑：“古有‘鹊巢鸠占’，今有‘鸠巢鹊占’，老沈再抠门，也不至于把你们逼成这样呵！”她淡然一笑，又出门去挤公交车，55路转21路，奔静安寺取昨晚的车。原来前一晚台风过境，风大雨猛，无法想象赵丽雅写得一手娟秀小楷，既丽且雅，怎么骑得动我那辆二十八英寸男式车，顶风冒雨，破旧而又沉重？骑到半途，果然蹬不动了，她遂把那辆老坦克锁在人行道上，换乘公交车。早上起床执意去取，还要骑回来，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四年，时隔遥远，我老婆时不时“说古”，就像回忆旧社会，感叹不已。
更像旧社会的一幕，是崇文门外送行。1994年9月下旬，我结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一职，一人离京。老沈有心劝慰，身份不便，遂让吴彬、赵丽雅代为饯行。崇文门外马克西姆，偌大餐厅，仅一桌三人，空旷寥落。赵丽雅温婉，吴彬豁达，酒过多巡该散，忽见侍者端上一盘没有点过的菜，解释说：“这是一位老先生交待的，给你们再添一个菜。”诧异间，吴彬抚掌大笑，“哈，老沈还是来了，这是他的惯技！”抬头望去，前面三五桌远，真有一位上年纪绅士，着西装外套，背对我们默默用餐。三人走过去揭穿他的把戏，他却站起身来说宁波话，双手一摊，作愕然状：“哎呀，学勤兄，我是路过，路过呵，勿是存心格。碰着朋友吃饭，关照服务生送一只小菜过去，迭个是老早辰光阿拉上海老规矩，侬晓得格嘛！”
我已经是“无机知识分子”了，不晓得这个老规矩，但见一张旧社会的脸，笑意一荡漾，皱纹即加深，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原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21日
同科学开玩笑的时代
朱 正
现在人们一提到杂交水稻，马上就会联想到袁隆平。这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他的研究成果造福了全人类。日前报纸报道了他的第三期超产稻目标，他说：“我有信心2010年攻破900公斤的亩产，这个正在推行‘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也就是要在三亩地里种出四亩地的粮食，计划到2010年扩大到6000万亩，可以多养活3000多万人口。”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计划，人们衷心祝愿这一计划圆满成功。
毫无疑问，袁隆平是研究和实践杂交育种取得最大成功的一人，可他并不是从事此项研究和试验最早的一人。3月10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1958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广东新会县农民周汉生用水稻与高粱杂交获得了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报纸上还刊登了当年周恩来总理在田边跟这位农民亲切交谈的新闻图片。这周汉生对杂交育种的研究和试验，显然比袁隆平要早些。
问题是，尽管当年《人民日报》报道周汉生的试验已经成功，获得了一种优良水稻新品种，为什么不见后续报道呢？为什么不见推广呢？为什么没有听说这在增收粮食方面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呢？看来，当年所宣称的成功也就不无可疑了。
推想起来，在植物分类学中，虽说水稻和高粱同属禾本科，可说是近亲，但一是种植在水田里，一是种植在旱土上，生活习性不大相同，未必能够杂交出一个新品种来的。
可是在那时，无论怎样离奇的幻想，都可以拿来试验，并且宣布试验的成功。如果翻阅一下当年各种大小报纸，这一类的“幻想曲”真可说触目皆是。那些关于“农业高产卫星”的报道真是惊人，一处的产量比一处高。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报道了山东寿张县提出：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万到二万斤玉米、谷子。河北徐水县更了不得，据《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中说（见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从1957年的214斤，1958年提高到了2000斤。这篇文章还介绍了获得这种“卫星”产量的技术措施，例如给农作物注射葡萄糖，狗肉熬汤浇地等等，说是“一亩六千棵的搭架山药，共灌了四条狗的肉汤，也已长成茁壮的卫星模样”了。
从常识看，一亩地能够收获这样多的农作物吗？有大科学家说，这是可能的。1958年5月某日《中国青年报》的《学科学》副刊上登出了某著名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记得大意是说现在人类能够利用的太阳能还只有很小一部分，如果能更多利用一点点，农业就可以获得比现在高得多的产量。科学家这样说，大约是有根据的，只是他没有说的是：究竟可以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去增加太阳能的利用值。事实上，最后人们看到的是，同科学开了个大玩笑。不，恐怕应该说是同常识开了个大玩笑。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5日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
韩三洲
钱基博（1887——1957）是谁？当下好多人恐已感陌生了。首先，他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再者，他是好多人都熟知的另一个国学大师钱锺书的父亲。2007年，是钱基博诞辰120周年暨逝世50周年纪念，他曾执教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钱基博年谱》（2007年2月版），读过这部年谱，也让人理解了，为什么作为长子的钱锺书先生，一直在回避着他的父亲？为什么1949年后，钱锺书一直表现得是那样沉默隐忍，甚至还被人误认为这是他的老于世故？这一切，可以说都是缘于前辈人的惨痛经历所带来的伤害。
读年谱，可以看到钱基博一辈子都是一个孜孜矻矻、勤学不辍的读书人，又是一个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的教书人。不仅如此，他一生都很重视“树立师范”，注重培养教师如何做人的风范。他身教重于言教，严于律己，讲究操守，道德文章力求做到“竭平生之所知，勿曲学以阿世”。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正是“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江苏省教育厅曾欲招钱基博为“教育督学”，先生不仅固辞不就，在给教育厅长的复信中，还对国民政府的“党化教育”，提出批评意见：“窃谓党治即法治也，党治之教育，宜贯之法治之教育；党治之学生，必予以法治之精神。”1932年，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国文教授的钱基博曾给学生命题作文，有一道题目是“砭党治”，就是针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结果被特务告密，攻击他意在挑动学生反对政府。蒋介石知道后，电饬江苏省教育厅秘密查办，引起轩然大波。先生非常气愤，当即给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写信，表示不满，吴稚晖后来回信，声明“误会了”，此事遂不了了之。
钱老先生爱国，他上国文课，是不许学生带英文书的，带了就要没收，虽有些偏颇，但其情可悯。1935年，中国积贫积弱，钱基博在全体同学大会上作学术讲演，史料记载“于此国势日危之时，惟有力本立身行道之宗旨，力行奋勉，始可以挽此既倒之狂澜，而不为风气所转移！”一番慷慨激昂，“闻者莫不动容”。本年12月，马相伯、郑振铎等270多位文教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钱基博的名字，赫然在榜。抗战爆发后，先生随浙江大学迁徙内地，先江西、后湖南，颠沛流离，饱受兵燹战乱之苦。
1949年后，时在武汉华中大学任教的钱基博像许许多多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大一统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倍感骄傲。1950年，老人决定将自己生平积累的几十箱珍贵藏书，全部赠予华中大学图书馆。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刚一出版，已是65岁的老先生就以十天功夫通读全书，并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三大读书心得：“一、大处下子，小处著眼，千头万绪，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而难在细针密缝，不走一毫。二、主义一定，方略万变，所以头头是道，无著不活，而能因祸得福，转败而为功。三、时势艰难，会值丧败，而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以善败不亡。《实践论》最启发人神知。”
1952年6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人人过关，个个表态，为了过关，往日不少才高八斗的博学鸿儒就不惜低三下四地自降人格，把过去的旧我骂得一钱不值，力争脱胎换骨重作新人。远在北京的冯友兰曾就过去的历史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但依然难以过关。陈伯达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严词斥责他：“冯友兰！你过去放毒，近来写文章消毒，这远远不够，远远不够！”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这两个大学问家竟相互抱头痛哭。
面对过去，新时代里要求进步的钱基博，也是像大大小小的旧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改造检讨，并写有《自我检讨书》一份，而这部年谱最有价值的、能留存后世的，也就是附加披露了老先生所写的两万多字《自我检讨书》，检讨书分四个部分：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在这份检讨书里，钱基博虽说将堂堂正正的一生作了简要介绍，但也没少作践自己、糟蹋自己，“开场白”就是：“思想改造，当得自动，不能被动；不过人类通病，自尿不觉臭，旁观者清。”他骂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洋人吹。”他自我剖析：“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行为虽尽力避免，而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观念，并未根除净尽。”如此痛下针砭，后来侥幸过关。这年，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成立，钱基博转任历史系教授，为了改善历史系教学设备，老先生又将平生所藏文物古玩212件捐赠出来，帮助筹建历史博物馆。
1957年，年谱记载，在“反右”的前夕，刚正耿直的钱老先生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响应号召，大胆“鸣放”，他给湖北省领导上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指出省领导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他这边还自以为向党交心输诚呢，赋诗吟道：“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没想到那边就开始针对自己的革命大批判了。已是风烛残年的钱基博遭此变故，经不住这场屈辱，结果一病不起，郁郁而终，时年71岁。其遗留在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女儿家的五百余册、经历数十寒暑的《潜庐日记》，文革中遭到红卫兵的查抄批判后，也被付之一炬、化为尘烟。
他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曾记述到：“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发挥其作用。而在1957年，他对党的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是横遭无可避免的粗暴批判，他逝世于这一年，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
古人有言：“忠而见疑，信而见谤，岂无怨乎？”可是钱基博的儿子、另一个享誉当代的国学大师钱锺书对老父亲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却意外地不曾有过怨言。年谱记载，1987年，适值钱基博先生百年诞辰和逝世30周年之际，华中师大拟议召开一次学术会议来纪念他，各界人士亦积极响应，惟有钱先生的哲嗣钱锺书反应冷淡，以“不若息事省费”为由，出面制止了这次会议。钱锺书字默存，最简单的解读就是沉默方能生存。这让人想到胡适先生的一句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也是两代知识分子的差别所在。
原载《湘声报》2008年9月12日
人能做主吗？
杨 绛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值得追究。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不要。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因为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要有他的聪明，有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