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头话一例
钟叔河
古语云，过犹不及。西人也说，真理过一步即成荒谬。茶水斟满了要溢出来，肥皂泡吹大了会破裂，给人看相也只能恭维他红光满面，决不能说红得发紫。
何谓过？一是超过了事物本来的实际程度，亩产几百斤说是几千斤，写几本书说可得诺贝尔奖；二是越过了人世间的常情常理，说高山可以低头，河水可以倒流，动物关起来养比活在大自然中更快乐。这两种过头话似乎容易看破，其实未必尽然，为文革唱赞歌的岂不还在滔滔不绝，不过改变了话题罢了。在上述二种以外，还有一种好心的宣传，想歌颂想反对的并不错，问题是宣传得过了头，有如防卫过当一样，结果反而弄糟了。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有的作者，名位既崇，实在没有歪曲事实讲违心话的必要，可能是受定势思维支配，习惯了照本宣科，按统一口径说事的缘故吧，写出来的东西亦每每不顾事实，悖于常理。大家与其说看了可恼，还不如说感到可惜，为他可惜。
3月31日《文汇报》新书摘一栏中，摘刊了杨振宁的《曙光集》，其中记述1962年杨父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宣传过当之一例。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下对联作为座右铭：“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引号内系新书摘所摘的原文，下同）；因为爱国，儿子才在今天写书出书，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但父子俩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正在其比常人更富有科学的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会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但在这里，我们却大大的失望了。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也当然是事实。但说什么“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什么“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等于又一次大赞文革。
杨氏所谓“从前”，是指“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之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如果“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几千年来缝衣裳打鞋底的针难道都是从芝加哥、普林斯顿进口的么？事实上，《礼记》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即公元前589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曾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即人执一针，亦有百针，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和杨氏一样，亦生于“从前”，儿时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灾旱灾，本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避免的事，近年欧洲大雪，缅甸暴风，还有海啸地震，也造成了巨大损失。“从前”中国因灾死人，史书上倒是秉笔直书的，统计数字早就有了。古时人口基数少，如果“动辄死去几百万”，汉族怎能蕃息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族群，怎能留下那么多人一下子“站起来”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说因灾死人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了”时，正是难忘的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虽未明文公布，不敢随便乱说，但无论如何，总不会“完全没有”，一个人也没有死吧？
这些过头话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夫人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并以自己摸黑起床买豆腐仅得两块不完整的为例，说是“有什么好”。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仍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他们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自不忘随时随地为“今天”作宣传，讲好话。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而不应该宣传过当，说过头话。自己不爱惜羽毛倒还罢了，使得看者觉得肉麻，又何苦呢。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
被误读的“东亚病夫”
周英杰
“东亚病夫”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词汇。很长一段时期内，它都被认为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专门用来讽刺我们体格上的虚弱。因此，1949年后，当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得冠军时，“终于洗刷了百年来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东亚病夫’的耻辱”云云，这种类似的解读便顺理成章了。
而究其实，这不过是对“东亚病夫”一词的严重误解。
首先，最早抛出这一词汇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恰恰是中国人。此人就是清末著名思想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校长的严复。
1895年，甲午之战后，知识分子反思中国文化的声音开始萌发，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题为《原强》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复以后，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纷纷沿用了他的这个提法。1905年，小说家曾朴在写作《孽海花》一书时，用的笔名就是“东亚病夫”。
而外国人用“东亚病夫”一词，则是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开始。1896年10月17日，有英国人在《字林西报》上撰写题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说，“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之后，梁启超的《时务报》引用了这个称谓，遂扩大了“东亚病夫”的知名度。
不过，由于英国人的这个“病夫”提法是在严复之后，加之严复在当时异邦的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英国人是受到了中国维新思想家的影响而采用这个提法的。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则“东亚病夫”很可能是“出口转内销”的货色。把这个提法的发明权让渡给外国人，实为对历史的无知。
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东亚病夫”一词产生的背景，可以知道这个提法的初始涵义并不是用来讽刺中国人身体的不健康，而主要是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等国民特性。相对于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东亚病夫”，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焉者”也。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现代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心路历程，找寻到理解“东亚病夫”真义的钥匙。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年轻的鲁迅当年东渡日本，本来是想学西医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的。这可以被理解为作者是想从疗救生理层面上的“东亚病夫”入手，达到救国的目的。
然而在日本的一次经历，让鲁迅醒悟到治疗生理层面的“东亚病夫”并非中国的急务。在《呐喊自序》里，先生这样说道：“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鲁迅先生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眼中的中国人其实并非是弱不禁风的，而恰恰是“强壮”的。但这样“强壮”的中国人，却在做着愚昧的“看客”，是典型的病夫！
于是，先生的思想乃有很大的转变，终于决定“弃医从文”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提倡文艺运动，从“精神”上改变中国人，正是鲁迅先生那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解决“东亚病夫”问题上的一个飞跃。
梳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今天准确地理解“东亚病夫”这个称谓，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倘作如是观，则我们可以说今天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的体育赛事上争金夺银，固然是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一个方面，但并不是说我们有了数百个世界冠军，有了刘翔和姚明，就等于是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观照今天的某些现实，也可以说，要完全摘掉我们头上的这顶“东亚病夫”的帽子，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大约正是我们需要长期逾越的一道“雄关”。
原载《湘声报》2008年8月22日
“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学校
韩 钢
拿着新书《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出门坐车。北京的司机好侃，一眼瞥见书名，找到了话题：“‘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学校？在哪儿呀？”我有些诧异：司机看样子人到中年，怎么会不知道“五七干校”？问他年龄，答四十三。那是一段令许多亲历者刻骨铭心的历史，也应该是我们民族深刻记忆的历史，算来过去不到四十年，如今四十多岁的人就已经不知道了，三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呢？这很难责怪年轻人，因为，如今有多少反映那段历史的作品呢？
现在好了，这本《在“五七干校”的日子》出版了，它收入了31位亲历者的回忆，说的是个人在“五七干校”的经历。它正好可以告诉今天的人们：“五七干校”是个什么学校。
“文革”浩劫的第三个年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柳河办了个农场，把一批机关干部集中起来劳动，取名“五七干校”。叫这个名，是为了纪念那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个“新生事物”被一条“最高指示”推广到了全国，城里的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报社电台、医院诊所……各个单位吧，都要求在农村建“五七干校”。
去“五七干校”的大体是两类人：一是“文革”中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够不上关监狱但又背上了种种“罪名”，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个大致：萧克、张中行、萧乾、王西彦、于光远、周而复、龚育之、王蒙、李庄、黄胄、舒芜、陈早春、何兹全、方掬芬、新凤霞、邵燕祥……用如今的说法，是一批包括开国将领、学术大家、文化名人的社会精英；二是各单位的一般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医生护士、演员、运动员。去“五七干校”的多数人都被强令注销城市户口，扫地出门，所以不少人不得不拖家带口，把老人和孩子也带了去。
“五七干校”并非学校而类似农场。既是农场，当然就要干农活。张中行说的最简明：“上干校，名义是学习，目的是改造思想。办法主要是劳动，外加一些读红宝书；对其中的一些人，读红宝书之外还要加一些批判或批斗。”脱土坯、割芦苇、收麦子、插水稻、担粪挑水、打场晒粮、挖土固坝、挑泥筑堤……无论超负荷的还是相对轻省的活计，都是“改造思想”的手段。说是“改造思想”，其实是惩罚。王西彦笔下年近七旬的著名作家巴金的遭遇就令人唏嘘：“长期的折磨，使他行动常易失去平衡，在干校的几年里，他摔跤的次数最多。风雨之夜，开会也好，上厕所也好，在昏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踩着泥泞而滑溜的道路，经常听到有人摔跤的声音，十有八九总是巴金。他的衣裤上，总是留着左一块右一块的泥印。”
比劳动惩罚更难熬的，还是精神折磨。除了劳动，干校里还要进行揭发批判，对象主要是那些“走资派”、“三反分子”、“反动文人”。上“五七干校”的人都称为“五七战士”，他们是连这个名头都没有的。除了开会批斗，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也被人监视，以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率真的学者于光远学自然科学出身，背着“三反分子”的罪名，竟还想着征服自然的问题，独自到广袤的的荒地考察，结果招来一通呵斥：“谁要你去研究征服什么自然！还是征服你自己吧！”历史学家何干之含冤去世了，夫人刘炼依然被视为“审查对象”，好心替人代领二两花生米，也成了“二两花生米的阶级斗争”。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抓“五一六分子”，人人过关，个个自危。为了“深挖‘五一六’”，竟有人把蛇当“斗争武器”逼迫被审查者，逼疯、自尽都已不鲜见。
话说回来，“五七干校”尽管充满艰辛和苦痛，也不乏笑声。毕竟远离城市，“文革”的火药味还是淡了不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持续紧绷，压抑的心理也总要释放，因此就有了书中不少令人喷饭、忍俊不禁的笑话。那是苦中作乐，是当时政治氛围、政治环境下人们的一种自我解脱、自我放松。更耐人寻味的是，“五七干校”的日子里，许多人对“文革”产生了反思。“最高指示”说办“五七干校”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实际上，对许多人而言，“五七干校”提供了重新反思的极好机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人们对极“左”政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这些反思和怀疑，恐怕是后来1975年整顿的思想基础之一。
也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后，风靡一时的“五七干校”悄悄降温，人们开始陆续回城重新工作。据说，正式下令撤消“五七干校”是1979年，那已经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事了。这本书有一篇关于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的回忆，正是写到1979年。从这个角度说，这本书对“五七干校”的回忆，也算是有始有终了。
“五七干校”已成往事，本书的一些作者也已作古。但愿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那段历史不会被淡忘。有人说，对一个民族而言，“集体失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以为，“集体失语”固然可怕，“集体失忆”才更可怕哩！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年2月15日
“旧社会”的事
朱学勤
林达从美国来信，要核对十年前她第一本书出版的一些往事，说那时能在北京三联出《历史深处的忧虑》，不容易，“好像是旧社会的事”。类似的感慨我最近也碰到过两次。一次是参观佘山脚下的乡村，村里人很自豪地说，他们这里不用农药，不上化肥，农产品全是“有机食品”。农产品还有“无机”、“有机”之分？同行人遂以这句话自嘲，说1949年之前的老先生是“有机知识分子”，而我们这代人完了，全是“无机知识分子”。还有一次是给一个民间基金会帮忙，选贫寒子弟去欧美留学。面试结束后，举杯小庆，我称基金会功德无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基金会朋友赶紧打断，居然也是这句话：啊呀，朱老师，我们只不过做成一件旧社会的事。
三联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因韬奋留下的传统，此后也一直与老知识分子打交道，确实保留了几分旧社会“习气”。这一感觉我与沈昌文一开始交往，就有。大约是1991年冬季，三联欲恢复韬奋老杂志《生活》周刊，约了好几批朋友去谈，我也是其中之一。记得是在三联老社址一个地下室，屋内陈设凌乱，好像还有锅碗瓢勺。老沈开场白也是如此，开头介绍杂志宗旨，还有几句正经话，后来就跑野马，闲谈无边，当时感觉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