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二十八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作船，把“运途”比作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无锡了。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原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8年第3期
人话
朱大路
一
人说的话，不一定就是人话。人话，是站在人的角度，替人着想，符合人性的话。
二
近日，我呆在家，闲着没事，拿起《赫鲁晓夫回忆录》，最新出版的，随便翻翻。
此公被挤轧出克里姆林宫后，又活了七年。赋闲之躯，被无边的寂寞、惆怅，包围了。据说寂寞能让人冷静，冷静能催人思索，那么思索呢，自然而然，能使人益智了。
他回首往事，说了一些话。
三
先是对《日瓦戈医生》。
这部小说，表现旧知识分子命运。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希望能在国内出版。管宣传的苏斯洛夫不同意，结果在国外问世，还评上诺贝尔奖。群众受到煽动，在作者家门前示威，丢石头，打碎玻璃窗，并喊口号，要将作者赶出苏联。作者迫于压力，拒绝领奖；不到两年，忧愤而死。
赫鲁晓夫回忆说：“我认为，在事情发展的那个阶段，除了苏斯洛夫而外，没有一位要人读过那部小说。我连苏斯洛夫是否读过都表示怀疑……我没有读过就相信了，就采取了对于创作者最有害的行政措施。”“正是这一禁令带来了诸多祸害，给苏联造成了直接损失。”又说：“不能以警察的方式去给创作者下判决书。”“我在此类问题上不该支持苏斯洛夫的。对作者承认与否，就让读者去决定吧。”
有人问到他与苏斯洛夫一起共事，干吗要忍耐，他说：“此话不假，是我错了。”
四
接着是对索尔仁尼琴。
赫鲁晓夫当初支持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他离开位子后，该小说被批，作者也被作协开除。
赫氏回忆说：“索尔仁尼琴并无任何罪过。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写自己的经历，写个人对于他在劳改营里打发日子的那种条件的评价。……如果他写得不好，人们就不会读他的作品。如果他是诽谤，那就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是以法律为准绳。看来是无需追究，是害怕真理。这里同事情的艺术方面毫无关系。他享有我国宪法载明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主要的评判人是读者，也就是人民。”
五
然后是对抽象主义，对艺术上的时髦。
赫氏回忆说：“抽象主义并不是艺术中的新流派，它早已存在，早已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这个流派。”“我过去和现在都从内心里反对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此类流派。然而这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能用行政警察手段来反对创作知识界中出现的问题：无论在绘画、雕刻还是在音乐方面都不行！”
他说：“女孩子一度都穿短裙子。后来又出现了长长的连衣裙。音乐艺术和其他方面的时髦也在起变化。对这种变化应当更加宽容。”“一定要更加大胆地为创作知识界提供发表意见、行动、创造的机会。创造！”
六
赫鲁晓夫口授完这些话，没几天，心肌梗塞，撒手西去。这姗姗来迟的话，于作家何补？于艺术家何补？说了也是白搭。
但晚说总比不说强；说“我错了”，总比文过饰非，硬撑着不认账，找理由辩解，来得好些。
赫氏是有争议的人物，做过许多错事，出过许多洋相，说过许多官话，套话，屁话。但凭良心讲，上述这些话，是用人的语言说的话，是维护人的利益的话，是人话。
原载《大公报》2008年3月24日
想起了1957年的“左叶事件”
朱 正
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记者受伤害的一条消息：2008年3月17日《南方都市报》记者马小六在采访社会新闻时被深圳黄贝派出所两个民警戴上手铐，强行带离现场。整个过程，报纸已有详实报道，不必复述。看到这则报道，笔者不禁想起同样是伤害记者的“左叶事件”。
事情发生在1957年4月17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前往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这是那天最大的政治新闻，许多报社都派了记者采访，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去了人拍摄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看见有个人挡住了镜头，就去拉开他，没想到这人是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护秩序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这一拉可把部长助理惹火了，怒斥道：“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给我滚出去！”在场的记者受不了斥责，有好几个立即扯下自己佩戴的记者证以示抗议。《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洪克把他目睹的这一幕写出来，以“部长助理和摄影师”为题刊登在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上海《文汇报》还就此事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回顾了往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也谈到了今天：“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鄙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
看了1957年发生的“左叶事件”，再看2008年深圳发生的事件，笔者真正感到害怕了。1957年向记者发威的，是一位部长助理；而在2008年，却只是派出所的两名民警了。这变化，第一，是级别大大下降了，并不必是“我比你重要”的部长助理才有发威的“资格”了。全国各部的部长助理，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人左右吧，记者撞上他们的机会其实是不多的；派出所的民警可是成千上万，而且发生社会新闻的地方，通常都会有民警到场，真是冤家路窄，躲也躲不过呀；第二，左叶的发威，不过是辱骂一句“给我滚出去”，而深圳的民警发起威来，是动用警具，把记者拷了两个多小时。这比50年前可怕得多。这样看来，笔者年轻时只做了几年报纸就改行，真是大可庆幸的事。
时间过了50年，拿这前后两件事看，对新闻记者的伤害，不能不说是变本加厉。可也不必慨叹今不如昔，从另一方面看，50年间社会的进步还是不小的。就说“左叶事件”吧，当时虽然众口一词，热闹了一阵子，连《人民日报》的副刊上，都发表了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和方成的漫画，可等到反右斗争一起来，就整个翻过来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专门开会为左叶辩护，协会会长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夸大渲染，藉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文汇报》那篇社论的执笔者彭子冈也被划为右派。而深圳发生的这件事呢，媒体报道后，各方人士纷纷谴责伤害记者的行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受害记者发来了慰问信。可以预料，不会像1957年那样在舆论上又把这事翻过来。这就是进步。时代毕竟是在进步。
对记者使用手铐的，虽然只是派出所的两个民警，但对记者怀有敌意的，决不只这两个人。报纸不是报道过，有些矿难发生后，禁止记者进入事故现场么？湖北天门不是发生过城管人员把用手机拍摄他们打人场面的围观者（还不是记者）打死的事么？这些人的目的，是让公众得到最少的信息量，所以就像当年《文汇报》社论说的，“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范而不是合作”了。尽管这一次记者采访的只是一条普通的社会新闻，两个民警还是觉得必须加以限制，这正是他们长期受到对记者怀有敌意的教育的结果。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就必须从消除对记者的敌意（更多是潜意识中的敌意）入手。要知道，记者的辛勤工作，是为了增加社会的透明度，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件之一。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6期
叶楚伧其人其事
范 泓
最近，读到过一本二十年多前台北食货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梅隐杂文》，作者刘光炎（1903—1983）是一位资深报人。刘光炎1928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即投身新闻界，至1969年65岁时从台湾《新生报》退休，前后40余年。由于作者所亲历的时代，是一段飘摇动荡的岁月，甚至可说是一个“乱局”，所以笔下的旧人旧事，“作为茶余酒后谈助，对正史补充，未始没有裨益”。作者写人记事，多以史料细节说话，不先入为主，使我们对某些历史人物与事件有了新的认识。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叶楚伧这个人。
叶楚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连任过三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9年5月3日、4日，陪都重庆遭到大轰炸，各报被迫停刊，纷纷撤往郊区。蒋介石手令重庆各报组织“联合版”，有《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华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新民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等十家报社参与，编辑部设在《时事新报》馆内。这时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为主笔之一，总编辑章汉夫为国际版编辑，整个“联合版”编务则由刘光炎与王芸生轮流负责。有一天，报馆来了两位官员，作者回忆道：“因为出刊的关系，中宣部是需要与各报的主持人随时联络的。我到差的第一天，就碰到两位不速之客。我到会客室一看，赫然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先生、副部长潘公展先生。我当时惊问：‘在如此大热天，叶先生何不叫人打一个电话通知而要冒暑亲临’。叶先生说：‘不然，我这个部长是党官，而联合版则是民间的联合刊物，以党官的身分，是不便对民间刊物，颐指气使的。’”当时，“联合版”办了一百期就没法办下去了。之所以停刊，除政治上的异同外，“中国人之不易作大团体的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国民党“中央看见合不成，就只好把范围缩小，叫中央与扫荡两报纸合并，而结果仍是一败涂地。理由是‘中央’居主导地位，却不以诚待人，‘扫荡’不服，彼此不合作，所以最后仍然分开了……”这件事对国民党当局来说，也成了一个教训。
作者还记述了叶楚伧一件事。抗战中期，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身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叶楚伧到会发言，正侃侃而谈时，中央大学一位教授忽然站起，制止他发言，其理由是：今天是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不欢迎大官的训话。此位教授何许人，文中未有交代，“叶先生经他当场‘开销’，一言不发，一鞠躬地下了台，安安静静坐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后来大家弄明白了：叶先生原来是这个会的发起人兼筹备人，他所报告的，是一个筹备人在筹备完成后所应该说的话，并不是‘训话’，于是挽人出来，请叶先生再继续讲下去。叶先生也就继续上台，完成他未曾讲完的话，丝毫没有一点愠气。这一点不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叶楚伧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周庄，身材魁梧，南人北相，平时喜写作，笔名小凤，著有《世徽堂诗稿》、《楚伧文存》及小说《古戌寒笳记》、《金阊之三月记》等作品。然叶楚伧更是一位复杂的政治人物，早年与他人合办《民国日报》，任总编辑，抨击袁世凯的帝制。又与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后为“西山会议派”要角之一；在思想上趋于保守，曾遭到过胡适的批评。不过，叶楚伧为官不失其书生本色，在当时难能可贵。南社老友柳亚子赠诗云：“唾手燕然他日事，知君原不为侯封”，对其官宦生涯有充分的肯定。叶氏嗜酒如命，在家太太不让喝，就把酒藏到办公室，秘书萧同兹、朱云光经常偷喝他的酒，每次只给他留一点，“他老人家也就没有二话说了”。1946年，叶楚伧病故于上海，只活到60岁，或许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由于他的从政经历，后人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则多有忽视，未免有点可惜了。
原载《湘声报》2008年9月5日
两个军阀办教育
魏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