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湖北省农村戏剧演出和相关创作
余小九
笔者仿照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分为两半（半在捷克，半在法国），所以得到两个看世界的观察点”之说法（南方周末2006年10月5日刊载的采访米兰·昆德拉的报道。），既回望“文革”浩劫及以前的过去，又紧盯经济繁荣、政治昌明、社会文化经过了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思潮洗礼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也许，能够获得对中国农村戏剧的两个观察点。从事农村戏剧演出的有两个系统，一是公益性的各市县乡镇的文化馆（站），二是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的省市县乡镇剧团。观察这两个系统近年戏剧实践做出描述与判断，有前一个回望，肯定多一个参照系；回应“文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研讨会（嘉鱼会议）（2006年6月湖北省文联、省作协、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办了“文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京、津、沪、汉等地专家学者近八十人赴会，会议地点在湖北省嘉鱼县官桥。）部分发言，也许多一份清醒。笔者能否由此提出——“少走弯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和谐戏剧”的命题呢？
目前的戏剧生产，尚不能够满足农民群众的看戏需求，是最该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为新农村的和谐戏剧，是指戏剧（文化）生产力能够满足于不断发展的新农村中的农民看戏需求的状态，是指戏剧的形式能够为不断发展的新农村中的农民喜闻乐见的状态，指戏剧的内容处于以新农村农民观众为本的状态。从当下农村戏剧生态看，达到和谐，必须艰苦奋斗。众多报刊传递出理论家和农民的齐声责怪，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妇女代表》、《李双双》、《朝阳沟》、《芦荡火种》、《龙江颂》这样广受农民喜欢的农村题材剧目，没有出现。可是，在当今农村，比起小说、诗歌、散文、电视、电影，戏剧毕竟是最贴近农民的文艺样式，建设和谐戏剧，当然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农民所必须的了。本文，大致涉及和谐戏剧的思想内容、形式技艺、体制机制这三个方面。
一、依据科学发展观统领和谐戏剧的思想内容
嘉鱼会议上，上海市的代表，把分别对应启蒙主义、审美乌托邦和阶级斗争及图解公式化的文学作品，归类为启蒙叙事、田园叙事和阶级叙事等，以此梳理“五四”到“文革”再到当下的乡土文学脉络，有着让新农村文艺走好新路的良苦用心。与讲究叙事策略、价值中立的文艺新论及小说归类不同，坚持政治导向，重视故事动情，依旧是戏剧圈内描述戏剧演变的主流话语。依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统领为新农村的戏剧建设，这与从党的宗旨、双百方针出发规约戏剧有一致性，但更有反思对建国以来包括新时期的经验教训的意义；且能够让戏剧圈内人听懂入心，保证农村戏剧思想内容的和谐。
（一）莫由“误判”动摇了农村戏剧的根本
在嘉鱼会议上，有一种意见，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文艺，应该为正面反映新农村建设中的人和事，歌颂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的文艺，突出“主旋律”。如此定义为新农村服务的戏剧，行不行呢？
1.导致农村戏剧“本”上的摇摆，容易摇摆成以“新农村建设的活动”为本。这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是否一致呢？依照以人为本的精神，为新农村的和谐戏剧，应该以广大农民为本。建设新农村的活动，理论上包括在“以广大农民为根本”中。在真心实意为农民的文化官员及戏剧家那里，以广大农民为根本，和以“新农村建设的活动”为本，都该实现最广大农民利益，两者是一致的。可在弄虚作假者的实践中，却会偷换概念，把“新农村建设的活动”偷换成美化个别干部政绩的工程，偷换成“粉饰主题先行”的戏剧生产，使两者又不一致了。我国和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借“运动（活动、工作）”为本，搞“假、大、空”文艺的沉痛教训。
2.“误判”了农村文艺及戏剧演出的现状。定义过于严格，会导致为新农村的戏剧的毛病——主题和题材狭窄，连湖北革命历史题材，都进入不了为新农村的戏剧生产了。而且，目前农村活跃的戏剧演出而言，各级文化馆站组织的戏剧活动，仅2005年推出的《渔妈莲妹红军哥》、《放爱飞翔》、《山丫丫》、《腊嫂摆宴》、《老木头》、《马大哈赌码》等20多个剧目，2006年又推出了《敬神》、《棉乡情》、《槐花飘香》、《站台》、《老乡长》、《妈媳条约》、《阴阳对》、《故土》、《黑娃开矿》等新创农村小戏。这些，都是农村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主旋律”戏剧，比较符合严格的定义，但即使全下乡演出，仍然不能让农民“过足瘾”。而湖北省直及武汉等专业剧团，其创作剧目由于舞台装置太重，下不了乡。在农村最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像《站花墙》、《送香茶》、《三娘教子》、《孟姜女》、《风筝误》、《珍珠塔》、《双官诰》、《穆柯寨》、《借妻》、《龙凤环》、《郭丁香》等古装大戏乃至古装的连台本戏。崇阳县文化馆已经组织了八届全县提琴戏艺术节，年均演出100多场的20多个乡镇剧团，在各届节中竞演的，全是古装戏。连秭归县茅坪镇文化站组织的元宵小戏，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多是演梁山好汉李逵的古装戏。所以，定义得太狭窄，如此多的农村演出被“定义”在外，远远脱离了现阶段的农村戏剧实际。没有宽厚的基础，为新农村的和谐戏剧，怎么能够繁荣？
3.以广大农民为本的戏剧，可分三个层次理解，不要定义小了。有利于农民健康地喜怒哀乐和休息娱乐的，促进新型农民自由全面发展的，无论传统当代高雅通俗国内国外的一切戏剧，都属于和谐戏剧的范围。什么叫健康地喜怒哀乐和休息娱乐？即一切促进党中央规定的新农村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实现的戏剧，都符合健康的标准。至于农村题材的戏剧，可以作为和谐戏剧的重点。正面反映新农村历史变迁的、歌颂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的戏剧，则是重点里的“主旋律”。如在《敬神》中，农民们认识到，能够科学影响天气的科技人员才是“神”；《放爱飞翔》中扎根山区帮助乡亲养蜂致富的大学生小凤，赢得了比翼齐飞的爱情；《棉乡情》中，唱响棉农们互助治红蜘蛛的和谐新曲；《阴阳对》中的村民组长巧妙做母亲的工作，为国家修筑高速公路而迁父坟；《黑娃开矿》、《玉石人家》宣传国家矿产法规等，都是“主旋律”的和谐戏剧，可以倍加努力组织创演。但莫因此判窄了和谐戏剧的主题题材。王又平教授注意到，“集体所有”没有列入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目标，这比过去赵树理时代理解的新农村，就意味着宽泛与包容多了。新农村经济和组织形态，可以但不一定非以公有制为基础，新农村的范畴比过去更广，因此当代戏剧家为农民服务的舞台比过去更大。即使在物质条件好的城市，戏剧也广泛存在着危机与困难。所以在物质条件差一些的农村，完全应该由科学发展观统领，使三个层次的和谐戏剧，获得下文要阐述的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莫因“畏难”放下了文（戏）以载道的重任中外叙事艺术，无不叙述故事。叙事艺术之一的戏剧，要讲限于一定舞台规制、便于特定创演阵容发挥的完整故事，所凭借的时间、空间、表演者等条件，比起叙事艺术中的小说、叙事诗、电影、电视、动画等其它门类，都要严峻得多；戏剧中的中国传统戏曲，要讲不仅适合舞台、且运用虚拟化时间空间和程式性唱做念打的故事，难度又增添许多；如果再要求，讲好戏剧故事尤其是戏曲的故事的基础上，蕴涵深刻丰富的立意，任务的确艰巨。能否说，湖北省文化厅厅长杜建国2007年2月在全省文化局长会上，呼唤我省有思想深邃的戏剧力作产生，既是对包括农村戏剧在内的湖北戏剧现状的反映，也是对湖北戏剧方向的引领。
不仅我省农村题材的戏剧，就说整个湖北戏剧现状，能够夸耀女性戏剧和戏剧导演见长，夸耀京剧丑行挑梁全国独树一帜，夸耀描述楚地人文风情精彩纷呈；能够历数文华奖、群星奖、梅花奖、映山红奖，得了多少戏剧奖项。但专论我省剧目思想立意的冲击力和震撼度，说有与上海的《于无声处》、《曹操与杨修》、《商鞅》，北京的《狗儿爷涅磐》、《桑树坪记事》，辽宁的《报春花》，山西的《立秋》，福建的《汉武帝》，四川的《巴山秀才》，及《山杠爷》等相比肩的力作，恐怕我省一些编剧导演，就不那么自信了。那些剧目思想性上“偷工减料”，或紧挂热点事件企求“沾光”获取政治主题，或创作虎头蛇尾，使思想性不能全剧贯穿，或寄希望于改编小说带来好的立意等。有些剧目在结合民间素材、组织冲突、刻画人物上精彩纷呈，可问到立意，编剧却以“无主题”的遁词，掩盖其思想性开掘上的“不求进取”；有的剧目打磨到了准精品的程度，难以在提炼主题上突破时，就随便套上一个大而话之的政治术语，再写进内容简介，应付观众。这些都是戏剧创作中畏难情绪的流露。至于主创者长期学习畏难、创新畏难，导致缺乏生活洞察和思想创见；至于容易被官员横加干涉、或主创者之间意见不一、或剧组其他成员对编导深刻立意的不理解，造成的思想性开掘深入不了，比起创作小说个体劳动，集体作战的戏剧创作，那是另一大难了。追求与戏剧艺术和谐统一的深刻强大的思想性，在戏剧大省的湖北，似有特难通过的“瓶颈”。
但是，为新农村的和谐戏剧，如果畏难，就不承载“既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之道，即放下“文（戏）以载道”的重任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外地戏剧能够做到的，我省同样能够做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八次文代会七次作代会上倡导的“既反映人民的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目标，是衡量艺术精品必备的思想标杆。戏剧艺术要反映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得靠戏剧作品深刻强大的思想性。为此，要对我省的农村题材戏剧，大剧如《十二月等郎》等、小戏如《放爱飞翔》等，认真总结，总结出我省农村戏剧在“反映”与“引领”上，已经有的独特贡献和经验教训，作为新起点；要反思有关中国近现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从赛珍珠的《大地》、贺敬之等的《白毛女》，到八个样板戏，分析它们的得与失可见，没有扎根中国国情的正确的社会政治理想，或被左的和右的思潮牵着鼻子走，都创造不出思想性强的力作；要认真领会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并应用这些扎根国情穿透历史荟萃人类文明精华的理论成果，在正确的社会政治理想指引下创造戏剧精品。“文革”及以前年代的文艺人，都没有如此的机遇和幸运。全面建设小康时代的戏剧生产，完全应该能把艺术精致、更是思想冲击力大、震撼度强的为新农村服务的剧目，展现在今年11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更展现在村头地角，引领农民的精神生活。
（三）莫凭“意图”扭曲了农村戏剧的内容
克难奋进，追求思想性，来打磨为新农村的戏剧精品，无论用什么艺术手段，都不能偏离以农民为本，即建基于深刻洞察农村生活、真实品味农民人生。偏颇意图形成的“创作策略”，扭曲了农村戏剧内容的传递。若不理顺，同样会造成与“反映与引领”使命南辕北辙的负面效应。
1.把粉饰与美化的“创作意图”，等同于创造“主旋律”戏剧，忽视新农村建设中的苦难与艰难。王先霈主席在嘉鱼会议上，提出“简单化地……描绘农村外貌的变化，为一时一地的管理者歌颂政绩，也不是文学家的职责”的忠告，很有针对性。“三农”问题的不“简单”性，城市人在书斋里难以体会到。监利县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著文向朱总理诉苦，曾经震惊一时。四川省农妇向温家宝总理反映自己丈夫被欠工钱问题，成为导火索，引发的全国范围的为农民工追讨工钱的风潮，时至今日都没有解决完全。如此令人震惊的普遍的“三农”的困境，于农村干部和农妇向国务院总理反映之前，无文艺作品加以表现，这对有着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文艺界，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可在温总理关注后，有的作者动手反映这一题材时，仍然“简单”处理了，写农民爱赌博，导致被拖欠工钱，为的是帮他存钱买冰箱等。还有反映模范乡村民政干部周国知事迹的剧本中，不写出“消除茅草屋工程”以农民为本的来龙去脉，却强调他忍病痛翻山越岭，给“消茅工程”拍照片。同样，给观众遗憾的印象——周国知在为“粉饰与美化”领导干部的政绩而卖力。这样的“简单”，就脱离了多数观众。当然，作为普通演艺节目，简单处理，宣传宣传，也不错。但有使命担当的“主旋律”戏剧，应该有贴近“三农”境遇的深刻表达，才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诚挚呼唤。其实，在“原汤原水”细致品味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如江苏的吴仁宝、湖北的周宝生等）的事迹，细致品味我省当阳乡村教师郑琦、四川乡村医生郑子全的事迹，都不难感知他们为改变农村贫困而奋斗的精神，都不难感知他们光荣奉献人生之艰难。如果将他们带领本土乡亲走向文明富裕的过程，真实地建立在贴近农民对自身困境及变化的实际感受中，就会血肉丰满，生动鲜明，感人肺腑得多。人生有苦有乐，本是芸芸众生的共同体验。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说：“艺术是一种方法，向同胞们提供一幅共同的苦乐图，从而鼓舞大多数人，它使艺术家无法自绝于他的同胞，它使他服从最卑微和最普遍的真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名著速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2.贬低“阶级叙事”，不顾红色题材的规定性，漠视苏区农民革命情感的真实存在，或拔高人物境界。如监利县文化馆演出的花鼓戏《渔妈莲妹红军哥》，于2005年底获湖北省文化厅颁发第十届楚天群星奖铜奖后，为了准备进军2007年在湖北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尽管有主张高起点的设定渔妈任务的，即出场不是嫁女打鱼，而是赶往湖上联络点而驾船；并设定渔妈不仅丈夫牺牲，而且增加儿子牺牲，再向红军托付女儿等温和建议。但有一种加工提高“策略”，与莫言理解“单干”为历史正确、等同于“土地承包”的小说《生死疲劳》相类似，坚决主张淡化贺龙红军闹革命时期背景，只写渔女野性、湖区风光之原生态美，不贯穿“情系红军”的阶级感情，渔家母女始终出于普遍的人性人情，即“爱钱”、“找体面女婿”等，来救助溺水的红军厂长。主张者的言辞激烈，调门特高。引发了争议。在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建刚的关注下，后来统一了思想。在特定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阶级斗争激烈和阶级感情深厚，本是往昔农村农民的真实，修改的剧本，就要写出湖区渔民不畏彭霸天搞清剿的乐观情绪和对红军的无比信任，强化渔妈把莲妹托付给红军的红色行动。这与追求艺术美和观赏性并不矛盾。曾经是红色苏区的农村，有着红色的历史与故事，这也是激励后来人建设新农村的宝贵财富。决不能够“意图”当家，扭曲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