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晓明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文化和谐。只有造就深层次的文化和谐，以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和保障完整全面的社会和谐，才能造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是指文化体系自身的内容及各种形式、各个环节之间是统一和谐、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裂、冲突和相互抵消的，文化体系与其经济基础、政治导向和生态环境之间也是和谐一致、积极互动的，而不是分离、对立和相互抵消的。构建和谐文化，关键在于要正确处理文化“一元与多元”问题，排除两种倾向：一是拒认或幻想取消文化多样化的文化自大主义；一是把承认多元变成主张多元的文化自毁主义。应当采取“面对外部多元，发展自身一元，用一元引导多元”的立场，正视文化多样性多元性的现实，努力扩展自身先进文化的普适性和包容性，增强适应力和竞争力；同时重视主导文化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建设，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力，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汪澜，哲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理论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8）：27。）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主旋律，是涉及天地人关系状况的总体范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体系，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要从源头上寻求当代和谐文化潮流的活水。在传统文化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中华文化影响最为深刻，重视和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和显著特征，儒家思想孕育了中国和谐文化理念。
一、儒家的思想体系及发展脉络
孔子创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庞大思想体系，它的根本出发点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取向是现世的人文关怀；它主张仁政，强调“德治”；重视人生的价值，强调人格的独立；追求“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和社会理想。这些理论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本框架。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弟子后学又各自宏扬、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但作为原始儒学的定型则主要经历了孟、荀、易三个环节。
孟子以“内圣”学说发挥了孔子的学说。孟子道性善，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学说。这套理论体系，因其对心性学说的发挥，而被视为道之正统，其“内圣”说更为后世所推崇。韩愈称其为“醇乎醇者”。宋儒黄戟认为“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有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黄戟：《宋史“道学”朱熹传》）。与“内圣”学说相对的“外王”学说，则由荀子加以充实扩大。荀子言性恶，倡言化性起伪，主张治理天下应以礼为本，礼法结合，他讲“群”论“分”，说“礼”谈“法”，形成“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和“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节，礼之序也”的“仁亲、义行、礼节”说。尽管韩愈称荀子为“大醇而小疵”，意指荀子思想有逸出儒家框架的痕迹，其实这还是站在心性学说一路所作的指责。就孔子思想的内涵而言，荀子治学仍是孔子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并成为其后儒重礼制、讲事功一路的发展源头。无论孔、孟，都未详说“性与天道”，即使是荀子，虽有专门的《天论》，其用意亦不过论述天行有常、天道自然，“圣人”必须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除此而外，则“圣人为不求知天”。而《易传》提出的天道、地道、人道系统，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原始的儒学的建构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哲学基础。从而使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得以完成。不仅如此，由于《易传》言天道、谈阴阳、明礼法、重思辩的特点，还为尔后同诸如道、阴阳、法、释等其他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因子。朱熹论《易》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说出那形而下者。《春秋》以形而下者，说到那形而上者去。”（《朱子语类》卷六七）总之，由孔子奠定的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经由孟、荀的内外扩充，及《易传》形而上基础的确立，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兼容性极强的思想体系，构成儒学原义的最基本的内容，成为后世儒学发展的总的源头。（黄彬，浅谈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6（4）。）二、儒家和谐思想是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
儒家的和谐思想包含了两种和谐关系：其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其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倡导建立起以“仁”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关系，通过“成己成人”来达到自我身心的和谐以及与他人的和睦相处，达到社会的和谐有序。儒家的和谐思想蕴涵了实现社会和谐的中庸方法：用“和而不同”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用“执两用中”来综合治理国家，实现社会和谐。这几个方面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文化体系提供了可贵的思想资源。（向荣，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7）。）第一，“天人合一”观为正确审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动态发展的、普遍联系的文化视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尊重和保护自然，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孔子主张以“仁”待物，他提出“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更提出“取物有节”的观念，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他认为，天地万物有共同的本性，人与人是同胞手足的关系，而人与万物是一种朋友与伙伴的关系。这些都体现了儒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观。人源于自然、存在于自然。人的和谐发展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为前提和基础的，而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全面地建构自身、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进行着规模最空前的经济建设，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有其现实意义。儒家和谐文化主要强调政治功能：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与自然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和谐，就在这两种和谐中达到文化的最高理想——宇宙和谐。和谐从根本上说是从整体着眼的，当然它是由部分通过一定的方式形成的和谐整体。儒家和谐观的根本特征正是以宇宙整体为中心和基础的整体和谐，是一个对立而不相抗的，把时间空间化的容纳万有的和谐观。儒家和谐观决定着中国艺术的主客统一的实现。中国的艺术文化，从书法到音乐，从诗歌到建筑，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义的表达，而不是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感性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惧和悲剧的崇高。这就是儒家美学“中和”之美在艺术上的体现。中国画所追求的神、气、意、韵也正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所要求的。中国画充满了离形、变形、轻形，获得了神似、气韵、意态，正是儒家和谐以整体规定个体的艺术表现。这也是艺术上的主客统一的必然要求和表现。（呼博，中西艺术主观与客观和谐统一本质的比较［J］。社科纵横，2006（7）。）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以天下万物和谐共处、共生共荣为目标，是和谐文化的重要资源。
第二，心物合一观不仅为现代化背景下实现个人身心和谐提供了有益的、豁达的审美渠道，而且“心物合一”本身就是超功利的审美境界。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理想追求之所在，儒家人都以“和谐”作为对美的追求的最高理想。在心与身的关系上，儒家特别强调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主张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中庸》），正确处理心与物、理与欲的关系。儒家反对禁欲，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但主张要以道得之。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他赞扬不为贫贱富贵所动的独立人格，“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鼓励人们在贫富面前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到“贫而无怨”！“富而不骄”。孟子要人们善养浩然之气，要有“大丈夫”气概。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荀子·修身》）儒家主张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要掌握中和的原则，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使身心和谐健康，人格得到道德上的升华。这是身心合一的前奏，为超功利的审美境界打通了渠道。要真正实现身心合一的审美境界，自然应从修身开始。儒家修身理论，主要包括两点：首先，修德必先立志。孔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