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
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同时，“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进一步深化了和谐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要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投身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建设和谐文化，是一个时代性的历史使命，也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与自豪。在现代型社会中，由于视觉艺术所具有的传播特质，美术作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因此，建构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美术，在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术与社会生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经典性论述：“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处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这一论述肯定了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学艺术”的根源是社会生活，可以说，社会性是美术的首要本质。同时，美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等等的许多社会功能。实际上，美术的功能，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追求，而这也是建设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精神旨归。
回顾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美术与社会生活之间总是息息相关的。
由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和“延座谈话”精神指引下的延安美术，包蕴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涵，开创了无产阶级领导美术运动的新阶段。新中国的美术直接继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新木刻运动和解放区美术的传统，年画、宣传画、连环画等美术样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时期，许多著名国画家也积极投入了新年画的创作，例如李可染的《土改分到了大黄牛》、叶浅予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林岗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等等，这些作品，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这“不单是对于年画创作成绩的检阅，而且是将这一具有民族艺术传统并获得广大人民喜爱的美术形式的发展，当作人民美术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当作美术工作与人民生活紧相结合的榜样；……客观实际的需要促使年画在美术创作领域中最先地迈开了大步。”（蔡若虹《从年画评奖看两年来年画工作的成就》，《文艺报》1952年第17号。）与此同时，美术院校的教育在延续徐悲鸿写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基础之上，鼓励学生下乡、下厂、深入生活、接近公众，使美术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由此也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新时期”的美术，在“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展开，针对文革时期单一模式的伪现实主义和矫饰浪漫主义，美术领域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发展格局。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深入批判和“真理标准”的讨论，艺术创作思想得以解放，艺术家们重新关注于真实的生活和历史、在主体价值与本体价值中探寻生活的真挚和人性的真诚：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周韶华的《大河寻源》等等，充分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和民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此后，“新潮美术”的冲击与推动，使美术事业发展呈现更为开放和多元的特点，并彰显出特定时代的探索精神与蓬勃生机。
然而，诸多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美术与社会生活之间也逐渐暴露出了一定的“真空”状态：一方面，市场经济将美术创作与商品经济相联结，美术作品被卷入商品流通，艺术创作的商品性异化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从积极意义看，经济生活的变化促进了美术的社会化发展，然而商业行为、拍卖操作等等的非良性因素，以及某些具有明显霸权倾向的衡量准则，如同一股隐形的力量，催生出一些空中楼阁式的美术作品，既脱离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现实，也造成了美术与公众之间的疏离与陌生。
另一方面，自85新潮以来，由于西方现代美术的巨大冲击，中国艺术家们在十来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百年来的历史，然而问题是，中国并未形成自己的当代艺术形式。对比而言，西方艺术的衍变是基于文化语言的逻辑性发展以及特定技术时代的基础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公众很难迅速接受西方风格影响下的这些美术作品。因此，由于美术在承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作用中缺席，在现实社会里，公众仍然沉浸于旧有的欣赏习惯：眷恋于传统风格的山水、花鸟、惊叹于写实的照相式逼真。可以说，当代型美术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仍然处于某种尴尬的互相诘责状态。
因此，如何建构当代形态的和谐美术，弥合艺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断裂，完善其社会性的价值与功能等等，都是今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重温1949年新年画创作的深入生活、贴近民众，回首新时期美术的激情澎湃，以及《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指导，似乎具有着独特的意义。
以下，本文将从加强公共美术设施建设，提升公众人文素质；加强审美教育，开拓美育新局面；建构和谐美术，熔铸社会和谐等几个主要的方面来讨论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和谐美术及其相关问题。
一、加强公共美术设施建设，提升公众人文素质公共美术设施，是指由各级政府或社会力量举办的，向公众开放、并用于开展美术活动的公益性的博物馆、展览馆、画廊等展览和收藏机构，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它旨在对公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素质，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美术设施是美术接受与传播的重要机构和场所，是沟通美术与公众的桥梁，是公众了解、感受当代美术作品以及当代美术发展的最初环节，也是公众欣赏、理解传统美术作品的重要中介。
关于公共美术设施的建设，欧洲一些国家的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法国的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美术机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闻名于世的。众多的博物馆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关键在于：无论国有还是私营，博物馆的管理机构都是想方设法吸引公众，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多重调控，并普遍坚持了低价制（票价基本保持在10欧元左右），而且每月的第一个周日，法国各类博物馆向国民和外国游客免费开放。另外，除儿童免票和学生优惠外，业内和媒体人士也可凭证免费进入。法国政府每年对各类博物馆均予以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比如，世界闻名的卢浮宫，门票约四十法郎（1法郎约合人民币1.2元）。由于法国公民的平均月薪在1万法郎左右，所以这种价位的门票对法国公众来说是相当低廉的。
其他欧洲国家的公共美术设施建设也运用了相似的方法，比如：意大利每年春天举办一次“文化周”，全国所有名胜古迹免费向公众开放，古罗马废墟长期向公众免费开放。另外，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欧洲一些国家积极鼓励年轻人参观博物馆，门票上给予优惠，并且免费让学生在博物馆现场上课，把博物馆、展览馆等作为学校课堂学习的延伸，将其作为社会学习的大课堂。可以说，这些措施真正成就了普及文化艺术，提高公众素质的终极目的。
通过对欧洲国家公共美术设施建设的调查与研究，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第一，采取国家经费拨款补贴、各类社会基金支持、社会捐助等形式，大力支持公共美术设施建设，重视长期社会效益，淡化短期经济效益，普及文化，提高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以此作为回报社会的最佳方式；第二，公共美术机构门票定价与区域社会经济相协调，并且价格方式灵活，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年票、月票等形式，并细化、优化门票类型；第三，公众素质教育从孩子抓起，门票价格与年龄成反比例，使博物馆等公共美术机构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真正做到从本源上为提高公众文化素质服务；第四，加大公共美术设施的网络建设，创建优秀美术网站，普及精英文化，使公众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获得相关信息，同时，也使不同阶层的公众能够平等地获得文化知识；第五，使美术融入生活、融入血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明确指出：“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和管办分离，切实把政府的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以实现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坚持公共服务普遍均等原则，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以此为指导，加大公共美术设施的建设力度，使之成为公众经常性社会活动的场所，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将是一种顺应时代之举。
二、加强审美教育，开拓美育新局面
美育是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是关于审美能力及其创造性的教育。其中，美术是实施美育的重要载体，是美育的具体实现方式之一。美育属于美学的范畴，又体现于教育之中。从人的全面素质教育来看，美育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功能，与德、智、体育并行而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教育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