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继宗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施政纲领和目标，如何构建和谐文化也随之成为广为讨论的课题。笔者这里仅仅从文学艺术与文化意义和价值观念的生产之间的关系来谈谈文学艺术的文化介入功能：好的、优秀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积极的文化介入，它所生产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对于构建和谐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许多论者都从传统美学中寻找包含“和谐”质素的思想和范畴，如“对称”、“比例协调”、“中庸”、“自然”等等。但是，笔者以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复杂、多元的审美文化形式，“和谐”并不是它唯一的审美形式。我们从各种审美经验和审美现象中提炼的美学范畴有很多，不仅仅有“优美”、“阴柔之美”，还有丑、崇高、滑稽和悲剧。文学艺术中的丑、滑稽和悲剧，总是包含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善与恶、崇高与卑贱、前进与倒退、正确与错误，这些都是文学艺术中的“不”和谐因素。但是，批判的、揭示矛盾的文学艺术总是在“斗争”中预示和向往着和谐。提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不和谐和矛盾之处，和谐文化并不是“瞒和骗”的文化，不是“一团和气”的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没有矛盾，世界就不能发展，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就是要以合理的方式解决矛盾、化解矛盾，而不是扩大和激化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价值滑坡。今天，“和谐”之所以作为一种主流话语被提出来，就是针对这些社会与文化中的不和谐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和谐文艺简单地理解为“赞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批判的文学艺术仍然是建构和谐文化的重要力量。而且，伟大的文学艺术总是给与人类的不幸和困惑、矛盾和斗争更多的关注，但是它们却对构建和谐社会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窃以为，和谐的文学艺术应该是敢于批判旧的、腐朽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建构新的、更合理、更和谐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文学艺术。
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意义与价值系统。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斯图尔特？霍尔提出，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与获得，而且“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系统具有现实效果，它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文化可以说涉及那些实践活动的全部”，“文化渗入了整个社会”。因此，我们不能把文学艺术仅仅视为消极的上层建筑，而是要把它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一种具有现实效果的上层建筑。建构和谐的社会与文化，离不开建构和谐的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对象，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文学艺术所生产和传达的意义与价值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介入。每一个社会都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这些价值观体现在社会实践、社会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交往方式之中，同时也体现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之中。某一社会和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包括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政治观念、道德观念、人生观念、爱情观念、宗教观念等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在文化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艺术对于意义的生产最重要的途径是形象的塑造，文学艺术文本中的话语世界演绎着历史的变革、人生的戏剧、人类精神的苦恼与希冀，几乎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在文学艺术中被搬上了舞台。文学艺术所生产的意义与价值几乎涉及到了文化的全部内容。以文学艺术为媒介，某一社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知识、情感和思想以及世界观都得到表达和流通。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霍加特说：“由于艺术在自身中创造了秩序，它便有助于揭示一种文化中现存的价值秩序，这种揭示要么是通过反映，要么是通过拒绝现存价值秩序或提出新的秩序。”作家作为一个积极介入现实人生的个体，往往具有某种文化取向和文化理想，他要么认同要么拒绝既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价值秩序。作家通过形象的塑造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生产了某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从而对既定社会的价值秩序进行建构或颠覆。
从共时的角度看，文学积极地介入了某一社会历史时期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和流通。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说：“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优秀的作家是一个在精神上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现实个体，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总是以特定的人文价值取向作为基本参照系，从而在自己编织的话语世界中鞭笞旧的、腐朽的文化价值观念，建构和憧憬更加人性的、更加公正合理的价值观念。
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话语是一种文化的声音，它通过自身生产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去实现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的作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通过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生产对禁欲主义等腐朽的基督教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封建的旧道德旧观念。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学为人类文化贡献了巨大的精神宝藏，为人类未来文化的构建积累了宝贵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资源。首先，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的人文精神本身就是巨大的精神财富——理想精神、拯救精神和批判精神。伟大的作家总是在精神上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的超越和价值的提升，体现出了维护崇高、崇尚理性、超越现实、追求未来的理想精神；伟大的作家勇敢地介入时代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了改变人类的不幸与苦难、消除残缺和病态、提醒人们记住尊严和希望的拯救精神；伟大的作家还秉持着怀疑的意识和批判的精神，不断地重新审视生活和人生，批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新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第二，文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大量的值得珍视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它们成为当代文化价值系统建构的宝贵资源。《俄狄浦斯王》对人类悲剧命运的沉思，《哈姆莱特》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颂扬与赞美，《浮士德》中表现的对于理性和自由的无限追求精神；《诗经》中对于自由爱情的赞美和对阶级压迫反抗精神的认同，《楚辞》中九死不悔的求索精神，《归田园居》中清静怡然的生活追求，等等，它们都是后世文化价值系统建构的参照系。因此，文学也是文化承传的重要媒介。
文学艺术通过建构形象来生产文化意义，从而参与了整个文化的符号与意义的生产与增殖。
文学艺术所生产的价值观念，既可以是对既定文化秩序的认同与建构，也可以是对它的颠覆。文学艺术以美学形式生产的各种人生观念、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都可以成为现实个体形成自我主体性的符号信息源，成为赋予生活以“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的意义系统”。因此，文学艺术是整个文化形塑现实个体的重要话语形式。每一个社会个体，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中，这些社会身份都携带了大量的文化意义与道德规范。文学艺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认同或颠覆某一社会身份所携带的价值观念。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艺术不能变革世界，但却有助于变革能够改变世界的男女们的意识和倾向。”作为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分支，文学艺术以生产文化意义与价值的方式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文学艺术与既定社会的价值秩序始终处于延续或紧张的关系之中，一切伟大的、进步的文学都是在对既定文化价值系统的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生产新的意义与价值观念，从而促进新的、更合理、更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产生。同样，新的文化意味着新的意义与价值观念系统，意味着新的现实个体的产生。
尽管文化介入的姿态有很大差异，但是，文学中的各种“主义”都是文化的积极参与者，无论是批判还是憧憬，无论是怀疑还是游戏，它们都力图批判和揭示社会和文化中的矛盾，并预示和渴望一种和谐的人生和社会。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大都以读者大众的教育者和心灵导师自居，把自己作为文化价值观念的立法者。传递爱情、友谊和美好的政治、道德观念是浪漫主义作家自觉遵循的文化使命，他们是理想性价值观念和意义追求的生产者和看护者。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当代现实”的关注本身就蕴涵着一种政治和文化立场。现实主义文学使社会下层民众进入了文学领域，成为文学的主角，这种民主立场是对当时的文化价值秩序和权力关系的一种挑战和颠覆；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典型人物的再现是一种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生产，它批判和颠覆旧的、腐朽的价值观，呼唤着新的、更合理的价值观念的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文化的反叛和破坏。对传统理性观念和文化价值规范的怀疑与反叛，使现代主义作家开始宣扬冷漠、荒诞、无意义的人生观。但是，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化破坏也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对未来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探索。后现代主义作家延续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文化介入姿态，并青出于蓝胜于蓝。后现代主义作家不再看管和守护崇高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也不再表现现代主义的焦虑、孤独、失落，因为后现代主体已经“零散化”。后现代主义作家丧失了重建某种形而上学和最终价值的勇气，成为一个文学游戏者，在文学话语中游戏。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失落感与绝望感的揭示是有力度的，我们不能完全从消极的层面去理解它们的文化意义，它们对于旧文化的悖离，正表明它们渴望一种新的、更和谐的社会与文化。
我们今日讨论文学艺术与和谐文化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道德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逐渐在我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抬头和蔓延，小说中“新写实”、“身体写作”正是这种文化趋向在文学中的表现。尽管这些小说在主题开拓、文体和表现手法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价值取向上的问题。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取向，生产和传达什么样的人生意义与社会理想，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灰色、冷漠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教科书中的“经典”，玩弄话语游戏的后现代主义也已经不再时髦，如何在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和确立新文化、新道德、新理想的过程中建构和谐文艺与和谐文化，应该成为今日文学艺术家关注的问题。
叶继宗，孝感学院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