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汽车气喘嘘嘘地爬行在广袤空旷的藏北高原时，已明显地感到了力不从心。
海拔五千多米的藏北高原，除了蓝天下的白云在这寂寞旷寒中毫无目的地游动外，几乎再也找不到生命的迹象了。一切都成了凝固的雕塑。
这里没有草、没有树，一片绿叶都没有。听不见鸟鸣，看不见走兽，走上一天半日，也见不上一个活物。让人搞不清这到底是在地球上，还是上了月球。在这大漠云天的高原上，看着远远而去的地平线，人们便会领悟到什么是遥远的时间，什么是遥远的空间，什么是遥远的沉思，什么是遥远的过去。这里几乎找不到人的足迹，看不到一堆玛尼石及石上飘曳的经幡。永恒的空间与无限的时间在这里通力合作着一个无限的静止。空旷寒野的高原默默地宣告着一个可怕的事实：这里是生命的禁区！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然界在这里设置的一切障碍及对生命的警告，必须要从这条生命禁区的地带上跨越过去，去完成国务院水利部交给的“为西藏阿里地区建设一座水电站”的艰巨任务。
阿里地区地处西藏最西端，喜马拉雅山的脚下，与印度搭界，与尼泊尔接壤。境内几大山系，或平行，或垂直，或峻拔，或陡立，高不可攀，望而生畏。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有的高达五六千米，终年积雪不化，见不到草木绿地，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50％。全年没有绝对的无霜期，有大半年大雪封山，与外界基本失去联系。阿里地区能源极度缺乏，燃料主要得依靠从新疆运油及拾牛羊粪解决，于是利用水资源，开发本地水电资源对阿里人民来说是非常迫切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接到国务院水利部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重任时，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以黄委会副主任陈先德为组长，主任助理、水电总公司经理王文珂为副组长的援藏领导小组，挑选组织了一支精干的援藏队伍，于5月18日在欢送声中带着3万治黄大军的希望与重托，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我们走昆仑，跨唐古，穿戈壁，爬雪山，战风沙，行冰川，御高寒，抗缺氧，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长途跋涉，日夜兼程，遥遥行程万余里，经受了二十多天的路程艰辛与磨难，于6月8日向路途最艰险的地段藏北实行大跨越。
藏北的景色开始还是迷人的：雪山隐没在云海里，草原坦荡在雪线下，偶尔有黑色的牦牛、白色的羊群在为草原锦上添花。白色与黑色交织的帐篷上空升腾着袅袅炊烟，去与低矮的云层合欢；无私的太阳把营养不良的草原渲染的较为丰满；清流的小溪，碧蓝的湖水在静默与和谐中放射着神奇的光环……这些迷人的景色早已逗引得队员们在车上大呼小叫了。然而好景不长，走到下午3点时分，这里便开始成了茫茫荒漠无人烟的地方了。放眼望去：天上无飞鸟，地上不生草，旷野无生命，风吹石头跑。雪线以上，寸草不生，高寒异常，只留下这些无穷无尽的鹅卵石，在向人们讲述着地壳的变迁和历史的沧桑。
地理学家说：青藏高原在很久很久以前，是一片浩瀚无际的大海。地球这个生命的实体在惊心动魄的演化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改变着自己的形象。藏北高原，这块用神奇垒起来的地方，本来在大海的最底层，可它不甘心寂寞与低下，在挤压与角逐的过程中，便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奋勇崛起，一举称雄，高踞于“世界屋脊”之上。
放眼极目，穷极千里，这里全让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占去。突兀峻拔的岩石、寂寞空旷的荒野、无边无际的鹅卵石在这里当仁不让地主宰着大局，向人类描绘着沧海桑田变迁的历史，经营着险象环生的庄严，营造着危机四伏的气势，坦白地荒凉着队员们的视野和心境。
不知是天太低了，还是地太高了，天和地总是在这个凝固神秘的世界上依依地交合着。
我们援藏队的车辆就在这天和地的交合处似乎在努力地撕开着一条缝隙艰难而又无奈地前行。上山下谷，左冲右突，三步一坑，四步一洼，五步一转弯地在与这小如斗大如牛的鹅卵石拼命。
在内地，此时正是最热的季节，而在这里，风与雪却在扮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色，不依不饶地涂抹着冰天雪地的景致，逼得我们援藏队员们个个都用鸭绒服紧紧地裹着身子，谁也不敢轻易地减去这身上的臃肿。
大漠云天，茫茫高原，路是没有的。司机只有凭借着前人的车辙，一会东一会西的在这冻土寒石之中摇摇晃晃地往前行驶。
“唉哟我的头！慢点，玩命啦？”援藏队队长张宏用手摸着不知被车撞过多少次的红肿脑袋，冲着司机痛苦地叫喊。
“叫什么叫？你没看见？这是路吗？”司机愠着脸，话也很冲。看来他早被这土坑泥洼、乱石弯坡给折腾出了一肚子的火气。
司机话音未落，突然发现前面陡然断陷出一条毫无道理的沟壑来。他本能地一踩刹车，车内的人不约而同地全来了个前栽冲。一阵痛叫后，车上的人们下来一看这足有一百多米深的沟壑，个个都惊出了汗来。好险！大家目瞪口呆了半天，后面的一辆车没有思想准备，又差点撞在前面的一辆车上。
人们在惊魂失魄后才发现不见了三号车。队长张宏忙用手机呼叫。可叫了半天，三号车丝毫没有回音。人们不得不不再度紧张起来。张宏立即命令一、二号车调头寻找。
三号车在旷寒遥遥的戈壁滩上抛锚了，原因是汽车水箱让戈壁上的鹅卵石全颠破震裂。这种事故要在内地一般是很难发生的，可在这没有生命的无人区地带却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司机和队员们都急出了一身冷汗，眼神里充满着焦虑与恐惧。这里是无人区啊！狼群来了怎么办？野牦牛来了怎么办？
“我们可不能困死在这鬼地方啊！”不知是谁冒出一句让人胆寒心惊的话来。大家谁也没敢去接这个话茬，都沉默着。旷寒的高原静寂着，缺氧的空气凝固着。队员们的心都快窒息了。司机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狠狠地掷在地上，一声不吭地从地上站起来，走到车前，伸手掏出一包烟来，“撕啦”一声把烟盒撕烂，开始在水箱里捣弄起来。奇迹出现了，汽车水箱竟让这位足智多谋的司机用烟卷修补好了，不漏了。然而大喜过望必会乐极生悲。水箱是修补好了，可水箱里面的水却漏得一干二净。没有水，汽车就寸步难行。队员们只好焦急而无奈地等待着前两部车子的到来。
三部气车汇合后，把车上所有备用水都加在三号车的水箱里。车子是可以启动了，可在这茫茫寒野无尽头的藏北高原，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队长张宏双眉紧皱，焦虑地思考着。临来之前，王文珂在欢送会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们这次援藏，任务光荣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我把这一支队伍交给你，你一定要把他们带好，要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他们都是从各个部门选拔出来的一专多能的优秀人才，是我们黄委会的财富。你不但要把他们安全地带出去，而且还要把他们安全地带回来，不能出半点差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伙都在紧张而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决定。他在这酷寒缺氧、不宜抽烟的高原上一连抽了两支烟，两眼红肿着，本来就干燥龟裂的嘴唇已在向外渗着血丝。张宏清楚自己身上担子的分量。
终于他下了命令：暂不前进！
一位司机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都在这里等死吗？”
张宏没有理会这位司机的话，对副队长陈永志果断地说：陈队长，你带领一辆车去找水吧！你是学地质的，在这方面有经验。把车上所有能盛水的家伙都带上。万一找不来水，我们大家的小便都不能再随便地尿了，要把它积攒起来，以防万一。
副队长陈永志开着一号车去找水，可没走多久车子后轮胎又“爆”了。一位队员下车后，看着瘪塌的轮胎便哭丧着脸对着苍天双手合十地开始了祈祷：“上帝啊，你也睁开眼睛看看吧，这鬼都不来的地方，快把我们给折磨死了，您也发发慈悲来保佑保佑我们吧。”
“别在那儿穷酸了，快来换轮胎吧。”陈永志冲着正在祈祷的小伙子有气无力地说：“上帝已经死了，祈祷是没有用的，老天爷更是靠不住，它没有同情心，得全靠我们自己。”
然而，老天爷真的像被陈永志的话给激怒了，刚才还是晴空万里，云天朗朗，此时却狂风陡起，掀沙扬石，让人们无法睁开眼睛；接着，雪粒冰雹又铺天盖地而来。
冰雹侵蚀着每个人的身体，风雪打湿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他们没有惊慌，没有退却，没有过多的埋怨与叫喊，因他们在高原数天的行程中已经习惯了这“高原天，孩儿面，说变就变”的恶劣脾气。我们这群硬梆梆的援藏汉子用粗暴的沉默与刚强的动作在与发了神经的天公较量与抗衡。”
气温急促地下降着，已经零下15度了，还没有停止的意思。队员们全身瑟瑟颤抖，手脚麻木僵硬，几乎失去了知觉。汽车备胎上的螺丝不知是冻死了，还是锈住了，无论怎样都卸不下来。急得陈永志一身水一身泥地仰躺在雨雪泥冰组成的地上和队员们一起用僵硬的手与颤抖的牙齿一丝一丝地往下拧着备用胎的丝帽。
张宏用望远镜看到找水的人们在狂风暴雪中围着汽车七手八脚地忙碌着，便立即判断出汽车又出事了，本来就没有落下的一颗心又急速地悬了起来。嘴里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妈的”，便叫上所有的人员奔了过去。
在这浩瀚空旷的无人区，补胎充气只得靠我们自己想法解决了。张宏块头大，总认为比别人有力气，于是每次在高原上换胎打气时，总是抢在别人前面。然而这不是内地，就是不走不动，体力的消耗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五十斤的工作量。他喘着粗气，艰难地打气，心就像要蹦裂了出来。一名队员从他手里抢过气筒后，他已站立不住了，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呼喘，五脏六腑都被激烈地压迫着。大脑因缺氧，发涨炸裂，疼痛难忍；脸色青灰发白，眼看马上就要窒息过去了。陈永志和队员们一看，吓慌了神，手忙脚乱地取来氧气瓶给他吸上。他才吸了两口，便又不顾别人的劝阻，一把扯掉鼻孔上的氧气管，说：“前面还有六千多米高的山峰，我们氧气瓶的氧气已经不多了，得留着到时给司机同志们急用，他们更需要。”
就这样，我们用自己的一份牺牲换来了对别人的一种激励，用我们的举动换来别人的一份力量，一种群体的力量，一种顽强的凝聚力。这种战无不胜的力量和凝聚力，使我们艰难地穿过藏北生命线，跨越了这条雄关漫道、万水千山的援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