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当了一名电视台的记者，从此有机会走遍了黄河流域的山山水水，采访了不少的人和事，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普通百姓，而能牢牢记于心间的，却是对那个水文站的采访。每每想起这次采访，就有一种揪心揪肺的感觉在我内心深处搅动。
那是春未尽夏已到的时节，我与电视台的另两位同志一起，从郑州出发，到山西省榆次市的黄河上中游水文局采访。八千里路云和月，当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榆次，把精心策划的采访方案放在水文局席锡纯局长面前时，我们失望了。席局长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所期待的那种表情。他皱着眉头，反复地看着我们的采访计划，然后平和而又深情地对我们说：“你们大老远地跑来采访，我深表感谢，但希望你们再辛苦一下，到我们最基层去走一走，真正的新闻在那里。”
汽车过了黄河，便一头扎进了山山岭岭之中。这里的景色明显与内地不同。山上没有树，草也长得很艰难。谷子、玉米等庄稼，都营养不良地委屈在沙漠地上，在田间地头缩头缩脑地看着我们，无精打采的样子。山很多，但都不大，缓缓的山头，如馒头一样，却又让纵横如网的沟壑给分割得无基无续，互不相连。其实这岭不岭，峰不峰的模样，是不能叫山的，一问，果不其然，是叫塬、叫峁。塬上、峁上光秃秃的，草也没有，袒露着自己的黄肿与青瘦。汽车就顺着这曲曲折折的谷底走，走到敞亮处，便有了人家。三三两两的半圆型拱门的窑洞寂寞地排列在土崖上。窑洞门前大都挂着长串长串的玉米和辣椒。门前如有树木的，树上也全被玉米串占去。三五只鸡在门前空地上悠闲地觅食。它们大概就是这一家人的经济基础吧。汽车在这里走得很寂寞，除了黄色的塬，黄色的峁，黄色的沟壑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切都是那么单调，一切都成了虚空，单调得我们都有了瞌睡。司机也有了瞌睡，就找些无聊的话说，说完了还是瞌睡。差点把我们翻在了沟里。
汽车一进榆林地区，山便开始变小了，变矮了，渐渐地平伏了，缓缓地瘫了软了下去。但还没等我们振奋起来，就又陷入了另一种惆怅之中。一眼的黄沙，这儿那儿，坦荡无穷的沙浪，起落着无数的沙峰，如大海逆光的早潮，风无形而强硬，冻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天和地全是空白，见不到飞鸟，瞅不见走兽，更不见一户人家。
防沙柳一丛一丛的，并不高；为了生存的需要，每一丛都在精心地巩固着一个沙丘，如坟头。我们的车子就在这“坟头”间软软地走着。风一过，沙子就窜起一片黄烟，放肆得很，旋着转，往车子上打，打得车窗玻璃叮叮咣咣地叫苦。就这样，我们在沙漠里啃着方便面，就着风沙土，探险似地走了两天，好不容易才算是到了陕西与内蒙古接壤处的一个小小的水文站。
说是个水文站，其实就是那么几间孤零零的房子，无遮无挡的，在这空旷的天地间努力地支撑着自己的尊严。墙是土坯的，没有砖，也没有瓦，一切都在固守着原始般的创意。职工就是那么三个，但文化程度不低，都是大、中专毕业分配来的。见到我们的到来，他们个个都激动得流出了无产阶级友情的热泪，说很久没有见到外面来人了。别说我们这些记者，就是他们水文总队的领导也很少见到的。这里实在是太偏僻太遥远了，进出都不容易。站在门前放眼极目，周围除了沙丘就是脚下的这条河流。我沉默了，心被这原始般荒凉的沉默压得一个劲儿地往里收缩，好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我依然不知该怎样描述我们这次采访的情景，只好把采访的录音抄录下来，以慰被采访者。
“请坐。对不起，你看我这屋子乱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就坐床上吧。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天南地北地跑，大世面见得多了，乍一到我们这里来，深山大漠的，不习惯吧？这里不比你们那里，出门爬大山，太阳两不见，照明点油灯，无菜盐就饭。窝人心呢。”
“你们千里迢迢地到我们这里采访，真不容易。我们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就是想哭。我们这里平常不容易见到来人，离村子又远，就这么几个职工，说话也不讲究文词。见到你们，激动得像出嫁的女儿久别后见到母亲一样，一肚子的话就急着往外倒，都有点颠三倒四了，请你们别见怪。”
“我们这里整整有半年没见上面来人了。记得还是去年中秋节吧，队上领导来看望我们时带来了月饼，可他们走后，我们谁也没舍得吃，放在沙漠里蒸干后就存放在箱底，想亲人想得急了就把它拿出来看看。你们也想见见？等一下，我得开箱子拿。”
“当然得用红布包呢，红布表示赤诚嘛。这也是我们内地的习俗，是吧？看得多了，月饼表面也都给摸擦光了。什么？该叫它思亲饼？对，对，还是你们这些记者会起名字。我们为什么就没想到呢？就叫它思亲饼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这思亲饼还会成为稀世珍宝呢。”
“这里天看不到边，地瞅不到沿，一眼的黄沙，满眼的寂寞。没路、没水、没电。虽然住在河边，干的是和水有关的工作，守的是一条大河，可吃水却得到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驮运。因为河里有水时泥沙太多，泥沙少时又没了水。由于土壤关系，蔬菜不易生长，我们常年吃不上青菜。因为水缺，我们平时用水都受到限制，每人只准舀上两碗水，先洗脸，后洗脚，然后再把每天用过的洗脚水积攒起来，澄清后再去洗衣服。洗澡对我们来说，已是遥远的记忆了。生活苦点还没啥，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寂寞。没有电视，有也是摆设。收音机收不到台，订了一份报纸，都是一两个月后才能看上一次，一次看好多天的，新闻到了这里，早成旧闻了。水文站位于陕蒙接壤地区，附近连个村镇都没有。工作忙的时候还好说，就怕闲下来。一闲下来就只好转沙丘、看河流，瞅着日落月升星星出。不过，最难的是要数孩子上学和生病住院的事了。我们站上有个职工叫张青云，在水文上干了三十多年了，可以说他的黄金期都呆在这里。1988年秋天，他的生命不容商量地给他划了个句号。他患了肠梗阻。这种病在内地治疗及时的话，也许根本不算什么，可在这里就不一样了。因远离城镇，交通不便，无法就医，在短短一天内，病魔就轻而易举地夺去了他的生命。可怜这个干了一辈子水文工作，与洪水搏斗过多少次而不服输的汉子却倒在了他最想不到地方——病床上。
“张青云去了，他的一生伴随着这不可挽留的河水流去了。但他却毫无遗憾，临死还要求我们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埋在水文站的旁边。他说活着干了一辈子水文，死了，反正尸体也运不出去，就埋在大河边吧，也好看看后人测报洪水。这是怎样的水文人啊！张青云走后，他的儿子接替了他的工作，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水文站当临时工，每月领80元工资。如今，张青云的孙女已经9岁了，却连学都上不成，因为户口问题，到城里读书得掏高价。他们也曾狠着心拿出全部积蓄硬撑着女儿到县城读了三年。可后来学费高的让他们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只好无可奈何地让女儿重新回到了身边来。”
“我们站还有一名职工叫王志学，1953年从四川大学分配到水文站时，正值青春年华。而今40年过去了，这强硬苍劲的河风硬是把他一个年轻的书生吹打成了一个酷脸的汉子。
“你们看，他这满脸的褶皱，哪一道不记载着水文上的风风雨雨、悠悠岁月呢？”
“他刚到这里时，这里四周无人烟。每次测流他得带上干粮行李什么的，孤身一人，一走就是几天几夜。风餐露宿，野人一般。有一次遇狼袭击，他爬到树上与狼对峙了一天一夜，尿都憋到裤子里了。幸好有人路过，他才幸免遇难。”
“一次洪水测报中，因多年失修的吊箱缆绳不胜洪水的拖力，断了，把人甩入河中。后来小命虽然从阎王爷那里要回来了，但一只右手却被铁缆绳无情的辟断，掉进河里，再也找不到了。即使如此，他也没离开岗位，放弃水文工作，而是让他的几个孩子也干上了这一行。”
“除我之外，站里还有一位职工，叫李顺发。他的哥哥李顺达黄校毕业后分到该站，第二年在一次洪水测报时，因吊箱落水被洪水冲走了。牺牲时年仅24岁。李顺发是接替他哥哥而来的。这样的例子，在文水系统可是不胜枚举，如有时间，还可以向你们讲得更多更多……”
“那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干呢？”
“是啊，谁不想到好地方干工作呀？可我们学的是这一行业，不干这行又能干什么呢？再说回来，工作总得有人干吧？我们不来，别人还不得一样的来吗？”
多朴实的语言，多么可贵的精神。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一些人醉生梦死的同时，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他们的亲人为平凡的工作而献身；他们面临生活、精神上的种种难题，可仍默默地，一丝不苟地奉献着，他们算不算是最可爱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