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祖先要准时，要在忌日、时节里拜飨祭祖。俗以为不能推迟日时，如果移前数日举行，是可以的，但禁忌推迟三日后举行。否则，祖上等了三日，不见有吃喝的供祭，便会对儿孙们失望的，不免叹冷气而去。这口冷气，是“穷气”。家，便可能就要被这口冷气叹穷了的。东北一带，春节有接外出的祖灵回家团聚的习俗，也是一种祭祀活动。大年三十夜，吃饺子前，人们把大门敞开，院内摆上桌子，供上饺子、香烛。孩子们打着灯笼，挑起鞭炮。正当二十四点时，点燃鞭炮和蜡烛，祖灵被迎进家门，与家人同乐。接祖灵一定要准时。
俗以为接早了会接到“长门神”、“讨吃鬼”，接得晚了祖灵会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可见祭祀仪式是很讲究时刻的准确无误的。
对祭祖灵的祭品也有禁忌。一般说来，凡是人们自己食用的肉类、水果、酒、油等，都会献祭给祖灵。那些人们自己不食用的，也多数是禁忌献供祖灵的。汉族一些地区，禁食牛肉、狗肉，以为它们可以耕田、看门，是有功于人的，所以不忍心食之。既然人都不吃，就更不能做供品了。否则，将构成不敬之罪。南方沿海一带，祀祖灵禁忌把鱼打鳞去鳃，剪头去尾。俗以为，这样就不是“全鱼”了，恐祖灵怪罪祭者不是“全心全意”。祭祀之物以“带皮”、“带鳞”为尚，即猪肉、鸡肉等一律要“带皮”的。鲤鱼、鲫鱼等都要“带鳞”的。
而那些无皮无鳞的如鳗鱼、鳝鱼等禁忌用作祭品。人们祭祖是为祈福的，从这一心理出发，祭神的供品多有求吉避凶的讲究。比如湖北一带，新谷登场，祭天地先祖，用鱼不用鸡，即是为取“有余（鱼）无饥（鸡）”之意。我国南方有的地方称茄子为“吊杀鬼”，称吊死者为“生茄子病死的”。所以禁忌用茄子祭祀，惟恐不吉利，惹恼了祖灵。江苏一带，清明、七月半祭祖时，祭品用荤素均可，但禁用带“豆”字的菜作祭品。如绿豆芽、蚕豆瓣等。因“豆”与“斗”谐音，恐以此祭祖，会招致后代子孙争斗不休的厄运。豆类食品中，惟有豆腐常用来做供菜。因“腐”与“富”、“福”谐音，是财星高照的征兆，所以不忌。
祖灵禁忌中最为人们重视的是对祭器的禁忌。汉族大部分地区家堂祖先牌位都忌乱摸乱动，否则，便认为是对祖先神灵的侮辱。非但人不能随便乱触摸，就连灰尘落在上边，也是很忌讳的。光绪《祥符县志》云：“当除之夕也，洒扫庭阶，陈设供奉，入更后，启外门鞠躬迎神以人，奉爵位以安神位，献岁三日，不敢洒扫，虑尘神几筵也。”汉族民间祭祀时未洗手禁忌接触神案上的香炉、烛台、花瓶、杯盏等祭器，否则，祭祀的灵验就会被破坏。祭祀时还禁忌跨越所用的一切器具，否则，就像在祖灵面前拉屎、撒尿、吐唾沫、辱骂一样，是对神灵的侮辱、亵渎。这些祖灵禁忌一方面表示人们对祖先的悼念之情，一方面又抒发着祈福求护的心愿。
祖灵崇拜是鬼魂崇拜的一种形式，实质就是崇拜祖先的鬼魂，不过这种鬼魂与崇拜者之间有血缘关系。
动物禁忌
汉族民间对动物禁忌的方式有很多种，或禁食其肉，或禁见其形，或禁闻其声，或禁说其名，或禁杀其体，或忌被其咬。
对蛇有诸多禁忌。蛇为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的主要图腾。该地区民间至今仍敬重家蛇（生活于住宅内的一种无毒蛇），流行忌呼蛇名的习俗。蛇在江苏宜兴叫“蛮家”
、“苍龙”；在浙江杭嘉湖称“大仙”、“天龙”；在安徽当涂称“家龙”；在江西清江称“祖宗蛇”；湖南常德一带称“老溜”。这些皆为“尊称”，显然是图腾崇拜的遗留。
见蛇有时是不吉利的。宜兴人认为在米囤上及床上发现家蛇为吉，在檐、梁上发现为凶，有“男怕跌蛇，女怕跌鼠”之说。浙江人也忌见蛇跌落在地。清江人见蛇蜕皮和蛇出洞为不吉利。当涂人认为家蛇出现为凶兆，会有家主死亡或其他意外祸事发生，更忌家主看见；家中其他人（包括小孩）见蛇，不可告知家主，应守口如瓶。犯忌之后，逢凶化吉、戒除晦气之法，江苏、浙江及安徽是点燃香烛，用豆腐、鱼肉、米、酒及茶叶等食物来祭供；江西清江则将其送至远处，并点三支香“送行”。对家蛇绝不可打杀，宜兴俗谓“打蛇勿死蛇讨命”，清江俗谓“打蛇埋蛇，当作朝华”，意为见被打死的蛇，应该埋葬，这样做好比拜了华庙里的菩萨（“华”为当地有名的寺庙）。
远古社会的蛇图腾崇拜，演化到今天，缩小为仅仅对家蛇的崇拜，这大概是出于家蛇无毒，不伤人的缘故。
老鼠也是一种“家居”动物。对家蛇的禁忌，是出于一种敬奉心理，对鼠的禁忌，则是出于畏惧感。汉族民间以为，老鼠居于地穴中，夜间活动，能与鬼神相通，满身沾染了阴间的鬼气。老鼠咬了谁的东西，鬼气便传到他的身上，大难即将临头。《三国志·邓哀日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曹操的马鞍被老鼠咬了，负责仓库的人很害怕。曹冲想了一个办法替这人解困。他用刀子把自己的衣服穿了个洞，似被鼠咬过一样，并假装悲哀。曹操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俗信衣服被鼠咬了，衣服主人是不吉利的。其实，曹冲用刀子破己衣，作鼠咬之样，一来是为负责仓库人解脱罪责，二来是替曹操承受厄运，此属模拟巫术。
江苏崇明地区对鼠有三种忌讳：一为老鼠数钱。鼠在深夜时，吱吱作响声，好像数钱。
迷信妇女以为听到此声，家中将出祸事，因之日夜担忧，恐大祸降临，必等数日后，不见灾祸，才能放心。二为老鼠落空。老鼠出外寻食时，或失足跌落，见之以为不吉，不是生疾病，便有其他祸灾，必设法禳解。禳解之法，须见者亲往乡间，沿户乞讨白米，谓之“百家米”，回家以之煮饭，食之便可祛除灾难。三为老鼠咬东西。鼠咬物乃其天性，迷信妇女，以为说了老鼠坏话，为鼠所闻，故东西被咬坏，乃禁止家人怒骂老鼠，甚至或呼“老鼠伯伯”
以媚之。崇明人俗信鼠能掐会算，善知吉凶，故不敢得罪，甚至还要设法取悦于它。
狗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汉族民间以为狗能通神，所以对狗有种种禁忌。比如狗上房是暗示盗贼即将光临。狗夜哭则俗信有死丧之灾。狗有时前足离地，身子直立，俗称“狗作揖”，见之不吉，必遭横祸。狗吠似哭，其家必有灾祸，灾祸的内容各地说法不一：浙江余兆、湖南一带以为狗哭兆示有死丧事发生；安徽一带则说狗哭为兆示水灾；浙江湖州一带又说是兆示火灾；还有一些地方当作是被盗、争讼的前兆。其实，狗哭是狗夜时凄凉长嚎的声音，如猫“叫春”一般，其声与平日里的吠声不大相同。俗误以为是狗看见了鬼，受惊吓才这样叫的，所以联想到将要死人、有火灾、水灾等祸事发生。
狗的另一生理现象是褪毛。俗以为先从腿上和先从头上褪都是不吉利的。俗谓“狗褪毛，先净腿，发大水；先褪腰，油饼火烧吃一遭；先褪腚，主人幸；先褪头，主人愁”。有的地方以为先褪腰也不好，俗语说：“狗落腰，家家憔；狗落肚，家家富；狗落头，家家愁”
。从这两条俗语看，狗先褪肚毛为大吉，先从头上及腿上褪毛则被民间视为异常现象而普遍有所忌讳。
还有一些动物的叫声是忌讳闻见的。乌鸦的叫声在汉族许多地方被认为是凶兆。湖南、安徽认为听见乌鸦叫，会发生口角；南京人清晨听见乌鸦叫，过去要默诵“乾元亨利贞”五字真言七遍，以祛不祥。尤其是白顶乌鸦，有类似丧服之嫌，更是忌讳。假若乌鸦屎落在头上，就更加觉得是倒霉透顶的事，一般人们要破口大骂几句，如“该死的乌鸦”、“破嘴乌鸦”等等，并将其轰走。浙江各地也忌门前乌鸦叫，主有凶事，有“乌鸦当头叫，不被打也被吊”的俗语。碰到乌鸦叫要禳解，对乌鸦吐口水，掼鼻涕，同时念咒语，如“上有天，下有地，不怕乌鸦放个屁”，“老鸦白头顶，叫叫勿要紧，老鸦白头毛，叫叫粘勿牢”。
猫头鹰夜鸣亦为忌讳。湖南人认为“猫头鹰夜鸣，村中必死人”；河北人听见它的声音时，如手中端着碗，就要将碗摔破，以祛除灾祸。忌闻猫头鹰夜鸣的俗信，在我国周朝、汉代就有了。《说苑》说，齐景公对枭鸟（猫头鹰）夜鸣，“恶之甚”。《汉书·霍光传》云：“枭数鸣殿前树上，大怪之。”清代则传说，“枭乃无毒所产，见闻者必罹殃祸，一急向枭连唾十三口可禳。”
还有一些鸟的叫声也不吉利。鬼车鸟，又称九头鸟，俗谓闻此鸟叫者为凶。舟山一带传说听到九头鸟叫时，附近就有野鬼游魂。旧时安徽一带，早起听到沙和尚（一种喜食肉类的鸟名）的叫声，俗以为必遭病殃。夜间听鹳子叫，俗以为有水灾。汉族旧时还忌闻伯劳鸟鸣。
以上诸飞禽，俗以为凶鸟，闻其声自然不祥，可牛在农耕民族颇受敬重，其叫声有时也被视为不祥。安徽寿春人早晨听见牛鸣，以为有人欺侮；湖北长阳岗有句俗谚：“夜里听牛鸣，灾祸要降临”。驴子亦为良畜，安徽一带，却忌讳夜间听见驴子叫，借以为这是将有灾病的征兆。浙江一些地方忌前半夜家养的公鸡叫，主家室不平安，要急取冷水泼到鸡身上禳解。牛、驴、鸡夜鸣，为不正常的现象，会引起人们产生不吉的联想，故而为人忌讳。
浙江南部山民住屋内忌外来的猫和猪，只有狗来是吉祥。有“狗来富，猪来穷，猫来带麻布（死人）”的俗语。狗来会饲以饮食，猪来则赶打出门，猫来是大忌，要将其捉住，在猫腿上系一小红布条才放走，如捉不到，要赶猫上树上屋才吉。又忌见到地上死猫，如看到了要将死猫扔上树。传说猫在如来佛前捕杀老鼠，犯了杀戒，被赐死无葬身之地，让猫死在地上，违了佛祖旨意会不祥。还忌路上遇到鳖，见了“拉路鳖”有晦气。忌路上遇见蛇交配，也有晦气。如果碰到鳖或蛇交配，要立即解开衣扣，可以制邪，驱除“晦气”。
禁忌的动物还有：马、羊、骡、鱼、虾、蟹、虎、狐、蛙等等，这里不再—一介绍。对这些常见的动物，人们的潜意识中有一种认同感，这一认同感承袭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尽管后来图腾观念淡漠了，人们仍将自己的生命与动物敏感地联系在一起，动物的“异常”的现象会被认为是自己某种“异常”现象发生的兆示。这便是动物禁忌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动物的有规律的正常现象，就不会激发人们的畏惧心理，也就构不成禁忌。动物禁忌还表明，在人类没有完全消除鬼神等超自然观念之前，人们就无法摆脱动物的精神上的“纠缠”，还得通过种种禁忌来调节与它们的关系，来表示人类对它们的敬畏。
植物禁忌
汉族民间认为植物同动物一样是有灵魂的。先秦时就有一种司木之神，名曰“句芒”，为古代的树神。“夸父逐日”弃杖化为“邓林”，也是桃林有灵的记载。对被神化的植物，从古至今，以敬祭活动表示崇拜者不多，主要以敬畏的形式表示崇拜，其内容便为禁忌折伤或砍伐。《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一切树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拓”；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很明显，这些禁伐并不是出于防止偷盗或其他目的，完全是出于迷信，认为树木有神灵，违反禁忌会触怒树神而受到报复。西南汉族一些地区仍有“祭龙树”
、“标龙林”的习俗，人们不仅不能砍伐龙树，而且平时也不能走近龙林；不能在龙林里放牧；龙林里的树、花草、土石都不能随便乱动，否则，便认为是冒犯了树神，会遭到不幸。
这类禁忌皆为原始植物崇拜的残存。
植物禁忌与动物禁忌不同，动物禁忌主要是由动物本身的“反常”行为引起的，而植物无外在的行为举动，惟一能激发人们联想的就是植物的年轮及枯死，因此，植物的禁忌主要依赖于它们生长的环境。被禁忌的植物，更多的为古老的，或庙宇、村后、玫莹的树木，以及被人们崇拜的或视作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植物。
过去南方农村的村寨口，多有一棵高大的古树，俗以树上住着本村的守护神。路经树底，需肃静，不能说污秽之语，不可撒尿，不能有任何猥亵性的举动，以免有冒犯神灵之嫌。
村寨周围的其他古树也严禁砍伐。汉族以为任何事物，一旦年代久远就会“成精”的。所以常以为老槐树、老樟树、老榆树、老柳树中有精灵鬼魅，所以绝对不能砍伐。传说山东长岛在伐一棵古槐时，锯得树木流血，而且还祸及周围人丧命。古籍也有类似记载。干宝《搜神记》卷六：“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魏武在洛阳起建始殿，伐灌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魏武恶之，遂寝疾，是月崩。”这又给植物附加了人的机能，认为树木与人一样，为血肉之躯，是有知觉，有意识的，绝不能待之不仁。
不仅高大古老的树木禁忌砍伐，矮小的丛草也不能随意取用。旧时中原一带，民间俗以为草丛中是鬼的藏身之所，因此忌讳割坟上草，河南、湖北一带忌讳烧用铺床草。因为死人身下铺的草才烧掉，故以为不吉。葱有象征男阳的意义，故民间忌讳结婚办喜事时用葱。否则，俗以为会衰耗元气。台湾一带，忌烧香蕉叶，据说香蕉结实很多，如果滥加烧化会绝嗣的，至少是子嗣不会繁荣。
由于相信草木与鬼神有着某种密切关系，所以汉代以来便流传着一种习俗，即在坟地植树以安慰死者的魂魄。至于种植何种树，则有所禁忌。汉族一些地区不许在坟前栽棕树，因“棕”与“终”同音，以为违禁，就会使墓主家族断子绝孙。墓地要栽种生命力强、四季常青的松、柏之类。人们相信，坟地树木的荣枯，反映着亡灵魂魄的安否，同时也象征着死者家族子孙繁盛，后继有人。
受植物有灵观念的影响，伐木被视为危险的职业，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树神的报复。林场工人在山上伐木时，如果斧头掉头了，绝对不能说“掉头”，要说“出山”了。此为化凶为吉的双关语，一是说斧柄从斧头中出来了；二是说伐木的人能平安出山。当大树被砍断或锯断后还没倒时，最忌人跑动，否则，被树神听见了脚步声，树便朝人跑的方向倒去，会砸伤人。此禁忌可能产生于伐木工人的经验中。汉族自古伐木认时，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礼记》云：“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可见，伐木之禁忌，由来已久。
使用树木也有禁忌。汉族有榆木不作棺的俗禁，一说是因榆木材质坚硬，条理不顺，有“榆木疙瘩不开窍”的俗语流传，恐下辈小孩不知理，不聪明。故棺木多以纹路顺直的杉木为主，亦有利劈刨。另一说是由于榆叶、榆皮可食，易遭虫蛀，所以民间一般不用此做棺寿材。福建渔民忌用白桦造屋及做木排之舵，忌用雷电击断的树木制造家具，这些禁忌，是含有科学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