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住宅地基之后，再由风水地师以其对外的环境、天时的观察、诠释来决定整栋屋宇的朝向。若屋主人未请地师，则由大木师傅定向。风水中称这种决定住屋朝向的方法为“向法”。
定方位要顺势，忌逆势，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气候特征等决定“大向”，即大致朝向。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南的“负阴抱阳”格局。一些特殊的村落则因禁忌、避煞、自然条件的限制的要求而朝东或西。方位上的禁忌不是很严，最忌的是地势上南高北低，看上去极不顺眼，俗话说：“前（南）高后（北）低，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
后（北）高前（南）低，主多牛马。”实际这是顺乎自然，人们都是把房院建在山南水北的阳处，而不会建在山北水南背阴地里，出门就蹬山爬坡也是很不方便的。主房建毕，要在四周增建房屋亦有禁忌。《论衡·四讳》曰：“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详。”所谓西益宅就是宅地向西边扩大。对此，《风俗通》亦以为是，并进一步解释曰：“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有《礼记》曰：南向北向，西者为上。”这是说南北向的房屋，西边为尊长的住处，不能添建房屋。
随着住宅朝向的确定，门窗的方位也被确定。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标志，是迈入室内的第一关口，中国人历来重视各种门的处理，风水更是对其投以深切的关注：“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地理作法……全籍门风路气，以上接天气，下收地气，层层引进以定吉凶。”（《相宅经纂》卷一、二）民间一般立门于南、东南及东三方，俗谓“三吉方”，又以东南为最佳，俗称青龙门。
对照传统民居的大门位置，多与此说相合。古代门向的禁忌与住家的姓氏相关。《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及《无何集》云：“角家门不宜西向，宫家门不宜东向”等，便是这种古俗信仰的例子，这一迷信近代已不习见。
门向禁忌更多的是涉及到门外的环境。在浙江金华，“旧时正门如果正对别家屋栋、墙角、山头、岩石等，认为是大不吉利的，必须祈求虎神相隔。”（黄子奇《金华虎俗》）俗信以为，凡人家门前有西池，为哭字头，不祥；西边有池，为白虎开口，不吉，皆须忌之。
天津旧时盖房，忌讳自己的屋门正对着别家的门、窗和山墙，说是“窗户对着门，不打官司就死人。”“门对门，尽死人”。尤以门小者更遭其害，俗话谓之“大口吃小口”。若不能避，需于各自门内垒影壁墙，以挡避邪物侵袭。门口正冲小巷及邻家房前兽头也不行，俗以为不吉，要设法破解。门还忌正冲房檐滴水，俗话说：“房檐滴水滴门帮，一年之内死一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口伤小口。”
总之，这一类关于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多是为了避免“气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间有一简便的方法便是在门边置屏墙一堵，或直或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气畅”，因而屏墙多是不封闭的，如入口处的影壁等，使得内部空间还呈现与室外相融合流通的意向。
汉族民间在讲求自然地形之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邻建筑位置及向度上的相互关系。总的要求是合乎情理，忌背合，即忌与众人的屋向相反。风水称与众向相反的建筑为“众抵煞”
，有“烦恼皆因强出头”的说法。对于屋前空地（称作地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只可人高而略低，过低又不可，这正是中国“中庸”、“平均”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
在大门前忌种大树；在树种选择上，风水认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桅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奈杏”。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相宅经纂》卷四）。河南开封一带流传一种“宅忌”
民谣：“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桑与丧字谐音；“柳”指父母死后，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鬼拍手”是指杨树，多植于基地，其叶迎风作响，似人拍手。民间还有“屋后不栽槐”的说法。据说古时有尊槐之风习，槐于古代是吉祥、长寿和官职的象征，因而民间禁忌植槐于屋后。河南一带禁忌在院内种植楝树，以为楝子为苦豆，兆主人食苦果。南方沿海一带忌在房屋周围种芭蕉、香蕉，俗信易聚鬼，或令妇女得血疾。《无河集》说：“有指草木言者：如宅东有杏主败；宅西有李主淫；槐主富贵；芭蕉，招祸之类是也。”这些禁忌，貌似无稽，若考察这些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可知其中颇有科学道理。譬如槐树喜光不耐荫，适宜种于住宅南面。榆树速生，枝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特别有意味的是榆树具有极强的吸附毒气、烟尘的性能，种于宅后能够净化空气保护环境，故有“百鬼不近”的说法。房子建好后，要考虑室内的陈设和使用，这方面也有禁忌。在天津，立柜不能对着床。河北一带，有糊窗禁忌。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说，秋后农家糊窗，如果在十月初一以前糊好，必须在窗上一角留一小孔，等过了十月初一这一天后再补。据说酆都城到七月十五日把鬼放出来，散在各处，等到十月初一再收回去。如果十月初一前糊窗不留孔，就会把鬼糊在屋里了。据《台湾风俗志》说，瘟疫鬼的居所，依旧时不同，常在室内各处，如中庭、东西壁下，床上、床边下、灶前、堂前等等，如果不知瘟疫鬼何时正在何处，乱动乱撞室内东西，则会受其祟患，染上疾病的。
汉族民间十分看中建灶。河南一带旧时忌讳火门（锅门）朝东、西、南三向。大门朝东西，犯了“烧东西”的忌讳；朝南也不可，只有朝北方好。俗话说：“向南烧，燎太阳；向北烧，无祸残。”又说“扭南烧北，金银大堆。”其实，朝北立灶，是按照风势的特点确定的，并非虚妄。
居住禁忌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包括许多内容。譬如对于迁居，汉族就颇为忌讳。民间有“人搬穷，火搬熄”、“人搬三道空，火搬三道熄”之说。这是由农耕文化的特点决定的，农耕民族主张“安居乐业”，迁徙是家业衰败的表现。万一不得不迁，又忌正月、九月迁屋，以为是凶月迁屋不吉。迁居时，汉族认为“搬家先搬灶”，灶王爷与家谱要选迁移到新居处，其后才能搬别的东西。居住禁忌在农村现在仍有流行。
行旅禁忌
出门远行，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旧时交通不便，在外困难诸多，最怕碰上不测的灾祸。因此，汉族民间素来有慎出行的习惯。
外出行旅，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出行的吉日，尤当注意的是，逢“七”的日子不可启程，宁可延期；逢“八”的日子不可到家，宁可在旅途中多逗留一天两天，俗谓“七不出门，八不归家”。十三日忌出远门，因为“十三”与“失散”谐音。正月十三与以后的每月递前二日为杨公忌或杨忌，百事禁忌，迷信的人不出门。忌黑道日出门，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都不能出远门，更不能在外住宿，山东有些地方忌双日出门，说“要待走，三六九”。假如已经选定了一个启程的吉日，但旧时忽然发生了不良的兆头，如，小孩跌了跤，大哭不止，失手打碎茶杯之类，则至少须延期一日，不然，很不吉利。前面提到的杨公忌，是专门避忌出行的日子，据《无何集》云：“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皆未悉其原委，故为所惑耳。今按其说，乃是‘室火猪日’。其术元旦起角宿，依二十八宿顺数，值室即为杨公忌。”按这样排列下来，杨公忌应当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相隔均为二十八天。这些日子都是禁忌出门离家的。至于杨公何许人也，考之不详。
出门在外吃饭，有许多禁忌，如不要先喝汤，不要端着碗喝汤，要用匙，不要泼了汤；不要失落了筷子，不要打破了碗。又“出门千里，不吃枸杞”。枸杞为补肾强壮药。这条禁忌谚语含蓄地告诫男子出门要注意控制自己，忌拈花惹草，寻花问柳。“落店”睡觉时，不要铺着芏子睡觉，不然，会沉迷不醒。不要起床的时候站在床上，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站在或坐在人家的门槛上，主人家不高兴这样。
在山路上行走时，若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俗以为这可能是鬼魅在试探。人名为人体的一部分，若答应了，灵魂便为鬼魅所逮，人将遭不测。行路时，还忌讳遇上殡葬的，借以为不吉利；或将衣帽脱下，扑打数次，以为破解，谓之“散晦气”。
在山里，旅行者最忌遇见瘴气。远看着山头有烟似的、雾似的东西蒸蒸而上，这是瘴气发生了。抽叶烟是一个避瘴气的法子，还有其他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也可避瘴气。
农耕民族多有一种恋“家”的心理积淀，出行即意味着暂时离开自己的家宅。离开自己的安全归宿地，会有一种安全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感又是因对外地陌生的恐惧感引起的。如今，交通事业日益发达，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将原有的民间有关行旅的禁忌习俗抛弃得无影无踪。
人名禁忌
人名禁忌亦即通常所说的“避讳”。避讳，是汉族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讳”，是指帝王、“圣人”、长官及长辈的名字。人们说话、做作文不能乱用乱写，平时用到与这类人物的相同的名字时要有所避讳，如：不用“长”字，用“修”字代替。司马迁写《史记》，因其父名“谈”，所以把“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
到了唐宋，避讳之禁令逐渐严格了，为“尊祖敬宗”和维护天下的权威，唐代要求对七世以内的已死君主必须避讳。所以唐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狗”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狗”，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
，简直不知所谓。宋代又规定，七世以上的君主之字，也要避讳。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原名“桓娥”，在赵淳熙版《文选·月赋》李善注中，始改作“嫦娥”。这是因宋人避真宗之讳，改“桓”为“嫦”。杨延昭是大家熟悉的杨家将中的人物。他本名延期，因避赵匡胤始祖玄期之讳，易名延昭。
清朝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入关之初，避讳之俗并不严格。比如顺治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按讳法本应避“福临”二字。可是当时顺治皇帝下诏，宣布凡遇自己的名字及福临二字时可不避讳，并在诏书中解释说，不可因他一人，而使天下所有人无福。
可是乾隆以后，统治者又给全国人民套上了避讳的枷锁，甚至达到登峰造极、不顾祖训的程度。乾隆于十三年八月，在北京月坛参加祭祀之后，回宫途经西四牌楼，偶见一户居民门桅上书写“五福临门”四字，心中愤然，第二天便颁诏责问，并把这家门楣上的四字除去。为此还特诏示全国，规定民间门额不许再题此四字，违者治罪，若为官者革职。
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宗法制度崩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避讳制度才随之宣告结束。但避讳之遗俗并未消尽，如今，子女仍然禁忌直呼长辈之名，更不能叫长辈的乳名，与长辈名字相同或同意的字也有所避讳。尤其忌讳的是，晚辈的名字绝对不能与长辈的名字相同，或有谐音字、同音字。否则，认为是“欺祖”行为。晚辈称呼长辈时，一般应以辈分称谓代替名字称谓，如叫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等等。这类称谓可明示辈分关系，也含有尊敬的意思。
人名禁忌大都与礼俗有关，主要是为了维系封建的尊卑、上下秩序及人际的不平等关系。如果溯其根源，大概起始于原始的巫术观念。原始先民以为人名属人体的一部分，若默念仇人的名字，或书写某人的姓名，就可实施黑（凶）巫术，将其人置于死地。为了自己不被别人加害，就禁止别人直呼自己的名字，大家如此，便有了避讳。最初的避讳是在上层社会及权威人士之间实行，后来流行于民间，影响到平民百姓，成为一种民间习俗。
有趣的是，在汉族民间，不仅对活人的名字有禁忌，对死人也不例外。《礼记·曲礼上》就说：亲人死后要哭丧，以示惜别。“卒哭乃讳”，哭丧之后，死者已被当成鬼了，就不能再称呼他的名字。《礼记·檀引》载有事例：一个叫子蒲的人死了，有人呼出了死者的名字，孔子的弟子子皋便讥讽这个人粗野不达礼。我国西藏一些汉族，由于受到西藏习俗影响，绝对禁止向死者家庭提到刚逝的死者名字，否则会认为是极大的侮辱。
年龄禁忌
年龄表示生命的长短，因此计算年龄的数目也就与生命有了瓜葛。有的数目因各种原因，被历史赋予了凶祸的含义，汉族民间在叙说年龄时即避免使用它们，以防危及生命。
例如，山东男人忌说自己41岁，四十一妨妻，要跳过去多说一岁。扬州人做寿，有所谓男不做“三”，女不做“四”之说，指年龄的“三十”和“四十”。一层意思是“三十”和“四十”年岁不大，不应该做寿；另一层意思是“三”和“散”、“四”和“死”谐音，认为不吉利。据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语言》引《闭纪》云：“燕人讳言四十五，人或问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岁’，则曰‘明年四十六岁’，不知何所谓也。”又据《卞梁锁记》载：“汴地民间流传：老包（拯）奉命往陈州放粮，中途遇盗，乔装王八（江湖中下九流妓女的鳖脚），逃出险地，幸免于难。其时正值45岁，民间认定45这一岁，必属厄运，因而忌言45岁，多改称44岁或46岁以避之。”可见忌言四十五岁，实际上是与遇险、当王八等凶祸不吉之事相关的。
忌六十六。民间以为66岁是老年人的一个“坎儿”，俗谚云：“年纪六十六，阎王要吃肉。”东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要由后辈给他包66个饺子（一般都尽量做得小些），如果能一次吃完，就预示这个“坎儿”能够平平安安地过去。河南一带，老人66岁生日时，闺女要送一块肉来，大概是为的还上阎王的债。客观上却是解了老人的馋，还了女儿的愿。有的地方，还要把肉切成66块，让老人吃下去，据说如此一来，就能顺利度过这一关了。
岁数又忌言七十三、八十四，据说与孔孟二圣的终年有关。传说孔子（丘）卒年73岁，孟轲卒年84岁，因此人们以为这两个岁数是人生的一大关口，谓之“损头年”。连圣人都难以通过，一般人更不用提，所以都很忌讳。开封“老婆言”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如能过七十三，便可活到八十四了。现在中原一带仍有以七十二或七十四避七十三者；同样84岁这一关，亦以此法而避之，期望长寿百岁。
岁数还忌称言“百岁”。百岁常常用来指寿限之极，如“百年和好”、“百年之计”、“百年之后”等等都是暗指寿限之极的，所以若要问到某人的岁数时，是忌讳说百岁的。真正是100岁整，也要只说是99岁，否则，不吉。山东泰安一带说100岁是个驴，临清一带说100岁是个老刺猬。
关于岁数的禁忌，各地还有一些特别的说法。浙江湖州凡年老寿终，恰遇81岁，不能说出这一数字。俗曰九九八十一，财数算尽，后代有穷败之意。台湾忌讳岁数逢九，以为9岁、19岁、29……99岁等等为厄关，恐有病灾伤亡祸事发生。这是因为，在古人的观念里，一三五七九为阳，二四六八为阴；九为阳数之极，物极必反，故是代表由盈而亏，由盛转衰的不吉数字。清人董含在《莆乡赘笔》里就说：“古人逢九，云是年必有灾殃。”所以汉族民间忌讳岁数逢九。
交往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