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着错误的理解，认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我们的整个社会充满着阶级矛盾，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无休止地搞政治运动，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建设。在发展思路上，一贯主张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在所有制结构上，搞单一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搞平均主义；在管理方式上，搞高度集中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由于曲解了社会主义本质，把社会主义和公有制、计划经济划等号，从而形成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管理体制。在经济领域，重工业战线过长，消费品严重短缺，农村贫困面扩大，城市普遍实行用票证代替市场的供求形式，使市场萎缩，人民生活水平处于停滞和下降状态。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总结了我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经验，认为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其症结就在于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一句话，穷是我国的基本现实，消除穷、治穷致富是我国社会要解决的主要矛盾。1982年，邓小平在《一心一意搞建设》中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邓小平从分析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确定了我国战略目标的重点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的国情，提出我国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十几亿人的贫困与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2．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时代的基本看法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一天天烂下去，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出现高涨，社会主义即将走向全世界的胜利。我们认为，上述时代观反映了一定时期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和某些特殊历史现象。但是，上述时代观却严重脱离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情况和新特点，是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在国际形势问题上的具体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投向资本主义怀抱。在发展中国家中，战后100多个国家，只有少数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说明，关于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结论带有主观性、片面性和空想性。我们应当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作出科学的、符合时代发展的结论，这个任务历史地由邓小平同志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冷静地、客观地分析了世界时局的变化，纠正了冷战时期那种“全面崩溃”和“全世界胜利”的传统时代观，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历史发展的主流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4年5月，邓小平在对外宾谈话中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再一次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对时代的分析反映了战后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一是在冷战时期世界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战争，呼唤和平。战后形成了美苏两极对抗的冷战局面，核竞赛和扩军备战卷走了人类创造的百亿千亿美元的财富；局部战争使千百万生灵遭到毁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是其他制度的国家都逐步认识到，未来的核战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世界性战争不会有谁是胜利者。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两大对抗集团之间的相互往来越来越多。禁止核武器，削减常规武器，裁减现役大军，签订局部和平条约的事例越来越多。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尽管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的因素在不断增长。
二是世界经济出现了国际化和集团化的趋势。正如邓小平所讲的，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经济关系空前发展，世界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组织，例如“经互会”、“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南锥体”、“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同时，经济活动加速国际化，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和依赖不断加深，商品、劳务和资金的国际扩展十分迅速，全球直接对外投资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也有很大发展。
三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迅猛异常，信息共享的实现使全球结为一体，冲击着世界对抗的格局。“二战”后世界出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世界高科技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激光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精确制导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超导技术、隐形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等的出现，使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不断发生突破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隔离状态，使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的迅猛增长，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科技因素所占的比重，本世纪初仅为5％—20％，而20世纪80年代则高达60％一80％。所以，邓小平说我们处在一个高科技时代。世界已从集团对抗和军事对抗逐步转向科技竞争和争夺。
四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对立集团的冲突，实际是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冲突。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两大对立阵营内部发生裂痕。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地位上升，于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特别是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国际政治力量进行了重新组合与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证明，一些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虽然不一致，但可以存在友好的国家关系。
五是世界经济问题十分突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过恢复和整顿出现了高速增长的局面。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现象，即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严重和失业率大幅度增长。8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了严重衰退现象。世界经济问题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南北矛盾突出，就是所谓“穷国越穷、富国越富”。
以上所述，说明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时代观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反映了人类渴求和平、发展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世界历史走向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对时代特征的判断，突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的时代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时代问题的典范。对传统时代观来说，他的主要突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情况出发，承认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的客观事实，给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与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他突破了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的主流和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心任务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劳资矛盾有所缓解，工人阶级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主要任务不是消灭阶级差别的问题，而是解决贫穷和落后的问题，一句话，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三是他还突破了帝国主义必然导致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结论和观点，正确地断言冷战走向结束，世界从总体上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东西方矛盾在缓和，对立的军事集团解体，预防战争发生的因素和条件大大增长，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争取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科技和经济，步人世界文明的大道。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从外部环境方面提出了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3．“三个有利于”的重要思想是实现全面和谐的根本指导思想
长期以来，我们曾把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生产关系的变革程度和“一大二公”将之作为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将之作为判断姓“资”、姓“社”的界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度把那些掀起阶级斗争风暴、经济遭到破坏的地区和单位作为“红旗单位”、“先进集体”，把那些公有程度高、自留地和副业扫荡得厉害的地方树为社会主义典型。对人的标准也是如此，曾把阶级斗争观念强、“私”字破除得彻底、对“四旧”斗得凶狠的人作为“先进分子”。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针对这种人妖颠倒、是非颠倒、功过颠倒的判断方法，提出了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是非标准的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揭露了当时中国是非颠倒的严重现实，他说，现在“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也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他重申了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同时根据这种真理观，又提出了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标准。他明确告诉我们：“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丫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主要标准是看生产力是否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力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很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我国南方各地的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和判断功过是非的标准。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这里提到的“判断的标准”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另一层含义是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如果我们的政策、措施起到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综合国力增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那就应当肯定这些政策措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我们判断一个地区、一些经济单位或经济管理人员的功过，主要看他的办法、行为是否达到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目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目标，造成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就应当受到谴责。
邓小平这里提到的三个“有利于”的基本内容都关系到生产力的发展。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主要是指某个政策措施是否提高了生产力的各个要素和水平，包括生产工具的改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生产的物质条件的改进以及各种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既指生产力整体水平的提高，又指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既有物质文明的进步，又有精神文明的进步，包括人口素质、劳动者的质量、经济增长速度及效益、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国防实力发展的程度、文化教育发展的程度、国际贸易的扩张能力等等；这里说的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指的是生产发展过程中，人民是否得到了实惠，是针对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对人民带来什么利益而言。只有高产值、高指标，而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仍然不能认为生产力得到真正发展，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总之，这三者的主体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但同时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全面指标和综合指标，还涉及到生产力发展应达到的目的和结果。
邓小平同志把“三个有利于”当作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建设好物质基础，提高生产力的迫切性和必然性。他批评和纠正了共产主义运动以来，一些人把变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抹杀生产力作用的唯心史观。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存和发展基础的唯物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