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系指中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六艺"教育之名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乃教之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御，五日六书，六日九数。"“六艺"之教萌芽于原始社会，形成于夏代，商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到西周就更加完善，春秋战国以后，则逐渐流于形式，到秦汉之际，其中体育的萌芽却令人遗憾地枯萎了。
漫长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奴隶变成了交纳地租的农民，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劳动方式，自己掌握劳动强度，使之不超过生理极限。这样的体力劳动朝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方向转化，并在相当程度上代替了人们对体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上升为封建统治者，在文化生活上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因而把原来主要用于军事训练的竞技发展为娱乐游戏，以满足精神享乐的欲望。
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但不能完全占有生产者。农民较奴隶有较多的自由，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生产工具。渔猎、游牧、采集、园圃和集约农业，各种生产都主要依靠人体的肌肉活动所提供的动力。各种形式多样的体力劳动，对人的身体客观上具有与体育类似的功效。社会并不需要有发达的体育事业。该时期的所谓"体育"，只能是各种零散而孤立的身体活动形式，低位缓行的生产力不能使体育这种社会现象具有独立而完整的形态。梁实秋先生在《运动》一文里讲得很形象：“对于天天在马路上赛跑的人力车夫们，田径赛是多余的。"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近代体育的意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是"重心轻身"、"重文轻武"的，有的学者出于忧国忧民的意识，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但绝大多数学者更关心的是习兵法以御敌，即从国家存亡的角度来论健身的价值。例如：黄宗羲主张"文武合一"，王夫之则更把文教和武备作为"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不同时期的治国方针，显然把体育因素纳入了军事教育。这跟西方启蒙学者从人的和谐发展考虑的思想差距颇大。跟其他的明清教育家相比，颜元倒是具有一些朴素的体育思想，但仍然只有俯拾"射"、"御"为手段。颜元说：“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为其动生阳和、下积痰郁气，安内抒外也。"这段言论不但否定了封建社会长期仅以"礼、乐"教育为"伦理纲常"的教育观点，更进一步把"礼、乐、射、御"的教育当作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过它培养礼节，进行形体锻炼，陶冶性情，涵养德性，由此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难怪梁启超要赞他是中国2000年来提倡体育的教育第一人。
除了颜元，深受西方人文思想影响的严复也十分重视体育。他把体育看作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基础，就教育而言，身体也是体力、智力和品德的载体。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和中国所以能称雄一时，就是因为有健壮的国民。只有"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就是说，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旺盛的精神和斗志、高度的聪明和智慧。在健康教育中，他还十分重视妇女的健康。因为只有健康的妇女，才能生育强壮的婴儿。他之后的许多学者在开始追寻先进的近代教育途径时，也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
资本主义清除了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了生产力，并使体育由一棵嫩苗飞快地成长为一株参天巨树。在大工业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工业化生产飞速的社会化，社会愈来愈细的专业分工使全身性的传统劳动变为身体局部性的单调运作，社会产生了对体育的需要，促成体育的思想和理论系统化，体育的方法和手段整体化、多样化，使体育成为一种在人类社会中相对独立的文化教育形态。
体育对工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体育锻炼，改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降低了患病率，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出勤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强劳动者的体力和精力，从而提高劳动效率。
近现代体育本身是工业化的副产品。
人类是聪明的，倒退是不可能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牺牲是难免的，矫枉过正是必须的，亡羊补牢是不晚的。弥补的手段是什么？社会达成了共识——体育。
文化差异的缩小和互相依赖的增强，为体育的社会化奠定了基础。
代表人类智慧的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体育不但有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而且还有受其理论指导的分科研究，各竞技项目分类归纳，规则明确，其科学性大大加强，并正式成为体育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体育成为一项文化事业，有了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知识体系。可以说，体育到这时才成熟了，完整了，才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具有了自身的体系和特点。
大工业生产创造了庞大的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力，使体育产生了质的飞跃，聚合成型，自成体系。教育走上科学的轨道，体育也借助于当时生物科学的发展和启蒙时期的教育思想而创立了自己的健身理论。组织机构的建立、方针政策的制定、法令条规的颁布、场地设施的大力修建，无不有强大的经济作后盾。体育的手段由简单到复杂，由单调到多样，由分散到集中，由实用强身到娱乐健身，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至此，科学的、完整的、独立的、系统的体育便形成了。
由于体育意识的增强，许多竞技和游戏被作为体育手段。竞技所普遍采用的与日常身体活动不同的形式，可获得很高的锻炼价值，是体育接纳它的重要理由；再者，竞技把人类的各种身体活动发扬到极致，归聚成各种项目，也使体育不得不用。
有关健身、娱乐的许多形式被体育所包容。曾记否，最早的体育手段，包括阳光、空气和水，还有不少卫生和营养的内容。人类具有了体育意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并不是最重要的。
体育意识确立了，体育就彻底告别了它的发生期、形成期、然后走向成熟期。
竞技与人类
竞技是体育的亮点，它如此耀眼炫目，以致许多人以为它就是体育；竞技之光留下的阴影，使人误认为它是个突然冒出来的怪物；也有人带上文化放大镜仔细研究，却带来瞎子摸象的结论。研究竞技靠什么？人类学，我们还是要求助于人类学。条件成熟，还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竞技人类学。
体育活动中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竞技。竞技与体育交汇融合，难舍难分。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竞技还成为体育活动中最突出的部分。以竞技为支点可以推动体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通过竞技，优胜劣败，立决名次，可以检验运动技术水平，选拔人才，激发后进，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体育活动。
竞技体制是整个体育体制的有机组合。在发展中国家，利用竞技手段来带动体育活动的全面开展，采用"举国体制"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运用于局部以带动整体，无可厚非。
运动竞技无疑是现代社会中最富吸引力的活动，竞赛结果对社会、地区、民族产生巨大的效应。竞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娱乐现象，虽然与教育领域的学校体育有明显区别，但它的走向对体育整体的发展起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进而影响着社会其他有关文化的发展。
自古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儿童都爱玩与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追逐游戏。中国儿童普遍喜爱的"老鹰抓小鸡"、"抱蛋"之类就是这类游戏。原始时代的儿童经由游戏学到许多关于如何做一个成年人的事，如跑、跳、投、射箭、骑马、泅水……这些游戏逐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竞技，其规则的日益严密和完善，使之变为成年人也乐于接受的趣味无穷的游戏——运动竞赛。Game里面有Sport，也就是说竞技是包括在广义的游戏里的，只不过竞技是一种规范的高级游戏。有人把OLMPIC GAMES译作"奥林匹克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应以为错。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竞技的形式均源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并伴随着巫术得以流传。在积累身体运动技术的过程中，从本能的攻击动作到防卫动作、到调整动作以至积累使用简单器械的最有效的经验，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艰苦的历程。直到原始社会晚期，才出现了比较明晰的竞技萌芽。这时，原来仅仅表现狩猎场面的洞穴壁画和岩画，也开始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格斗，军事训练也开始成为青少年学习的内容。在原始部落的传说中，时常提到英雄人物用比赛的方法战胜恶魔的故事，英雄常以超自然的身体能力和智力，以竞技的方式消除对人类的威胁。原始人祈望通过竞技来使神灵感到喜悦，以期风调雨顺，驱魔避邪。竞赛成为原始宗教仪式，胜者很谦虚，失败者亦无怨言，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胜负。
竞争性的户外运动在古代人的宗教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且一村的运动员与另村的运动员的比赛，对参与比赛的人以及观众来说都是一件大事。运动员在数周前即练习运动的基本动作，并通过练习跑步来增强耐力以准备参加预定的比赛项目。在此训练期间，巫师或教士规定禁止食用某些食物与两性的性行为，并且每日举行仪式以抵制对方的教士所施行的魔法。在比赛的前一日，巫师调制草汁清洗身体，自此时起一直到比赛结束，运动员不得对其自身有所脏污。在比赛前一日的晚间，运动员参加村民所举行的典礼仪式，在此仪式中他们担任舞蹈，不论胜败，每一个人都参加盛宴与狂欢会。
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变，许多原始宗教活动到后来在目的上已经逐渐模糊，功利性越来越弱，而娱乐性则变得越来越强了。在史前时代，为了求生，无疑地人们对跑的能力较近世更为倚重。最能跑的人不论在平时以及在战时，作为传达及侦察者都特别有用。举行各种不同距离的赛跑在所有北美印第安人中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且都与其部落性的礼仪相配合。沙松族举行礼仪性的男女赛跑。在接力赛跑极为普遍的东南方各部落中，甚至村外都设有圆形跑道。中国古籍载，藏族宗教活动中有"跑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中有"斗走"的善跑高手，元代蒙古族的"贵由赤"长跑赛甚至比马拉松的距离还长。
历史研究表明，对抗性的运动竞技的萌芽很早就出现在文明古国。现存于巴格达博物馆的一尊大约公元前2800年的塑像，是反映抱腰摔跤仪式的古老文物。约在公元前1800年镌刻在石碑上的表现狩猎、射箭、拳击、车赛的图画，反映了古巴比伦人竞技盛会的状况。在古埃及法老们的墓壁上，还发现了角力时捉握连续动作的若干图画；公元前15世纪创作的浅浮雕，已刻画了划船手比赛和追逐战车飞奔的战士。公元前1360年的赫梯文译本也反映出当时古印度已有了高超的赛马术。
从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可见竞技活动的端倪。蚩尤"与轩辕斗，以戴牛角而相抵"。《礼记？王制》载：“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赢股肱，决射御。"表明先秦已出现对抗方式的竞赛。西周盛行的"礼射"，按等级排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秋射，各有定规，所用的弓、箭、靶、音乐各异，是有一定规模、程序、制度及工作人员分工极细的礼仪竞技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赛马车较为流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当时齐国的王公贵族赛马车赌钱的故事，军事家孙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帮助田忌战胜了对手。令人遗憾的是，东方古国的竞技萌芽一直未脱离军事训练，宗教祭祀、娱乐游戏没有大受尊崇，沦为雕虫小技；而在古希腊，却把竞技捧上至高无上的宝座，出现了一整套的专业竞技体制，奥林匹克竞技期间甚至连战争都要停止。可以说，成型的运动竞技，已在古希腊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作为典范而照亮着古往今来的运动场。
古希腊人承认人的伟大与崇高。古典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是主体，是标准，是世间万物的尺度；而神不过是理想的人，对神的赞颂实质上是对自身的肯定。这样的观念，使得古希腊人对锻炼和炫耀自身强健的肉体、显示超群的运动能力表现出狂热的喜好。他们的一生，是竞技的一生。体育和竞技中人文思想的萌芽，也由此而生。
各种有利条件的综合，使古希腊人率先将原始的攻击本能渗入到极富文化价值的大规模竞技活动中去。他们向外扩张，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展。航海需要强壮的身体，航海本身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同时，对外扩张必然也引起与各个城邦及有关国家的冲突，所以希腊历史上战争频繁。这时的战争，从广义上说，是一种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以领土和奴役为奖赏的残酷的"竞技"。为了应付战争，希腊形成了全民族锻炼身体的风气。古希腊大规模运动竞技展开的背后，实际上也潜藏着极大的功利性。
早在克里特文明时期，米诺斯人就在庆典和盛宴上形成了竞技的风气。在克里特出土的瓶画上，有不少拳击、斗牛的场面。有趣的是，在娱乐性的斗牛中居然还有女性参加。多少世纪以来，荷马的叙事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仅仅被认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人们以为关于特洛伊战争（前1194～前1184）的传说并非历史真实。然而，一个世纪以前德国人施里曼的考古发掘已经纠正了这种看法。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热衷于举行的战车竞技、拳击、角力、徒步赛跑等竞技活动，终于被证实了。同时，考古学家们陆续挖掘出的文物表明，早在公元前12世纪，古希腊奥林匹克山下就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开展了敬奉宙斯神的竞技盛会。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古代基督教对竞技总体持反对态度，以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仍对古希腊竞技加以忽视。其间虽有骑士竞技和民间的娱乐竞技，也有一些项目的规则和竞赛制度，但规模都很小。同一时期的东方，如中国的马球比赛，日本的武士比赛等，也局限在某一阶层和很小的区域内进行。直到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文精神得以高扬，竞技才重获新生，激发近代体育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