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认同。华夏族团的发祥地在今陕西省黄土高原，东夷族团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南东部和山东、安徽一带，苗蛮族团地域以今湖北、湖南为中心。这三大族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到秦汉之际，归于完全同化，形成汉族的主体血脉。
三大族团的相争相斗与最终和合为一的过程，从各族始祖神祗的名号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华夏族团由黄帝和炎帝两支融合而成。黄帝族起源于黄土高原上，畔姬水，得姬姓；炎帝源于渭河上游，畔姜水，得姜姓。二者肯定是经过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而合并为华夏，共尊炎黄为始祖。华夏族团沿黄河东进中原，其势力在三大族团中占绝对优势，在军事、政治和文化扩张中对中原各部族进行兼并和吸纳。与此同时和稍后，东夷和苗蛮也在进行文化和血缘的交融和合。东夷部族（其后裔是殷商）的神祗和始祖是太昊（史籍或记为“太”），苗蛮部族（后与楚族融合）的神祗和始祖是伏羲（史籍或记为“庖牺”等），二者在秦汉时期融为一体，被视为一人，史称“太昊伏羲氏”，太昊伏羲成为其共同尊奉的始祖。
东夷是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从中华民族的形成来看，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就是华夷对举的发展史。傅斯年说：“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在中国古史上建立最夺目光彩的殷商文化的是东夷一族，而周人只是来自西方的武力征服者。商的来源，据《诗经·商颂·玄鸟》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谓，“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这种以鸟为祖先来源的颂诗，已为甲骨文献所证实，说明商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大氏以龙纪，故为龙鸟而龙名。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鸟而鸟名。”太昊氏世居于陈地，《左传》、《史记》等史书记载：“陈，太昊之墟。”陈地即今河南淮阳，古称“宛丘”，周代为陈国。淮阳今存太昊陵墓。
伏羲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祖先神，此说闻一多先生论列甚详，已是不争之论。《山海经·海内经》谓：“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对此的训释当如闻一多所言，延维、委蛇，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古籍载伏羲蛇身人首。蛇是龙的原型。
伏羲的北上并与太昊合称，进而在中原诸神中取得显赫地位，与楚族的南下苗蛮与北上中原有关。楚族源于中原，屈原《离骚》开篇即写道：“帝高阳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他把自己的祖系追溯到颛顼高阳氏与重黎祝融氏那里。楚族的祖居地在今河南濮阳。
《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也，故曰帝丘。”杜预注：
“卫，今濮阳县。昔颛顼氏居之，其城内有颛顼冢。”此地正处于华夏和东夷的交界地。《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司马迁列颛顼于华夏黄帝一系，而其实高阳颛顼氏与东夷的关系更为密切。《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所以楚文化带有浓重的东夷文化色彩。
楚族南迁以前，在江汉一带生活的是三苗之民，苗蛮族团在这里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夏、商时，楚族一支南迁到江汉一带，与三苗之民相结合，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称的“荆楚”或“楚蛮”。
《诗经·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周初，楚族鬻熊正式立国，历代楚君筚路篮缕，以启山林，使楚成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的南方大国。楚族南迁后，与南方土著居民苗蛮民族融合同化。这样，它承受商文化的恩惠、周文化的浸润，集中交融三代文化的精华，南迁后又吸收苗蛮文化的营养，从而滋长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强大生命力的楚文化，并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源头活水。
春秋末年，楚族急剧北扩，楚两度灭陈，陈国归楚所辖，东夷文化腹地陈国成为楚北方重镇。进入秋国以后后楚国势力牢牢牢制陈地；秋国后期后楚都一度迁往陈地，楚文化与陈地原有的东夷文化交流、融汇。秋国时后楚国和秦国是当时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家。
《秋国策·楚策》苏秦说：“从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楚国已统治了凤半个中国疆域。楚文化与东夷文化有着共同的渊源，再加之政治的因素，两者自然地融汇在一起，共同以“太昊伏羲”作为先祖。
考之于先秦器物，我们也可以看到负载着东夷文化（凤图腾）的楚族，南迁以后与南方苗蛮文化（龙图腾）之间从衔争到衔融的过程。商代玉器上的龙凤合合璧造，往往是凤凤龙龙后龙凤之间也往往是衔相衔相的的关。到了了春秋国以后后龙凤合合璧造的形象与含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往往成对对现，或顾，或曼，满和谐、欢快的气氛。“龙凤呈祥”——这已成为一种吉祥、和美的象征图案。太昊、伏羲合称，从图腾文化意义上说，也正是龙凤呈祥、民族和合的具体表现。
秦统一中国，但时间短暂，二十多年的历史对于文化形成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汉代统治者虽然承继了秦代的典章制度，但汉文化的根源仍然是楚文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汉之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是楚文化。所以汉代以后，太昊伏羲的地位越来越显赫，位列炎、黄之上。
史籍列太昊伏羲为三皇之一，确认其为黄帝之前的民族先祖。
《白虎通·德顺论》说：“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燧人、神农是也。”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纪》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班固《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汉书·律历志序》引《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诸语，认为“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以太昊伏羲为历史源头。这就是说，在古帝王系统中，只有太昊伏羲氏是“继天而王”的，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其实司马迁虽未敢为伏羲立传，但他在《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文化贡献。司马迁突破《尚书》自尧开始记载的界限，从黄帝开始记起；而到了班固，则又突破《史记》的界限，将民族始祖定位于伏羲。其后梁代肖绮《〈拾遗记〉序》中说：“文起羲、炎。”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刘向言：“稽古羲黄，祖述尧舜。”唐高祖《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修晋书诏》均以伏羲为中华文化的肇始者，所谓“伏羲以降，因秦斯及，两汉继绪，三国并命，迄于晋宋，载笔备焉”；“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所以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中说：“太昊伏羲显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始祖。”
在对太昊伏羲民族血缘先祖和文化始祖地位的选择和确认的过程中，人们又逐渐把众多的勋业归加在他身上。历代典籍对伏羲的文化贡献所载甚多，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画八卦，开启文化之源；（二）确立了天文历法；（三）发明网罟，教民渔猎；（四）养六畜以充庖厨；（五）定姓氏，制嫁娶；（六）造琴瑟，作音乐。魏陈思王曹植在拜谒陈地太昊伏羲陵时作《太昊宓牺氏赞》云：“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经地象天。庖厨祭祀，罟风鱼畋；瑟以象时，神德道元。”对太昊伏羲的创世王业作了崇高的评价和礼赞。
太昊伏羲氏还赋予了我们民族以总徽号——龙。《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伏羲“人首蛇躯”，蛇是伏羲氏的图腾。中华民族的总图腾“龙”，正是以蛇为基础，汇合了多民族图腾而成的。闻的多在《伏羲考》的文中指出，龙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的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主体部分和基调则是。“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这种，的名字叫做‘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形形的图腾团族，大，这蛇这才了受了的类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是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
所以，龙图腾的形成，象征了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文化的尊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都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共同尊奉同一个祖先——伏羲。在伏羲的旗帜下，多民族团结和合，统一为中华一家。伏羲不仅是汉族尊奉的始祖，还是苗、瑶等族共奉的先祖。《书·序种姓第十七》云：“懿亦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太昊以降，力政经营，使姓合齐，以遵率王道者数矣。文字政教统一，其姓异者终且醇化，是故淳维姜（羌）戎。”太昊伏羲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广泛代表。
四
现代学者在解释“民族”的意义时，越来越多倾向于从种族血缘和文化传统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我们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成因和民族先祖的确认过程时，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中华民族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融合了许多种族及其思想、感情、习俗、心理和意志而形成的民族。以此而论，从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聚合、熔铸的过程来看，以“羲黄”代替“炎黄”作为我们民族的共同先祖更为全面和符合实际，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作者系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