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
木本乎根，人本乎祖。民族先祖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神圣血缘观念的具体表现。一个民族先祖地位的确立，有历史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同时也是多种文化相互融汇的结果。中华民族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先祖是国人历经千百年反复审慎地选择而确立起来的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的代表。
按照一般的说法，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祖先被认为是炎帝、黄帝，中华儿女共同为“炎黄子孙”。几千年来，炎黄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炎黄的始祖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具有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但是，炎帝、黄帝同属于华夏一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汉族人口最多，而汉民族也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由各个部族混血形成的，并不止于炎黄为代表的华夏一族。所以，以炎黄一系作为中华民族惟此独尊的文明源头，与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将所有中华儿女同视为“炎黄子孙”也未必全面、正确。
一
对于民族共同先祖的理解，首先应该明确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民族先祖只是一个象征，或者说只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一种观念，他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并不重要；第二，对于一个民族先祖的认定，是从远古的传说到有文字的记载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确立起来的；第三，一个民族先祖，应具有民族文化广泛的代表性，必须得到构成本民族成员的广泛地认同。
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的本身也是历史性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记忆是一回事，对于历史的表述又是一回事。“十口为古”，文明社会之初，人类已经有了历史意识，并通过口耳相传保存历史记忆。随着文明的演进，历史内涵的日渐丰富，人们对历史地思考和探究越来越深入，这种思考和探究具体说就是对文明事实的一种根源性地说明。如人们有了房屋、宫殿，便试图构想一位最早的建筑师；人们靠农业而生活，知道百草可以治病，便试图构想出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而对于个人和种族本身，则要试图构想出一个自所从来的先祖。
当然，这也必然使远古历史真假难辨。因为一方面通过口耳相传，先民们确实保存了一定的历史记忆；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意识本身的历史性，先民们传诵历史时，难免出于对历史的理解而附会历史，因而可能有虚构的成分。对此，顾颉刚先生提出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观点。其大意有三：（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愈高大；（三）即便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是否属实尚无把握，但亦可知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因而，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而且越往后，虚构的历史越早，人物的功业越大。
顾颉刚的“层累说”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并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过，“疑古”的态度固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对传说中的古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笔抹杀，认为其毫无价值。古人“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虽然有不少虚构的成分，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方面有着极其深在的内因，与人们历史意识的自觉和发展紧密相关，是人类心智和思想逐步进化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些古史也不是完全凭空捏造，而是有它的历史原型的，它是古人将神话历史化的结果。上古神话与历史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神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这是上古历史和神话的实质所在。
因此，对于中华民族先祖的认识，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在历史上未必确有其人，可能是一个神话人物，甚至可能只是来源于一个观念，但在他身上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基因。他是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选择和确立起来的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在他身上体现着一个民族血缘和民族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
二
炎帝和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这已是国人的共识。
但炎帝尚且不论，既便是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黄帝，他是否确有其人？其始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对此，其实早在司马迁时代即已争讼甚夥。
据古籍所载，黄帝在历史上是存在的。《逸周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吕氏春秋》、《史记》等言之凿凿凿《国语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有父有母有兄弟。司马迁更详细地开列出黄帝的子孙世系，将中原各部落先祖集于其荫泽之下，认为中华各族皆源出黄帝一脉。而且，我们看到，正如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黄帝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越是晚出的文献，黄帝的记载越详细，功业越卓勋。但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黄帝传说始于周代以后；第二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相连，周代及以后的治史者乃从华夏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出发而强调黄帝的始祖地位，以突出统治者的正统地位，并以此来统领中原各部族。
《逸周书》、《山海经》、《国语》、《大戴礼》等都是周代以后的典籍，在此之前的文献中根本没有提到黄帝。如《尚书》从尧写起，整个一部《尚书》没有出现“黄帝”字样，甲骨文中也未见“黄帝”。黄帝及其名号的来源可能有二：
（一）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通过口耳相传而保留在神话传说中并在宗教祭祀中尊崇的始祖和神祗，黄帝的原型就是华夏族所崇祀的始祖和神祗，也就是说，他首先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二）黄帝的名号源关“五方”观念。从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观念，卜辞中就有东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记载。“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观念大约在西周初年开始演化为“五方色”的观念，以“五色”显示“五方”。《逸周书·作雒解》载：“周公……乃乃大大关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周人起关黄土高原的陕地，以黄色为贵。沿袭殷人五方观念，周人也将天下划分为五方，并以五方色称五方之帝。王权所在地洛阳为中土，中土为黄，则国称“中国”，帝称“黄帝”。《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所以，黄帝在周代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理念有关，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也就是说，黄帝只不过是一这政治理念的形态化。
正是由关黄帝是华夏族为加强对中原各族统领而产生的一个政治理念形态，所以到了汉代，司马迁从华夏大一统的观念出发，推演出黄帝世系。他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演绎说，黄帝与炎帝为兄弟，黄帝有二子，即昌意和玄嚣：玄嚣生帝喾，尧为帝喾之子；昌意生颛顼，舜和帝为颛顼之裔孙。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帝，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帝帝为夏后而而别。””这关关于统承继关系的说法，实际上是对统治集团正统地位的肯定。即是说尧、舜乃至夏、商、周各代皆前承黄帝、炎帝，是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民族集团的正统承继者。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后论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提到当时“学者”、“百家”、“荐绅先生”、孔子所传和他本人所访，以及《春秋》、《国语》中有关五帝和黄帝的传说和记载，得出结论说“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时于他说”。但他他毅突破《尚书》自尧开始记载的界限，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确立了黄帝的中华民族先祖地位。《史记》这部中国史学上第一部通史正著对黄帝民族先祖地位的确认，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对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陶铸意义重大。
三
正统的中国史观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华夏一族，从炎黄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史记》以来的中国正史都是按照这一模式排列下来。这种一元论的文明起源说在几千年的史学传统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同时，炎黄文化作为悠久的中华文化的源头，受到历史上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承认和尊崇，这种承认与尊崇因为具有长久的历史，形成为一种稳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且炎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和历史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持久的、恢宏的凝聚作用。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和对远古各部族集团的研究，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从考古材料中，人们看到，早在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生长点犹如满天星斗，亦如山花遍地。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华各个区域人体遗骸呈现出蒙古人种具有不同类型，这与当时各文化区域划分相吻合。运用远古传说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相结合所追溯的远古各部落集团及各部落集团的分化与融合等，都证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的特点。因，以炎黄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惟一源头的观念应得到新的修正。
汉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就其族源，论，一般认为，汉民族早期血脉来自于此大族团。徐旭生说：“把我国较古的传说总括起来看，华夏、夷、蛮此族实为秦汉间所称的中国人的此个主要来源……此此集团对于古代的文化全有像样的贡献。他们中间的交通相当频繁，始，相争，继，相亲，参互错综，归结于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