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①有文章10余篇及著作《秦人秘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均对伏羲氏有所论及。这些研究成果后又集中在《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与伏羲文化研究——兼论天水市弘扬伏羲文化的成就》（《天水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论文中。
②④⑤⑥张海彤、金连昌：《百家姓探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北京。
③⑦田海英：《认祖归宗——中国百家姓寻根》，花城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广州。
伏羲文化的一点思考研究
伏俊琏
伏羲文化的研究，多年来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我对伏羲文化缺乏深入研究，只能从外围的角度就此问题谈点自己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人们常说，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的理解，所谓“人文始祖”，是说伏羲把人类带到了文明的大门。所以，“伏羲时代”到底是“文明时代”还是“野蛮时代”，就是一个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状态，与“野蛮”相对。人类社会究竟是怎样走出野蛮时代？文明的曙光是怎样撒向人类的历史？这是数千年来仁人先哲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中国先秦诸子大都涉及过这个问题。恩格斯在他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把阶级和国家作为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要判断某一社会是否属于文明社会，还必需提出若干具体要素。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讨论文明起源的热潮。1968年，英国学者丹尼尔在《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中认为，“一个称作文明的社会，必须具有下列三项中的两项：有五千以上居民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1977）一书的补记里，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作为判断是否文明的标志。我国著名学者夏鼐先生研究在《中国文明的起源》（1985）一书中指出：“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乎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按照这些要素，中国的文明社会最早只能追溯至夏代后期，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商代作为中国文明的源头。那么，伏羲时代自然是野蛮时代无疑了。
现代史学界对文明起源标志探索最大的不足，是疏忽了中国古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期就探讨过这个问题，比较早而且较有系统的当为《周易·系辞》、《韩非子·五蠹》和《礼记·礼运》（《礼记》虽为汉代学者所编辑，但其中不少材料来自先秦，《礼运》就是七十子后学的作品）。《五蠹》写道：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韩非子是以“构木为巢”、“钻燧取火”作为标志，来说明人类踏上文明里程的第一步。而“钻燧取火”在《绎史》所引《河图挺辅佐》中，说成是伏羲所为。
关于伏羲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史籍也多有记载，最著名是作八卦。《周易·系辞下》云：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
伏羲创制八卦的说法，屡见于史籍，也见于民间传说。八卦是什么性质的符号呢？过去对它们的说法过于神秘，而郭沫若先生认为创制八卦的时代文字已经产生，而且比较成熟了，因为“八个卦形中有六项乃至七项，明白地可以知道是于既成文字加以某种改变或省略而成”。虽然郭老是在否定伏羲作八卦的前提下说这句话的，但他论证八卦与文字的关系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关于文字的起源，过去有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说法，现在只能看做是一种传说。但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决非中国最早的文字却是不争的事实。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古文字学家已经越过甲骨文，把探索的目光投向更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各种刻画符号。最早的像河南舞阳贾湖发现的龟甲残片上类似文字的符号，距今已7500年。而距今6000年的半坡遗址中陶器上的刻画符号，1963年出版的发掘报告中，就指出可能与文字起源有关。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遗址中陶器上的符号，唐兰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是“陶器文字”。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一组礼仪陶器上的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的学者也推测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
由此推断，伏羲时代有简单的纪事文字或符号就不是不可能的了，八卦作于伏羲也是一个明证，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所谓“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的说法并非向壁虚造。那么，可以说，伏羲时代已具备文明社会最核心的要素了。
史籍记载伏羲的第二大贡献是“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我们知道，生产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原始渔猎时代网罟的出现和改进，无异于20世纪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其推动社会的进步是不言而喻的。
伏羲对人类文明的第三大贡献是礼仪的制定，主要是乐器、乐曲和嫁娶之礼的创制。张澍辑的《世本·作篇》有“伏羲作瑟，伏羲作琴”的记载，《楚辞·大招》也说“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驾辩》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猜想可能和原始宗教仪式有关。
至于《世本》所载“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更是非常重要的礼仪，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了。大地湾遗址中有原始礼仪性建筑房址，证明那个时期就有了古代文明标志的礼仪中心。这样就又回到丹尼尔提出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文明社会要素之一的“复杂的礼仪中心”上了。
当然，文明因素的产生并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出现，而且以目前已有的材料而论，有关伏羲时代的文化还存在很多未能解决的疑难，材料也以传说为主，零散而不系统。但以上所论因素表明，伏羲时代确实已经绽露了人类文明的曙光，这是应当承认的。
第二，要重视神话传说，包括现在还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伏羲传说的挖掘和研究。
说起中华文明史，人们大都会想到“五千年”这个年代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