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是社会的要求和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有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途径和方法。如果没有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再好的道德理论也只能束之高阁，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就是培养社会成员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道德理想的途径和方法。我国古代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们，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德教”）和道德修养（“修身”），提出了一套内容十分丰富的具有中国古代特色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理论和学说。
传统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概述
所谓“道德教育”，就是指社会对其成员的道德知识、道德品质、道德信念、道德情操、道德行为、道德境界等诸多方面施加系统的影响，使之自觉地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履行自己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道德义务；“道德修养”，就是指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为了实现一定的道德理想，对自己的品行进行锤炼和陶冶的功夫，即一种对道德的认知和实践活动。“修养”一词，在古汉语中，“修”有“修饰”、“整治”、“修正”等涵义，“养”有“养育”、“存养”等涵义。我们现在有理论修养、文学修养等等说法，但在古代儒学家那里，“修养”一词，主要是指“修身养性”，即道德修养。
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是造就社会成员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不可缺的相辅相成的两大途径。社会的道德教育只有同个人的道德修养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奏效，个人的道德修养又必须接受社会的道德教育和他人的帮助才能得以实现。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就像哲学上所讲的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一样，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没有外因，内因不能实现，而外因又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到作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这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的。
一、传统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
中国历史上有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思想主要包括：修身与德教、施教、家教、立志、为学、存养、克治、力行、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等内容。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从重视修身、德教出发，充分认识修身、德教的重要意义。既然认识了德教的重要性，就要从行动上实施道德教育。施教主要讲的是学校社会教育，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宗法制家庭为生产、生活基础的社会，所以特别重视家庭教育，这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教和学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又教又学才能达到其教学目的。只教不学，教则无效。学习有关道德知识实际上已跨入了道德修养的第一步，而“学莫先于立志”，学首先要明确学习的目的，即需先立志。立下了志向，有了明确的目的，就得努力学习道德知识。有了道德知识，就得付诸实现，努力进行道德的修养，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操和境界。在道德生活在中，如果一个人违背了道德原则，犯了过失，就得省察反省、改过，克治自己的毛病。一个人道德的涵养不能停留在读书明理、存心养性、静坐主静等修养功夫上，更不能停留在空谈心性上，必须付诸道德的实践活动。学为了行，道德修养的根本在于道德实践。道德涵养为了道德实践，脱离道德实践的所谓道德涵养，一切都是空话。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最高目的，所要达到的理想人格和最高道德境界，是“君子风貌”和“圣贤气象”。
重视德教、修身是我国自殷周以来历史上的一大传统。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家们，把德教看做是治国的首要任务，提出了“德教为先”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要靠德教和刑法两种手段，两者相比较，德教优于刑法。为此儒学家们提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要“以修身为本”的思想。
二、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道德教育的实施需要有一套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我国古人在长时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在教育对象上提出了“有教无类”，即承认不论贵族和平民的子弟皆可受教育的思想；在对待教师问题上，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思想，这是说重教必然要有重师的思想；在师生关系上，提出了师生应当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教学相长”的思想；在教学方法上，则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寓教于乐”和“身教重于言教”等一系列合乎教学规律的教学方法。这些途径和方法，时至今日仍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
家教是社会实施道德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人生活在家庭中，尤其在童幼少年时期深受家庭的影响。特别在我国古代，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一个人几乎从小到老都在自己的家庭中生活，所以家教就显得特别重要。儒学家们基于从修身齐家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认识出发，主张家教应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德为教本”），又因家庭以血缘为纽结，故提倡亲亲仁爱的思想，进行“六亲和睦”和“尊老爱幼”的教育。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提倡勤俭持家的思想。“勤”与“俭”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格，我们应当大力加以发扬。
教与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教育而没有受教育者的努力学习，也不可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学又需先立志，确立了学习的远大目标，才能有百折不挠的学习毅力。没有志向，没有奋斗的目标，就只能因循苟且，学习也不会有什么长进。正如王阳明所说：“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劳苦无成矣。”学习的志向是什么呢？“志于道”（人生的最高真理）、“志于圣”（圣人，为理想的最高人格）。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把体悟人生真理设定为学习的根本志向和目的。由于学习道德的知识是实行自我道德修养的第一步，不学习有关道德的知识和学说，也就无从谈起自我道德修养，所以“为学”就显得十分重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一生好学，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主张“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种好学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学习又必须与思考相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只有学思相结合才能明辨事理。学习就是为了弄清人伦物理（“穷理”），读书能明理，待人接物也能穷理。以此儒学家们提出了“格物致知”或“格物穷理”的思想。
三、传统道德修养的方法
关于道德的修养，战国时的孟子把它叫做存养，即“存其心，养其性”。宋明时期一般又称作“涵养”。其包括养心、存心、正心、诚意、养气、持敬、主静等道德修养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用来培养和保持自己心中的善性，使之发扬光大，其做法是要存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受外来物欲所引诱，从而能保持和发挥自己的善心，或者把自己已经丧失的良心重新寻找回来（“救放心”）。为了做到这点，儒学家们，尤其是后来的理学家们，又特别重视主敬的功夫，提出了“涵养须用敬”的思想。所谓“敬”，即是庄敬、畏敬的意思。“主敬”就是要求一个人时时处处都要谨慎小心，不能放松，时刻想着遵守道德的原则。朱熹说：“敬字功夫，乃圣门第一义”，“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可见，主敬功夫已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道德修养不仅包括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道德的自觉性，而且还包括提高自己的道德情操和道德境界。孟子所提出的养气说，就是讲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气“集义所生”，是一种道义之气（“义气”），即所谓“浩然正气”。可见这里讲的“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能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力量。
“存养”是指积极地培养自己心中的善，而“克治”则是指努力克服、消除自己心中的恶。孔孟儒家认为，反身内省的方法，乃是进行克治修养的重要方法。孔子早就提出了“克己”、“内省”的思想，他的弟子曾参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严格地要求自己，反复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遵循了道德原则。孔子还提出“过则不惮改”的思想，认为反省自己有了过错就得改正，不要怕改，知错而不改，这就更是错误了（“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后来孟子又发挥了这一思想。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在前人“克治”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用普遍的封建社会道德原则来克去违背封建道德思想的所谓的私心私欲。总之，强调进行反身内省的克治功夫，实际上就是强调道德修养上的自律性原则。这是道德修养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个重要思想。
力行（道德的践履），是一个人获得道德知识，形成道德品德，成就理想人格，达到道德境界的最基本途径。世界上最好的道德思想，如果不能付诸实践，那也是一句空话。我国古人十分重视道德的力行。孔子倡导“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和“听其言而观其行”，主张评判一个人的道德好坏不在于他的言辞，而主要看他的道德实践（“行”）。之后，宋明时期还发生过有关知行（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问题的争论。但无论是程朱的“先知后行”说，或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乃至颜元、李垛学派力主的习行说，都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力行。大思想家王夫之更明确提出了“行可兼知”，“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的思想，充分肯定了“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
理想人格、修养境界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所追求的最高目的。儒家把有理想人格的人称作圣人，视圣人为最高的道德典范，认为圣人是至善至美的，具有智、仁、勇三种最高的德性（“三大德”），是能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精神为一（“天人合一”）的人。这种与天地精神为一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道家的理想人格则与儒家所不同，他们所主张的理想人格是返璞归真与自然质朴合一（即道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人，并具有超世的品质，带有不同于世俗人的特征，这显然是理想化的人物和境界。
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思想和学说十分丰富。诸如德教为先、修身为本、师道尊严、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寓教于乐、身教重于言教、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慎思明辨、立志为先、涵养主敬、慎独自省、克治改过、以义制欲、力行践履等等，都对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有着启发借鉴的作用和现实的意义。当然，古人的思想，必然受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都是精华与糟粕搀杂在一起的。我们在继承他们的遗产时，必须进行具体细致地分析，去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吸取其符合我们当今时代所需要的思想内容。
修身与德教
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问题是我国古代伦理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接受道德的教育与教化，另一方面还需要自身的修养与锻炼，两者缺一不可。通过道德的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有关道德的各种知识，但一个人懂得有关道德的知识并不等于他就有了良好的道德品质，还需要靠自身不断进行道德修养的实践。因此，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的问题，一向为历代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所重视，他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极其丰富的具有我国历史特色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学说。
中国传统的伦理学，尤其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把修身与德教看得十分重要。他们站在为政、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为政以德”总的指导思想出发，视道德教化为治国的首要任务，认为治国需要靠德刑两手，德教与政令刑法相比，德教优于刑法，因此主张一切工作皆要以德教为先。儒家认为，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教育则更要把德育放在首位。同时又认为自身的道德修养（“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切皆要从“修身”做起。作为国家官吏更要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只有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使人心悦诚服，从而通过道德教化和提倡自我道德修养，促使整个社会风气的淳化，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这一重德教、重修身的优良传统，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仍需要继承和发扬。当然，德教为先和修身为本的思想，也并不是认为道德教化可以解决社会上的一切问题。历史上的儒家往往带有这一思想倾向，我们应当看到道德教化并不是万能的，一个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生活、物质生产，而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则可促进经济生活、物质生产的发展，反之就会起到阻碍乃至破坏经济发展的作用。对于这点，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
一、德教为先
历史上的儒家认为，为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而得民心在于道德教化，因此善政（好的政令刑法）不如善教，道德教化是为政的根本（“教为政本”）。同时又认为，道德教化又是促成人性向善的重要措施。在历史上，不论坚持人性本善、人性本恶，还是人性善恶混杂的人，他们大多都主张要通过道德教化成就其现实的善性，用德教来使人仁善。在学校教育上，儒家坚持把如何培养人，如何成圣贤，当作学校教育的根本宗旨，因此把德教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儒家德教为先的原则，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的意义。在社会上，我们应当坚持道德教化为先的思想，在学校中更应坚持德育为首位的教育思想。当然德教的内容已经有了不同，过去讲的是封建社会的道德，而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优良道德基础上，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道德、新思想。
二、修身为本
修身为本，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要把修养当作根本，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开始才能实现。《礼记·大学》所讲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然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我国古人十分重视修身为本的思想，尤其强调管理国家的官吏，特别是最高领导者（国君），必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己”），然后才能管理好他人（“正人”）。这就叫做“正人必先正己”。北朝的著名政治家苏绰要求“为人君者”，必须“躬行仁义，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礼让，躬行廉平，躬行俭约”，处处以身作则，这样国君才能治理好国家。
修身为本，以身作则，首先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然后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达到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这些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修身之道”的内容已有了古今之别，这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