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义命关系，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尽性知命，或者说尽人力知天命。这有两层含义：其一，一方面克尽人力，不懈地修养和弘道行仁；另一方面，如有不得，安之若命。其二，区别求有益于得与求无益于得，对仁义礼智、道德修养，强调其“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要求尽心修养，不稍懈怠；对物质享受则强调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要求人们不作妄求，安之若命。在前一层意义上，他们把充分发挥主观努力与承认客观条件的限制统一起来，鼓励人们努力奋斗，不为挫折、失败灰心丧气，怨天尤人，是一种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在后一层意义上，尽性知命就是要求人们安贫乐道。它虽然在历史上是为维护当时的等级制度服务的，但是它强调道德修养要靠自觉，没有止境，而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则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并非“求则得之”，这一点也是合理的。
知行论
知行关系问题是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道德理论中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中，对知行关系的探讨，首先是在道德领域里提出，并且主要也是在道德领域里展开的。它讨论的对象主要是道德意识、道德认识与道德践履、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致知”和“力行”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德领域里知行观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行相须，知行互发。这是关于知行关系的一个基本认识。尽管古代思想家们对于知与行的具体关系，知行的先后、难易等等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在这个基本点上，多数思想家却是一致的，即认为知与行是道德问题上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它们虽然功用不同，却互相促进，“并进而有功”。
第二，知行两端，不离不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曾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反对把知和行分为先后两个阶段，认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强调了知与行的统一。王阳明反对把知与行割裂开来，对知行统一的论证是深刻的，但他否定知与行的差别则又是错误的。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纠正了他的错误，指出知行二者“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奇效，故相资以为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一方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同时又指明知与行是两回事，这样就使认识全面了。
第三，知然后行，行是知功。
第四，行而后知，行以验知。这里将第三、第四的内容合起来说。关于知与行的功能、地位及相互关系，古代也有过很多探讨。这种探讨，表现在知行先后的讨论上。一部分人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强调知在行先，知难行易，认为行不过是知的功用；另一部分则强调行对知的作用，提出行而有知，离行之知非真知，行是真知的基础，也是检验是否真知的标准。这两种观点，分别阐述了知与行的重要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知行关系，但都各有其片面性，又各有其合理成分。不仅对于道德修养，而且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也都有可供借鉴继承之处。
第五，尚行习动，勤于实践。从总体上说，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有重行的传统。虽然某个时期的某些学派也有忽视行的偏向，但总的说来，普遍强调行的重要、鼓励人们勇于实践与勤于实践的思想占主流。这一优秀传统至今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行相须，知行互发
在知行关系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把致知和力行看做道德修养中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正如朱熹所说：“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犹如人有目与足，行步须目视足履；犹如人有两只脚，行路左右均不可缺。精于学问道德者，必须知行兼备。朱熹还指出，知与行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对于一个具体的道德活动来说，这个论点是对的。但从人类总的道德活动来说，仍然是行先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还认识到了知与行是相互促进的。朱熹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王夫之则概括为“并进而有功”。这是很深刻的思想，不但在人的道德实践活动中是这样，在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领域里，知和行（认识和实践）都是相互依存而又互相促进的。
二、知行两端，不离不一
知行是合一，还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不同方面？围绕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一番讨论。明代王阳明在批评“知先行后”的同时，提出了“知行合一”说。指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这种学说强调了知与行的统一关系，在伦理学上尤其具有价值，因为道德本来就应该是知行统一的。但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在沿着真理的道路前进时，超越了一步，他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等观点，实际上变成对行的否定，陷入了谬误。后来的王廷相、吴延翰、吕坤等从重视实践的角度出发，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王夫之，一方面肯定了“知行合一”学说的合理因素，指出“知能同功而成德业”，“知行始终不相离”；另一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了“知行合一”说，指出其错误在于不懂得知与行的统一正是因为它们的相分和不同，否定知行差别的结果必然是“以知为行”，“以不行为行”，最终和佛家一样，“销行以归知”。王夫之认为，“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行比知更重要。这些观点十分精彩，达到了中国古代对知行关系认识的最高峰。近代以来，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孙中山等，又用当时掌握的自然科学理论，补充和丰富了王夫之的知行理论，使之更趋完善。当然，真正用唯物辩证法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出的《实践论》。
三、知然后行，行是知功
中国古代思想家历来重视“知”的作用，对此作出过许多论证和说明。《礼记·大学》就把“格物敛知”放在八条（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宋以后儒者多以此为根据强调“致和”的重要。程颐提出“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从而肯定了认识的重要性。朱熹也说，“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们还谈到“知亦难”。从明代后期到清初，思想家们在知行关系的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夫之、颜元等人特别强调“行为知功”，“行有知之效”。这些认识和当时强调实践的风气是一致的。进入近代以来，像谭嗣同、孙中山等人，本身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们特别强调知难行易，知无穷。尽管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不尽一致，各种论述中都有某些片面错误之处，但是他们从不同方面对“知”的重要性所做的说明，都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值得我们珍视。
四、行而后知，行以验知
在道德问题上，中国有重行的优秀传统。从先秦时期孔子、墨子、荀子等开始，就强调言行一致。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强调以行来检验言；荀子强调学要“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学至于行而止”，把行列入了“学”的范畴。宋以后，一些思想家进一步提出“行而后知”，“实体之则实知之矣”。指出先行然后才有真知。据此，其强调人的道德习惯的养成，是靠“人也，非天也”。提出“行而后知有道”，“力行而后知之真”的观点，进一步说明“知”来源于“行”的道理。一些思想家还把重视力行的思想推广到道德修养领域之外，颜元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惟静、敬、顿悟等混不得，即读、作、讲解都当不得”，必须从“格物”着手，而格物就是“犯手抟弄”，也就是亲手去做。魏源强调要“亲历诸身”。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更强调革命行动的重要意义。章太炎主张应以革命开发民智，孙中山则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的“门径”。这些思想非常杰出，它们不仅包含有真理的颗粒，而且在鼓舞人民起来革命，推翻黑暗势力，鼓励人民发明创造，改造自然和发展生产上，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尚行习动，勤于实践
尚行是我国传统优良道德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孔子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就已强调了道德修养要落实到“行”，要言行一致。古代思想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并批评了脱离实际生活空谈心性修养的偏向。陈亮和王夫之、颜元等人，批评宋明道学家们只谈道德性命，“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颜元讥笑朱熹叫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并质问说，一天十二时辰，有多少是留给治国、平天下的。他们提倡“习行”、“习动”，认为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道德才能得到提高。至孙中山，更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总结知与行的总规律，认为“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已知而更进于行”。这些思想虽未能科学地解决知行关系问题，但其中包含许多宝贵的真理，不但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对认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