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移风易俗
道德教化与修养，能促使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敦厚社会风气，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子早就认识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道理，认为君子的善德能够感化下民，使得民风淳化。汉儒董仲舒说：“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而化之以为俗。”通过德教形成良好的道德风俗，老百姓习以成俗，就能做到“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犹如自然而然的一样。
古代儒家除强调礼义的道德教化之外，十分重视音乐教育的移风易俗、淳化民风的作用，《孝经》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音乐确实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培养人们的高尚情操。所以说音乐可以使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等等，“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虽说我们现在不再有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臣父子关系，然而家庭的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应当继续提倡的，在这里健康的音乐陶冶作用是不可缺少的。
施教
施教是指实施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是道德教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任何一种优秀的道德思想，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施教途径和方法，也就难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受教育者亦难以接受这种思想的教育。所以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在道德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当作治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也非常重视实施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一套丰富的施教学说思想。其概括起来主要有：有教无类、师道尊严、身教重于言教、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启发诱导、教学相长。所有这些我国古代在实施道德教育中所总结出来的优良方法和传统，我们应当加以继承和发展。
一、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教育思想。所谓“有教无类”，即指不论贵族和平民的子弟皆可受教育，只要每人“自行束脩以上，无未尝无诲焉。”即可成为孔子的学生。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在此以前，“学在官府”，官学只接受贵族子弟，受教育权为贵族所垄断。孔子开始创立私学，突破了旧制度，学校开始不分贵贱，向平民子弟打开了大门。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革新。因此孔子的弟子中既有贵族的子弟，亦有穷苦平民的子弟。所以《荀子·法行》中说：“夫子之门何其多杂也？”其回答是：“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南朝皇侃对有教无类解释说：“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因其种类庶鄙而不教之也。”这些注释是符合孔子思想原义的。之后，南宋朱熹又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人性皆善，但因所禀气质和习俗的不同而有善类与恶类之分。朱熹又认为不论“类有善恶”，都可通过教育而复于善，所以接受学生可以不分善恶类之不同。这自然是朱熹的思想而不是原来孔子的思想了。
二、师道尊严
师道尊严是我国历史上重视学校教育的集中体现。重教就要尊师，不尊敬师长也就谈不上什么重视教育。我国古代十分重视教育。《礼记·学记》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而学校教育又主要靠教师，《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可见尊敬师长是重视教育的最具体最集中的表现。为此荀子提出了“隆师”的思想，他把天地君亲师并提，认为隆君师与事天地、尊先祖同是礼的根本，把教师的地位提到了很高的程度。并认为作为教师自己，也要保持尊严和庄重，这样才能称为师。唐代的柳宗元还特地写下了《师友箴》一文，以歌颂老师，批评轻视讥笑老师的行为，并指出如果社会上没有老师的话，也就谈不上道德的教化，谈不上仁义道德了。关于师道尊严的思想阐说得比较详细的，还应推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他说：“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这是说，师道尊严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点才能实施教育。并认为要使学生尊敬教师，教师首先要自重，内外若一，不能徒有表面上的威仪，要求教师要以身作则，以身教为先。
尊敬老师，提倡师道尊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应大力发扬。当然师道尊严并不是要教师外表上显得威严，更不是要教师对学生实行专制主义的教育。对于这些不良的行为，我们是反对的。
三、身教重于言教
身教重于言教，这是我国古人总结出来的重要道德教育经验之一。教育者不能只用言教，只进行道德说教，，而自己不带头遵照道德的要求去做，这样的教育者是决不会教育好人的。教育不仅要用言教，更重要的首先要求教育者自己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这样才能使受教育者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我国古代教育家和思想家早就提出了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讲的就是只有先“正己”才能“正人”的道理，说明了身教的极端重要性。荀子则明确地提出，作为教师必须“身为正仪”，起典范的作用。韩愈发挥其思想，列举古代贤人许由、龙逢、伯夷的例子，阐明“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的道理，强调了身教的巨大作用。之后，明代的王廷相针对当时的世风，批评不重身教只用言教，甚至只讲清心静坐的俗儒们的流弊。
身教重于言教是进行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一个古今中外的普遍原理。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尤其在进行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以及一切大、中、小学校的教师们，都必须遵循“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以身作则，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而不能夸夸其谈地光说不做。
四、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孔子教学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孔子在对其弟子进行道德教育时，十分重视运用这一原则。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指对不同能力、志向、品德的人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据《论语·先进》记载，冉求做事胆小畏缩，而仲由胆大冒进、好胜，针对他们两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孔子采取了不同的教育。孔子对冉求，教育他要敢于前进，不要畏首畏尾，抓住时机立即行动；对仲由，则教育他要先退一步，不要冒失行事，等请示父母同意后再行动，以免做错。孔子就是这样针对弟子不同的品格特点而进行道德教育的。这种“因材施教”的思想，唐代的韩愈又进一步发挥。他把有才能的人比作千里马，指出饲养千里马不能用饲养普通马的方法，如果等同于一般的马来喂养，就不能充分发挥千里马的才能。这一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因材施教是教学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
五、循序渐进
循序渐进，是孔子施教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一方法符合教学的客观规律，欲速则不达，只有循序渐进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因此孔子教育学生总是“循循然”善诱导人。自孔子提出这一教学方法之后，历代的教育家、思想家都十分重视这一思想。例如，隋朝王通认为孔子教育先教《诗》、《礼》，后教《春秋》、《乐》、《书》、《易》，就体现了循序渐进这一教学原则。先教以《诗》，使之说话能和善；再教以《礼》，使之行为能威严；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能学习思想内容更深的《春秋》等四经。并认为如果违背这一渐进的原则，“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易》，则玩神”，反而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因此必须“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遵循循序渐进的思想。之后，南宋的朱熹则主张先“从细处做起”，方能克成其大，也是讲的这个道理。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发挥了孔子、朱熹等人的思想，认为修学必须先修其小且粗者，“以渐得其理”，然后才能“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这样“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学矣”。
总之，循序渐进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最普遍法则，是我国数千年教学经验的总结，我们应当努力继承和发扬这一思想。
六、启发诱导
启发诱导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其目的是发挥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孔子把这种方法概括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所谓“愤”，是指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但尚未完全想清楚的一种思想状态。所谓“悱”之时，老师再加以启发，告其一隅使其推知其他三隅（“举一反三”），最后使学生全部透彻地弄清问题。《礼记·学记》对这一方法又作了具体的发挥。《学记》认为，教，就是晓谕人，施教应当引导、鼓励，而不能强迫压制，教师只起引路的作用，而应让学生自己去思考，这样才能达到教学的目的。正如北宋程颐所说：“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
七、教学相长
在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教学相长思想的当推《礼记·学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学生通过学习而知道自己的不足，以此反省自己，努力学习；教师通过施教而知自己尚有不明了的地方，以此而自强不息，增益自己的知识。可见教与学两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教学相长还包含有教师与学生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思想。这种思想早在孔子的思想中已产生。孔子“学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其中就包含了不论是谁，只要有人比自己知识多，有长处，就向谁学习的意思。所以孔子也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有一次，子夏与孔子讨论画画先要有白底的问题时，子夏悟出了仁先礼后的道理，孔子十分赞赏学生子夏，认为子夏启发了自己的思想。这一事件生动地表现了孔子所主张的教学相长的思想。唐代的韩愈发挥了这一思想，写出了《师说》一篇。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在于传道、受业、解惑，谁先得道，就向谁学习，谁就是老师，因此老师并不分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贵贱，以至师生之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应当是可以互相学习的。明代的王阳明更提出了“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的思想，鼓励学生“柬师”，批评指出老师的缺点和过错，老师则应当乐意接受。王阳明认为这就是教学相长。
总之，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是一种教师、学生平等相待、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教学民主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家教
家教在儒家伦理学说中是一种极重要的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教始终受到历代统治者及社会大众的重视。先秦时代，儒家就提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孟子·离娄上》载：“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儒家强调家庭管理的好坏直接关涉到国家统治秩序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大学》中讲：“一家仁，一国仁；一家让，一国兴让。”这就把家教的重要性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提出了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总纲领，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欲治其国者，先齐家”，“家齐而后国治”便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家教的指导原则。
中国古代家庭，是由宗与族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故家教的内容，首先强调祭祀祖先的重要性。《礼记·祭统》说：“祭者，教之本也”，即是说，对先祖的纪念、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美誉，不忘先祖的养育之恩，从而戒慎自己的言行，是家庭道德教化的根本。儒学家们将孝德作为家庭教化的出发点，《孝经》讲：“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教化人们“敬让不争”、“好恶知禁”、“谨身节用”；同时，把这种孝道推广到国家政治方面，以尊君、忠君为天经地义，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自汉代以后，家教更受到普遍的重视，相继出现了“家训”、“家范”、“家仪”、“家规”、“治家格言”等家教书籍。这类原本为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教化范本，因其寓“教”于“孝”、“亲亲”之中，有效地起到了道德教化作用，其中所宣传的“勤俭持家”、“六亲和睦”、“尊老爱幼”、“以身作则”等，无疑也成为全社会应效法的美德。在宋明清时期，“家训”一类的书，刻板成书，流布社会亦就越来越多，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教育中的重要史料。
一、德为教本
德为教本，是指家庭教育要以道德教育为基础为根本。家庭教育的内容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德、智、体、美、劳等等，古代人们认为，在这多方面的教育中，道德教育为首要的根本的教育。首先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如何做人，也就是如何处人处事、待人接物，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一员，成为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的目的，则是为了成贤成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培养下一代成为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是家庭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应当说，德为教本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普遍原则，古今皆然。虽然德育的具体内容随着历史的变化有所不同，但以德为教本的这一普遍原则并不因具体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在我们现在的家庭教育中，要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人才，仍然要以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为本。
二、六亲和睦
六亲和睦，对于家庭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所谓“六亲”，在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的指父子、兄弟、夫妇，有的指父母、兄弟、妻子，也有的指父子、兄弟、从父兄弟、从祖兄弟、从曾祖兄弟等，但不论何种说法，其基本的思想都是指家庭亲属之间的和睦相处。中国人一向把“六亲和睦”当作家庭的理想目标，强调和睦相处、和为贵是幸福美满家庭的基础。而要做到家庭成员的和睦，则又要以家庭成员之间互相谦让为前提。六亲和睦的家庭伦理观念，很显然与西方强调的个性独立有所不同，它体现了东方古老伦理的特色。和睦的家庭一向为人们所向往，就现代来说，使家庭和睦建立在平等观念之上，乃是建立现代幸福家庭的必要前提。
三、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美德可概括为孝与慈这两种思想。“孝”是指孝敬父母长辈。它不仅包括侍养父母长辈，使父母获得物质生活上的幸福，做到“老有所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做到尊敬父母长辈，充分尊重他们的意志，考虑他们的意见，满足他们精神生活上的需求。做到了这些才算真正做到了“孝”。所以孝并不能仅仅停留在“能养”这一点上，正如孔子所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以“行孝之道”的关键在于一个“敬”字，而有些人不仅做不到“敬”，连“能养”也做不到，那还有什么“孝”可谈呢？
至于“慈”，这是对做父母长者的要求，要求他们能慈爱自己的子女（“爱幼”）。作为父母来说，不仅要供给幼小的子女衣食，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成为有道德的人。
“尊老爱幼”这一思想对于建立现代家庭来说，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和睦的家庭离不开“孝”与“慈”这两种思想。因此，我们对于这一传统的美德应当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当然，现代家庭是建立在平等思想的基础之上，而不同于旧式的家庭是建筑在宗法制的封建家长制的根基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