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积极主张开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他根据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强调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新动力”，要发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要完成这样重大的责任，第一要有明白的阶级意识，第二要有独立的政治组织。他进而说明，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和工农阶级参加革命的倾向是不同的，资产阶级只要得着一些利益就会妥协，“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所以，“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争斗，才可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历史的使命”。他明确告诉人们，对于革命应取何种态度的最好方法是：“你们或是站在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
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调任北方局领导工作。当时北方仍在奉系军阀统治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压制。蔡和森不畏困难艰险，努力开展工作。他根据北方当时的情况，认为党必须继续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使之成为广大群众运动，给军阀以实际打击，恢复工人运动，组织工人日常斗争；发动农民抗租抗税、减租减息，京东等地可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会农军，积极领导“小暴动”。玉田暴动失败后，他曾起草通告批评“冒险倾向及攻城主义倾向，以及只知高叫暴动忽视日常小斗争的倾向”。《致中央的信》（1928年1月28日），《中央通讯》第三十期。
在北方工作期间，蔡和森在顺直省委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重要报告，着重批判了五大以来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思想。他指出，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是非常伟大的。我们党的年龄不过8岁，而它从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参加国民革命，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其历程超过西欧两世纪的历史，以这样幼年的党领导这样伟大而迅速发展的革命运动，犯错误是难免的。他认为，我们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以后的错误在于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实现。这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掌握革命武装，发动农民土地革命，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武装起来，我们是可以对付资产阶级（蒋介石是其代表）的，至少不至于造成那样的失败。
蔡和森还用理论眼光分析党的组织生活，从组织问题上探讨犯错误的原因。他说：“我们本来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员完全是听从号令的士兵。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边的危机是很大的……因此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和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领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之一切自由。”《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这种由来已久的积习，正是宗法观念和小生产封建势力的渗透。蔡和森当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如果说在大革命时代，蔡和森主要是强调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而大革命失败后则主要是强调辩证唯物论，用唯物论和辩证方法分析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路线方针，提出正确的主张和意见。
1928年六七月间，蔡和森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在讨论政治报告、土地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时都作了发言。他不同意政治报告中对中国革命形势是“一直高涨”的分析，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当前主要危险是盲动主义。他特别用辩证唯物论分析形势指出从客观事实出发，我们应该承认革命遭到很大失败，然而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因此“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取消派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由此认为革命是“一直高涨”或“不断高涨”，也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会犯错误。“不断论”的错误，就在“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是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是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他认为这样的分析，显然是唯心的，非辩证法的。如果以为不估量革命“不断高涨”，会有右倾危险，那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倾向，决不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亦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和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使全党同志不知怎样退守，不知策略运用”，使革命遭到危害。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
蔡和森认为，我们应当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研究问题，对革命形势作出具体分析和实际估量。比如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暴动基础上，还是建筑在工人运动基础上？谁都知道革命潮流不是直线进行的，总有高潮和低潮，但怎样估计高潮和低潮？这些都不是用主观愿望所能回答的，也不是用简单公式可以解决的。蔡和森指出：“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征，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他说，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农民暴动的发展，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形势，否认这种革命形式是错误的。可是这是否能说全国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有的。所以研究问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进行分析和论证，才能得到正确认识。
在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发言中，蔡和森也用辩证思想进行分析和论述。他认为，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地关系只从静的方面进行分析，没有从动的方面作说明，因而未能指出土地关系的趋势。把土豪地主分为两个阶级：豪绅阶级和地主阶级，也是片面的机械的。其实豪绅不能成为单独阶级，他是地主在乡村的政治代表，农民运动开始反对土豪劣绅是要夺取地主的政权，夺取政权和分配土地，都是土地革命，不可分割。他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土地分配的“全国形式”，指出“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政权建立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中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在没有取得全国政权，“国有土地是不可能的”，“禁止土地买卖的问题现在无提出之必要”。他还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游击战争方式已经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无论那地农民运动起来很快地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在党的六大讨论土地问题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农民暴动向游击战发展，建立红军，实行“割据”，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也是他用辩证唯物论对实际斗争的总结。
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蔡和森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批评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的“二次革命论”和混淆二者界限“直达社会主义”的“一次革命论”。他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制度压迫，因此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按其客观意义乃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产阶级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不仅是反对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而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形成为世界革命之一助力并且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要求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扫除其一切发展障碍。但是，“这一任务已不是资产阶级所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是：一、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二、农民在这一革命中占极重要地位，超过以前任何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三、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工农联合而反对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四、这一革命的彻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不是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工农民权主义政权；五、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彻底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等），而且必然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里，蔡和森虽然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已经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中国革命将创造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新模型”。
在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上，蔡和森指出，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革命出现的新情况是：土地革命开始深入，开始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工农革命联盟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但是这并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的转变，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加上了反对资产阶级的任务，但其意义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是因为资产阶级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地主阶级的同盟，背叛民主革命，所以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这一任务亦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他还指出，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也只是工农群众的民权主义，是工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管理国家政治；它虽然是保证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并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但也没有改变民主革命本身的性质。蔡和森特别强调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意义。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农民处于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半农奴制（佃农制）的剥削压迫之下，处于严重贫困化状况。封建势力在全国还占重要地位。农民普遍的革命要求，如抗租抗税，土地农有，反对豪绅地主、军阀、帝国主义，要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凡此等等，都是彻底的民权主义要求。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换过说也就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彻底发动和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关于革命转变问题，蔡和森指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群众明确宣告：中国革命有社会主义前途，并且为争得这个前途而努力奋斗。同时它坚决反对误解和曲解中国革命现阶段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它始终认定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之最低纲领，谁要抛弃或超过此民权革命纲领，谁便是背弃革命。他反复强调，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坚决地联合农民引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在民权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担负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责任，将民权革命进行到完全胜利，便“开辟了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前途——社会主义前途”。他还分析了革命转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客观条件，和平转变问题，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才能保证将来革命转变的顺利，而工农民众政权很可能“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蔡和森当时就能从理论上概括出这些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并加以科学的分析和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成长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蔡和森当时对有些问题还没有讲清楚，例如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称民族资产阶级；也没有提出武装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问题。这些问题是以后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解决的。
从蔡和森的思想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规律是在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的。像蔡和森这样卓越的思想家、理论家，由于只经过一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他也只能认识右倾的错误和危害，并作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但没有经过第二次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因而在他的论著中流露出左的倾向。毛泽东说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也就是说，只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所以我们对蔡和森著作中的某些偏颇，应当从当时历史条件上给以科学的说明，而不能苛求于前人。
除了瞿、蔡，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物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和主张，本文不能逐一论述。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基础上，如何能走出最关键的一步，即如何具体地实践农民武装革命的战争道路，这便正是毛泽东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