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蔡和森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我是极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我的主张不是主观的，乃是客观的，必然的。因为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世界革命运动自俄国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国际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共有，换言之，即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暂时的必然的手段，其目的在取消阶级。”中国革命也只有夺取政权，才能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蔡和森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且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他一方面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已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列强“经济的政治的殖民地”。五大强国的商品，开始由大炮浩浩荡荡地输进来，继之在中国开矿筑路设厂，这种侵略孰能御之？于是三代以上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者一批一批的破产失业，另一方面又指出军阀的残暴统治和连年不断的内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到那个战场去死，天灾，人祸，究困死亡，日日困着我们”。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下，中国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蔡和森写道：“我敢说一句，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中国人民只有两条路可走，如果不甘心饿死或在战乱中死亡，就只有起来反抗，“依革命的意见解决”。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蔡和森已开始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剥削，并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阶级区分和反对开展工人运动的谬论，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压迫而且受外国资产阶级压迫，中国社会革命不可避免。这种分析，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中，是不多见的。
特别重要的是，蔡和森明确提出，要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必须“明白张胆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蔡和森认为：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它旗帜鲜明地称为“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现实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卷。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劳动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要严格地物色确实的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五、这个党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有觉悟有组织的战士，以适应革命改造事业。此外，他还谈到，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委员会，党中央设宣传部、组织部、劳动部等，并出版强有力的出版物，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他认为，只有建设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蔡和森关于建党问题的信件，毛泽东回信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论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给蔡和森的信》1921年1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这表明他们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主张。
蔡和森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而对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深恶痛绝。他认为：“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会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影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东西的产物。”《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这就清楚表明，蔡和森当时已经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思想界限，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
蔡和森这些通信是在中共筹建开始不久，党内刊物《共产党》还未出版的时候写的。信件所反映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对中国革命和建党问题的观点，以及用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是很卓越的，所以，尽管蔡和森当时没有直接参加国内中共筹建工作，但这些通信充分表明他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建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共创建人之一。
二、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研究中国社会和革命问题
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的思想特点就是认识和改变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的大量论著思想敏锐，笔锋犀利，观察分析问题深刻有力，逻辑思维很强，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意义。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观点、主张和策略，正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运用和发挥。
存在决定意识。帝国主义者侵略，必然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一直进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但是在认识上，长时间内是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只是到五四运动时期才开始进到理性认识阶段，而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则是在中共二次大会上。蔡和森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内外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及其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压榨人民大众的罪恶，宣传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在《向导》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20年以来的国民革命运动，就是由两种东西刺激出来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1922年9月。他着重说明：“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向导》第三期，1922年9月。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的仇敌，又是军阀存在、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所以必须反抗帝国主义。可是胡适却出来指责共产党人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海外奇谈”。《国际的中国》，《努力》周刊第二十二期。蔡和森以大量事实反驳了胡适的谬说，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的关系，“什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十九期1923年2月。中国人民只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才能争取自由解放。他还揭露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倒民众势力之发展的”《革命中的希腊》，《向导》十三期，1922年12月。，鼓励人民要敢于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接着在杭州西湖会议又确定联合孙中山国民党的方针，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参加了这些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思考和研究。开始他有左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因阶级性使然，故只应和小资产阶级联合。他同意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不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因为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如果产业工人加入，共产党就失掉了阶级基础。后来共产国际提出应把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蔡和森改变了看法，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发动国民革命。但是他反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只有民族斗争，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强调指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年1月。他还著文提出：“从旧的历史看来，领导中流阶级向国民运动走的有中华国民党；从新近的历史看来，领导工农阶级向国民运动联合战线走的有中国共产党。但今后那一阶级为这个运动的真正主人，便看谁最忠实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十六期，1923年1月。由此，提出了革命领导权的问题。
为了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促成革命统一战线，蔡和森作了很大努力。他根据历史事实分析，首先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领袖；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了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帮助中国实现统一的错误观念。他说：“革命党要继续革命才能存在，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一期。幻想所谓“友邦”即一派帝国主义的帮助，也无异“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十九期。。因此，国民党人必须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去努力做民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依靠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他还分析了中国民主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西方国家初期的革命完全是对内的，它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封建阶级，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不仅是对内而且是对外的，它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国内封建阶级，一个是外国帝国主义。“国际资产阶级不仅不帮助此等地方幼稚的资产阶级去打倒封建势力，反而援助封建势力压迫民主革命，中国十二年来的往事，就是证明。”蔡和森希望国民党人认清这种形势，接受以往的教训，否则其方略与趋势必至大错特错。“我们诚恳地希望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正轨走去。”《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二十三期，192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