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传播，引起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大兴趣和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推动了中国革命逐渐向高潮发展。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他们或者兜售各种假社会主义以受其欺蔽，或者公然宣传唯心史观以抵制历史唯物论的传播。因此，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努力从事唯物史观的传播工作，以期把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原原本本地介绍给中国人民之外，又不得不同各种假社会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展开斗争，以便帮助人们明辨理论是非，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这场两种历史观的较量中，李大钊、李达和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出阵，同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戴季陶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始作俑者是胡适。1919年六七月间，李大钊出京，陈独秀被捕，胡适借机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他在该刊除大量登载杜威的讲演录外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在反对“空谈主义”的旗帜下，把矛头直接对着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胡适在文中写道：“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狗阿猫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到的事。”他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说“主义”只是些“抽象名词”，认为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之类的具体问题而高谈什么“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显然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胡适的文章发表后，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关系的《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首先发表文章予以反驳。蓝氏认为，问题与主义并不截然对立，“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蓝公武：《问题与主义》，原载1919年7月《国民公报》（注：作者笔名知非）。主义的发生、鼓吹、实行与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紧密相关。蓝文在此指出了胡适文章中将问题与主义截然对立的常识性悖谬，实际上，胡适自己就对实用主义竭力推崇，而且他研究问题的趋向本身，也和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密切相关。
蓝文还针对胡适所谓谈论主义易、解决问题难，外来主义无用处及偏向纸上的主义危险等指责，一一加以反驳，强调“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机，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女平等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蓝公武抓住胡适文中一些思维逻辑及常识上的错误，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反驳，具有一定的力量，但蓝文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在胡文最关键的问题上，即改造社会应选择何种道路——根本解决或逐步改良，他没有作出有力的回答。
1919年8月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全面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李文的特点是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论来宣传“主义”的必要性。他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已经达到了一切机能都已闭止的地步，惰性很大，腐朽不堪。这样的社会，“恐怕非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如果实现了经济变革，那么其他许多问题如女子解放问题、家族制度问题、法律问题等等就可以跟着解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但它必须通过“阶级竞争”依靠工人联合的实际行动才能实现。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那经济的变动便不能实现，所以“在根本解决之前，还必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即必须先作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同时，李大钊还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出发，驳斥了胡适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宣传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他指出：主义是要灵活运用的，把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就是说，拿主义作工具，用以指导实际运动，必须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然，鹦鹉学舌、假冒牌号的人是存在的，但这不能归罪于主义。李大钊指出：“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剪刀，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主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就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与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以上这些观点反映了李大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反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用唯物史观反对了庸俗进化论，用唯物主义认识论反对实用主义，这样，李大钊就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两个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这场论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与胡适派改良主义哲学的较量，而且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论争。它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普遍性与具体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在真理问题上，决不允许以真理的特殊性否定真理的普遍性，也不允许用真理的相对性排斥真理的绝对性。反之亦然。胡适从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出发，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而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只可作为一些假设的见解，只可作为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作为启发心灵的工具，切不可用着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这里他把主义、学理只看成是“参考印证的材料”，“启发心灵的工具”，这就否定了主义、学理的真理性，否定了真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胡适主张“有用”就是真理，竭力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普遍性。他明白表示：“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绝对真理是悬空的、抽象的、笼统的，是没有凭证据的，是不能证实的。”尽管有时胡适也讲“主义的应用，有时带有几分普遍性”，但他这里讲的“普遍性”，是从主义在应用时可以作为参考材料上说的，并非是指主义、学理本身具有普遍性。所以他又说：“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是一种抽象的理想。”正是由于胡适把真理的特殊性、相对性，同真理的普遍性、绝对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他反复宣传“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李大钊在论战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真理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对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指导意义，它才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适应环境的变化”，它才能“包含着许多把它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之合于现在的需要的企图”。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进入社会转型阶段爆发的第一场理论论争。争论双方围绕着改造社会的方法进行针锋相对的驳难，其所涉及的问题、方法、观念，对此后中国社会的行程影响很大。从当时的情况看，胡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及改良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尚要胜出马克思主义一筹，胡适文章发表后，一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问题”的热潮，各种各样的“问题研究会”应运而生，实用主义的鼻祖杜威在中国的影响也盛极一时。但是，这场争论并未湮灭正在壮大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出的幼芽经过这场风雨洗礼后，更加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之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在与实用主义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进入实践阶段又遇阻碍。这次它面对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1920年9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行程遍及大半个中国。罗素给中国提出的社会改造方法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主张。罗素来华，在国内激起一股温和的改良思潮，《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首先从理论上响应罗素。
1920年11月，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他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改良主义的主张。1920年12月至1921年2月，他又在《改造》、《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社会改造与政治努力》、《一个申说》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立场。在此期间，梁启超、张君励、徐六几等人也纷纷撰文，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在张东荪等人抛出基尔特社会主义观点的同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陈独秀等人也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此爆发。
此次论战历时将近两年，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
中国的根本出路在哪里？要不要搞社会主义？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张东荪基于他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这些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主要症结来回答。在他看来，“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除了在通商口岸和都会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因此，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广大未过过生活的人，都得过着人的生活”。在张东荪看来，照中国现在的情形，还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什么采取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显得不够。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的这一番看法，是针对当时已获得初步传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在他的意识中，在中国谈论社会主义是好高骛远，不合时宜。他反对别人谈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他本人却对资本主义津津乐道，抱着极大的兴趣，他所谓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如他说：“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东荪先生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对于张东荪的这一看法，梁启超表示了由衷的赞同，他在一篇文章中附和道：欲拯救中国，必须首先发展实业，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什中八九，不能不委诸‘将本求利’之资本家”。《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书》，《改造》第三卷第六号。
如上所述，张东荪等人主张中国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观点的另一方面，就是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依据庸俗进化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必须跟随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否则便是东施效颦，反现其丑。如他们声称：“原来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无论什么制度，不是历史上发展而来的都没有基础，都靠不住。”“譬如共和政治，中国是学人家步的，其实一般人民，并不懂得，也并不曾要求，因此就弄得这么糟透了，今后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学人家的步，其结果也要和八九年来的共和政治一样的糟，或者还要厉害一点，亦未可知。”《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改造》第三卷第六号。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认为社会只能改良而不可实行革命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其实质是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后，才可能有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对此，张东荪本人还有一段补充，他说：“凡要实行一种主义，首先都要有一个阶级方面的基础。如民主主义的基础是市民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就中国目前而言，工人阶级不仅人数太少，而且阶级意识亦未产生。因此，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甚至认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才刚刚够格，资产阶级也未完全自觉，人们对社会主义是没有权利问津的。他说：“现代只能谈到改良活动者的生活状态，而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况现在中国市民阶级方在自觉而未觉之间，正想创造成一个阶级，则劳动阶级比较知能低下，当然自觉更要迟一步了。”《现在与将来》，《改造》第三卷第四号。
张东荪等人的上述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认为发展资本主义乃为中国的根本出路，中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简言之，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一观点刚一出笼，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在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的当天，李达便写作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予以回击。随后不久，李达又发表了题为《社会革命底商榷》的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张东荪等人观点的荒谬，揭露其假社会主义的面貌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
李达首先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革命的根源问题，指出：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从根本上讲，主要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时，便必然发生社会革命。在现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而它必然要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针对张东荪等人的社会改良理论，李达指出，这实际上是用主观臆测来代替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的发生，决不是从理论中演绎出来的，而是从社会的客观运动中产生的。“社会构成的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简单地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李达文集》，1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这一观点，揭露张东荪等人社会改良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客观根据与历史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