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还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现状，说明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基础与物质条件问题。为了证明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张东荪等人否认中国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存在的事实。在他们看来，中国尚未“演成资本劳动之两大阶级”，“未发生阶级战争”。李达以唯物史观作为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以事实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谎言。他指出，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的状况，必须从世界范围的角度来考察。在当代，中国已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焦点。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境内的资本家是国际性的，全国四万万人都是无产者，人数众多的流民实为实业后备军，他们深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军阀的压榨，如果能得到相当的团体训练，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产业工人。“所以，就中国说，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李达不仅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从国际环境和经济根源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基本事实，断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说明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力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明确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总之，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而中国也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
第二，关于社会改造的方式问题。张东荪等人不仅认为中国的出路只在发展资本主义，否定实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与可能性，而且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通过“温情”的改良而解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特别是反对无产阶级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张东荪看来，中国的大厂主大商人根本算不上真正的资本家。他们在外国资本的重压之下，勉强得以生存。如果反对他们，便在实际上帮助了外国资本。据此，他提出要以一种“温情”主义的办法来处理今日中国的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重新制定分配制度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进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梁启超也声称，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而言，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受压迫的。不仅中国的工人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商人也在帝国主义的竞争之下焦头烂额。因此，把他们称作资产阶级而视为革命的对象，对其实行总攻击，在良心上实在不忍。在他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相依而不可相离”，相互之间不应有任何的分歧和对立，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他有时也会谴责资本家，但那无关痛痒，实质上还是要求无产阶级要“矫正”对资本家的态度，首先肯定资本家发展了生产，具有“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等功德”。然后，再恳请他们不要把工人剥削得一干二净，“对于劳动者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换言之，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间离不至大甚也。”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问题，阶级间的矛盾与冲突，皆应以“协调”方式来解决，绝不能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来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
与这种“温情”主义的改良论调相适应，张东荪等人极力反对中国人民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苏俄的社会主义是畸形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有化即是官僚化，其结果必然是使劳动者受尽一班官僚的压迫和掠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对德国社会党的议会道路交口称赞，认为这乃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值得中国仿效。如张东荪就声称：德国的社会变革方式才是正常的，而俄国十月革命则是非正常的，畸形的方式，“德为常，俄为变”。两者虽有长短，但相较之下，仍属德国的道路更有普遍意义。
张东荪等人关于中国社会改造方式的这种种主张，实际上是以进化代替革命，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他们关于通过矫正资本家来解决阶级斗争、阶级冲突的方案，不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且是一剂麻痹无产阶级的迷药。因此，它遭到李达的重点批驳。李达指出，依靠这种温情主义的方法是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试图通过资本家来“矫正”资本家本身。事实上，资本家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不可能发善心来帮助劳动者。同时，无产阶级也不会乞求资本家的仁慈。“贫人丐富人恩惠以谋生的运动，只可以说是乞丐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真正的社会主义，绝不可能通过温情主义的方式来实现，只有依靠劳动群众采取最猛烈、最普遍和最有效的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即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不仅因为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不可调和的，而且因为资本家阶级不可能自我矫正。“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那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况且谁可以矫正资本家？国家是受资本家维持的，绅士式的知识阶级是受资本家豢养的……要想在温情主义之下使劳动者觉悟，是不明社会问题的真相。要想由资本主义而温情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不明欧洲社会进化的过程。”
总之，在李达看来，张东荪等人的温情主义，不过是主张借资本家阶级的国家立法，施行几项“温情”的政策，略略地缓和社会矛盾，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其实质乃为于现实根本行不通的社会改良主义。
基于上述认识，李达重申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真接行动”。其中第一种已在欧美国家实践过，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议会主义“不过要求资本家阶级的政府行使社会政策倡办慈善事业罢了。社会根本改造事业，永远不能达到”。在议会中，无产阶级要贯彻自己一点点政治主张，都必须与资本家妥协。其结果，至多能够得到一个非驴非马的政策法案。第二种，即“劳动运动”，实际上就是组织工会进行一般的斗争。在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和最有效的手段，并且只适用于工业国家。第三种方式——“直接行动”，有两种，一种是工团主义的总罢工，一种是俄国式的革命运动。前者只适用于工业发达的国家，而后者则更适用于农业国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后结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根据现在的事实，定出‘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这‘到自由的路’底第一步，据我所知，就是赤俄同志所走的那一步。”“要救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先实行生产社会化；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权力；要借助政治权力，必须先干革命；要干革命，必须先大家努力宣传，准备实力。”
李达对张东荪等人假社会主义的批驳，揭露了他们所宣扬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实质，同时也揭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仅进一步传播了唯物史观，而且把科学社会主义也同时介绍给了中国人民。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李达的文章对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规律还缺乏认识，对中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出更具体的分析。这种状况，在马克思主义初传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是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得到纠正的。
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
无政府主义早在同盟会时期就已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度几经反复，军阀专权成为现实，对政治失望促进了无政府思潮的泛滥。在刘师复等人倡导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影响迅速扩大。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传播更为迅速，一批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刊物相继出现，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全国出版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就有七十余种之多。无政府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由于其强烈的反抗性，对当时的专制统治及社会思想体系形成冲击，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介绍中，无政府主义者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及未来社会的描述，和马克思主义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