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有外号的,是大圣取的,叫哑巴。倒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叫友声,而是因为我很少说话,不管什么都用点头和摇头代替。
儿童的世界是很残酷的,如果你不从属于团体,就会被那些群体当成欺负的对象。可是那种欺凌的道德含义相对模糊,在大人的眼里,更像是儿童社交的一种方式。万一你不幸被揍,揍人的一方家长只要“哎呀哎呀”表示一下出乎意料,然后再来一句“小孩子不懂事”,就可以把自己的教育过失推得干干净净。多年之后在街上遇到常欺负我的孩子,他笑着问我“记得当年我常常揍你吗”,我该怎么回答呢?记得,还是不记得?毕竟对方眼里满满的自豪,半分歉意都没有,这时候如果表现的太在意,反倒是我小心眼。
揍我的人太多了,你总共揍过我五次,才排第二呢。我礼貌的回答,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来。
嗯,揍我次数最多的,其实是大圣。
我五岁时候跟着爸妈回到村里,那时大圣已经是幼儿园里一方霸主。因为不喜欢说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被各种小帮派欺负。开始是幼儿园年长的小孩,后来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小学生,再后来走在街上,连不良少年都知道我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小孩”。
然后大圣肉乎乎的拳头一挥,“以后你归我管了”,彻底把我从悲剧中解救了出来。
大圣很有人格魅力,在他收容我的时候,就已经有笋子和清清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了——人手不多,却足够精良。笋子虽然细瘦,却是打架好手,韧得像是一竿青竹;清清不用动手,眼圈只要一红就立刻有人来安慰。
笋子家住在前街,笋子和清清住在他对面,我家离得比较远。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个凑成一伙,跑来村子的边缘来找我。
我妈妈脾气有名的火爆,但从不对我以外的小孩发脾气。我们四个人在院子里玩,常常弄得一团糟,她不会像别人家大人一样发火,有时还会拿出平日舍不得给我吃的水果和点心来。天晚各自回家的时候,再偷偷给清清塞满满一兜花生。她常常对我说,清清命苦,一定要好好对她。
其实这话根本很多余,大圣和笋子把清清护的比什么都要紧。她在我们之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关于地位,我们开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一清清是我表姐,其二虽然她也不会打架,但是哭两声就能招来大人,其三我是最晚入伙的一个,理所应当地位最低。
大圣打我,大半时候是怒其不争,他奉行暴力教育,每每下手很重。不过由于我躲得快,加上清清护着,所以真正落在身上的不多。只有一次清清不在,我跌在地上,磕掉了半颗门牙。大圣和笋子把满嘴是血的我送到卫生室,每人回家狠狠的挨了一顿揍。
我那时七岁,门牙是恒牙,没法补救,就那么永久的缺了一块。那之后,我更少说话了。
牙缺了一块,我有两个月没去上学。妈妈打过骂过,最后没辙了,就把旧书箱丢给我。她学历不高,却对书本极其喜爱。爸爸发霉的大学课本,她少女时读的小说,赶集时地摊上买来的成捆的杂志……那个书箱里面,某种意义上来说,涵盖了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她并不限制我的阅读,却又懒得教我认字,直接丢给我一本新华字典,就下地去干活了。
我窝在家里,翻着盗版严重的新华字典,半猜半读的看了许多书。由于内容甚是繁杂,不能理解的地方就会拿去跟小伙伴们商量——比如为什么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晚上出来见了一面就有了孩子。
后来上了初中,学过生物课,大圣载着笋子,骑自行车十里路到我们学校来,把我揍了一顿。清清在旁边拉着,打的不痛不痒。他拿出攒了一个月的早饭钱,请我们在学校外面吃了两个炒菜。
镇上有两所初中,大圣和笋子在一个,我和清清在另一个。我们的学校好一些,因为妈妈非常重视我的教育,节衣缩食给我凑够了学费。清清则一手拿着村长开出的孤儿证明,一手拿着全科满分的成绩单,和我坐在了一间教室里。大圣和笋子则去了离家近的一所,两人不在一班,却仍然像以前一样要好。
每个月月底,大圣揣着一个月的早饭钱,载着笋子,骑十里路来找我们。四个人围着小饭桌,分吃三道菜和一筐馒头。小店里的饭桌总是油腻腻的,空气中也弥漫着油烟的味道。大圣绘声绘色的讲着他的故事,清清端着碗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看,听到危险的地方还会惊叹一声。我和笋子插不上话,识趣的坐在一边扒菜。笋子越发的细瘦,个头却窜着长,已经比我高出了一头。用笋子自己的话来说,是长成竹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