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闰，字松友，鄱阳镇人，生于元末，从小潜心儒学，博览经书，平时以苍松自许，成年后曾在番君庙讲学授徒。一次无事，在庙壁上画了幅《苍虬出壑图》，并自题诗一首：“幽人无俗怀，写此苍龙骨。九天风雨来，飞腾作灵物。”也该当胡闰时来运转，朱元璋幸驾鄱阳，无意中看到胡闰的诗。别看朱元璋是过河拆桥的人，未成事之前也算个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明君，只是后来一阔脸就变，杀人头渐多。他觉得胡闰很有抱负，当时便召见了胡闰。过了几年，朱洪武当上了皇帝，饶州府又荐辟胡闰为“人才”，临行进京前，好友吴存、何英、徐素三位鄱阳耆宿，再三叮嘱胡闰对皇帝要忠贞不二，胡闰便把这话死死牢记在心。进京后，胡闰弄了个都督府都事的官职，照现在的职务是文书收发，从七品。不久改为经历，工作性质未变，级别高了一点，从六级。朱元璋死后，他孙子朱允炆继位，胡闰升为右补阙，谏官。公元1042年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当上皇帝，先是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方被株连十族；接着传胡闰、高翔上殿，这两个人听说建文帝死了，便都穿着孝服，望着宫门放声大哭。朱棣恼怒，命胡闰换下孝服，胡闰不仅不换，反而证证有词，朱棣大怒，先是命人敲掉胡闰的牙齿，接着将他缢死，还不解恨，又把他的尸体浸在石灰水中，剥皮填草悬坊示众。这还不算，又差官校奔赴鄱阳，将胡闰一家，包括族人在内共217口全部斩杀。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朱棣又命人对奸党进行穷治，又招致胡闰47户亲戚受到株连，其中41户在监狱和充军中死绝。
第二个典型是余廷瓒，字伯献，公元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科唐皋榜进士，官行人司司副。行人司说白了就是搞接待的，正司为七品，余廷瓒为从七品。从仕途进程看，余廷瓒倒是运气蛮好的。问题是这位主政的皇帝朱厚照，是位荒唐天子。他登基后成天游山观水，谓之曰巡幸。几次北上之后，于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又要南巡，当时一大批朝臣接连上奏劝阻。夏历四月十八日，朱皇帝将为头的抓起来投入监狱。四月二十日，余廷瓒等接着上奏阻止，朱皇帝再将这些人抓捕。四月二十三日，朱厚照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的大臣，余廷瓒也在其中，结果困杖伤致死。
第三位典型是陈嘉训，字彝仲，小名思岗，民间叫他子岗，双港小华人。三个人中，他时运最好。陈嘉训是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已丑科焦端榜进士，也是行人职务。后来，调入吏科任给事中。别看这只是个正六品的官职，却是朱元璋特设。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鉴于宋元两朝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和胡惟庸谋反的刺激，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于六部。为了不使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对应六部特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监督。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任何部门，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既有参政议政的谏议权，又有监察弹劾权，属于皇帝近臣。在这个职务上，陈嘉训办事认真，秉公执法，弹劾过福建、浙江的巡抚，也就是省长。明朝有个规定，下级弹劾上级，即使非常正确，也还是要受处分的，越级的处分更惨，轻则丢了俸禄，重则招来杀身之祸。那么，陈嘉训的所为，无形中给自己的前程设下了重重坎坷。公元1604年神宗万历三十二年，陈嘉训被调出北京，任南京吏科给事中。职级不变，权力削减。不过，虚名倒也不错，朝野上下都说他敢言敢当。到南京后的陈嘉训，按照明朝的官场游戏规则，应该收敛一点才好，反正薪俸不少，一年有5、60两雪花银。无奈陈嘉训本性不改，四处搜集曾任万历二十二年首辅大臣、沈一贯纳贿乱政的劣迹。沈一贯当然经不住查，但是神宗还是袒护“沈爱卿”。陈嘉训的处境险恶，幸好沈一贯识趣，自己再三辞职，回乡养老。陈嘉训看起来占了上风，却落得削俸撤职，谪贬返乡，以致造成老死无钱下葬的悲惨下场。关于陈嘉训，鄱阳坊间曾流传了他很多的传闻：什么与十八坊十八进士作对，什么为孙家人打官司，什么双港塔镇风水等等。这些传闻虽然都从正面褒扬了他，却多是移花接木的杜撰。以双港塔为例，双港塔建于公元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建塔的主持人是县令顾自植。他听说龙头山下面的双港湾，是龙潭所在，有龙经常出没，常常危及到来往船只和打鱼人的安全，于是建起了龙王庙和双港塔，这原与陈嘉训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结果弄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为了镇陈家的风水。声明一句，我与小华陈家既不同宗也不同族，说这些只是就历史讲历史，没有别的意思。
明朝的士人和几个典型人物（下）
因为是说典型，所以将他们分别归类。前面说过胡闰、余廷瓒和陈嘉训，下面我想分两种类型说。一是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两个人，再是明朝在鄱阳有点影响的人物。
在朱元璋时代，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一是吴宏，再是刘炳。吴宏在旧《县志》中没有一席之地，可能属于有争议的人物。他一会投元兵，一会投陈友谅，最后再投朱元璋。按照儒家思想，这人的气节有问题，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番君初事秦，继而思楚，事汉，史卒称忠，以其义耳”。从《饶州府志·吴宏》条中看，吴宏当时起事，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农民起义军打来了，那时鄱阳还是元朝的皇土，便自发号召周边县的人，一同起来抵抗“流寇”。当时他的初衷只一条，怎样减少鄱阳或饶州人的损失，这才是他认定的主要目标，我认为这正是吴宏的可贵之处。此外，吴宏这个人不过河拆桥，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别人设套套。元朝人封他官叫他杀同时起事的人，他不干，因为起事的时候，他与大家曾有过承诺。何谓一诺千金？这就是。他是识时务者，虽然他不受儒家喜爱，且充满了墨家的思想，我认为这也是鄱阳平民文化，在某件事某个人上的一种体现。事实上吴宏造福了乡梓，当后来朱元璋登上了皇帝宝座后，在落实赋税政策时，鄱阳，包括整个饶州，比起袁州和江西其他地区，都得到了较好优待，因为在朱元璋眼底，鄱阳是积极支持他而不是陈友谅的，这能说不是吴宏的功劳！吴宏后来官拜中书左丞，为正二品官员，那是在朱明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时间不长。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他就病故了，如果不死，说不定也弄来个常遇春他们的下场。
刘炳，字彦昺，鄱阳义城，现随鱼山划归景德镇人。在鄱阳，他的名气比吴宏大，至少从刘炳遗存的诗文中，证明他不但是读书人，而且还是个有点名气的诗人。从刘炳的传文中可以看出，刘炳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也很有政治抱负。“自怜少年心志狂，赤手直欲攀扶桑”，少年起便雄心勃勃，有凌云之志。但是，在他投奔朱元璋之前，颇经历了一番周折。后来总算找对了路，成了朱元璋的中书签典，文书收发吧。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大战前夕，陈友谅率六十万大军攻打南昌。鄱阳湖周边失陷，告急文书不断飞往南京，在朱元璋召开应对会议时，刘炳凭着对鄱阳湖环境的熟悉，出了一些好主意并被朱元璋采纳。可以说一场轰轰烈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中国水战史上的奇迹产生，刘炳是有汗马功劳的，因而升任为中书博士厅堂议典签。以后，他又随朱元璋的养子、乐平人沐英，总兵官傅友德先后转战福建、吐鲁藩。刘炳后半生一度因眼疾而辞官，朱元璋仍要他复出，后不得不出任为东阿县知县，69岁时病故，留下《春雨轩集》传世。
在大明王朝，以进士之身跻身宦海，并留下声名的在旧《县志》里有不少人，1994年江西省出版史志编辑部出版的，《江西编着人物传略》一书中，收录明代鄱阳籍的编着人物共有17位，其中还有一位叫张敔的音乐家、一位号克新的和尚诗人兼佛学家。我这里主要说两个人：童轩、刘应麒，再就是为扩大鄱阳影响作出过贡献的占雨时。
童轩，字士昂，公元1424年生，卒年无考，公元1451年明代宗景泰二年辛未科柯潜榜进士。起初，授南吏科给事中，任职期中，上书淘汰冗员、考察官员、选择优秀教谕、关心人民疾苦等条陈，为代宗所采纳。英宗复位之后，他又上书平息盗匪、安定社会、保障人民生活等建议，得到英宗嘉许。不久，改为户科给事中，并主持过一次全国会试。宪宗即位之后，他又上书新皇帝，“治国之本在隆圣德、用贤才、纳忠谏、爱小民、平盗匪、安边疆”。童轩历官都给事中、浙江寿昌，今浙江建德县寿昌镇县令、云南提学佥事、太常寺卿、都察院部都御史、提都松潘军务兼巡抚、南京吏部侍郎及尚书。公元1479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童轩因精通天文、历法，以天官学召入南京钦天监任太常寺少卿，掌管钦天监事。在任职期间，通过勘议，考订了历法气期争差之误，并向皇帝进写了《历日疏》。童轩综合自己多年对历法的研究、实验、考证，在肯定天体运动规律的同时，指出了人类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相统一的认识观，这在15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不可多得的。童轩有《清风亭稿》10卷、《枕肱集》20卷、《纪梦要览》3卷、《海浩涓谈》、《谕蜀稿》、《筹边录》等着作传世。
刘应麒，字道征，县城东门口一带人，公元1569年明穆宗隆庆三年戊辰科罗万化榜进士。历任广西督学、四川参政、湖广巡抚、南大理卿、兵部侍郎。从官的职务看，在明朝他是仅次于童轩、余祜的一位，正三品，相当于副省部级。如果说做官的机会，刘应麒属于比较好的，他在赐进士出身之后，被选作了庶常官。庶常官又叫庶吉士。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官，而且不是实职，但前程无限。因为一旦被选中为庶吉士，就是通常说的点了翰林。他们先是留在翰林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治国用人之术，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作为皇帝顾向的储备人才。在明朝，自永乐至隆庆的一百多年间，进入内阁的81位大臣，绝大多数是庶吉士出身。其实，刘应麒在翰林院庶常馆的三年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优越，不到三年就提前授予了礼部主事，无奈命运不济，穆宗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仅六年便呜呼哀哉。穆宗在位时，髙拱、张居正辅政。高张两人不和，下属的日子可想而知，刘应麒只得走人。然而，刘应麒在官宦生涯中，光明磊落，清泉廉洁，不畏权势，很有气节，所到的地方，都留下卓着的官箴。尤其是他的清廉，深为百姓感叹。刘应麒是乡土情结最重的人，早在辞去广东督学之职后，便致力编修《鄱阳县志》。公元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他主修成稿的《鄱阳县志》，为后来鄱阳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的着作《芝阳集》，讴歌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占时雨，字霖臣，崇祯七年甲戌科刘理顺榜进士，鄱阳镇东门一带人。这人因为英年早逝，官职做得不怎么大，当过监察御史、贵州提学。在贵州任上，正值藩臬缺官，他身兼数职，积劳成疾，病卒于官。占时雨对鄱阳的最大贡献，是在他的精心谋划下，在北京设立了“京都鄱阳会馆”。这是鄱阳第一所最高规格的驻外活动场所，原在前门外河埂打磨厂新开胡同。入清后，在乡人、在顺治九年进士史彪古带头捐助下，迁址西河沿柴儿胡同，并以“日边芝彩”匾额，象征鄱阳人的形象。
在结束谈明朝鄱阳人的话题之前，借此机会说件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鄱阳自古至今，没有出过一位贪官？这问题还真的将我问住了。就所接触的资料，无据可稽，从推理来看，又不是没有可能。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网上浏览到一篇江西学者方志远与胡平的对话帖子：《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与一方人》，文中居然有了我无法回答的答案。文章主要谈明朝的江西，并涉及到官本位问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在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排行榜，榜上有十七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银子以上的大户，其中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权势发家的。接下来是两户晋商一户徽商。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囬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有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原文，文章是指江西，不知有没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