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祀神活动越来越频繁，敬畏也越来越多。明朝的鄱阳民间，既有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又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宗教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和民间俗神的信仰与崇拜，这种多样性的信仰与崇拜，便派生出一系列的祭祀风俗与习尚。每有灾异、瘟疫发生，乡民便虔诚敬奉神灵，以求消禳灾祸。而消禳灾异的方式，除祈伏祷告之外，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最隆重的数打醮和抬神游街。从这个时候起，敬祀活动中繁华的仪节、丰富的供品、参与者的投入、信仰者的真挚，既让人感动，又使人感概。人们不分贵贱，不分长幼，个个是主角，处处有表现，事事有讲究。“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纸肆市月光纸，给满月像”，“把猪头当作大祭品，也奉献最好的鸡鹅鸭及米饭，一大壶酒，把祭品摆在神面前，”“每早晚都献香及其他的香料”。就是平时，每有船只远行，或重大的渔事活动，人们也常常买来猪头，摆在船头，向经行的庙宇顶礼膜拜，以乞求平安顺达。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多彩的风俗
我曾经说过，从明朝起，鄱阳已经走向文化繁荣期，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文化有个重要的要素，它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即－代－代地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作为精神范畴的风俗，据我所知，我们有不少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并至今仍在延读。
我们知道，进入明朝后，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到明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现象，不但有了市镇与市镇经济，而且城镇市民队伍也不断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物质生活提高，传统的观念受到了冲击。新思想、新追求、新风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明朝初期的或以前的拘谨、守成、俭约的“敦厚俭朴”风气有了新的突破，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商品的诱惑，催长了消费和享受的欲望，人们由“趋新慕异”的倾向，演变到“浮靡奢侈”的行为，日长月久，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风气。鄱阳在明中叶以后，市场和市场经济，已经初具了一定规模，商业交往不断扩大，商业流动迅速加快，南北文化不断融入，使我们不少精神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不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更加丰富和丰满了起来，而且－代一传承直至今天仍在沿袭。归纳起来，大概有下面这些主要方面：
一、商俗：我曾经在拙作《鄱阳风俗谈屑》中说过，本县人尤其喜欢打爆竹，可以说偌大的鄱阳镇，每天都能听到燃放编爆的声音。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城规模扩大了，街道纵横，商铺鳞次，天天都有新店开张，天天都有打爆竹祝贺的场面。尽管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但追溯起来，这种店铺开业不但要举行仪式，而且还须亲戚朋友相贺的商俗，就是从明朝传承下来的。明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市肆初开，必盛张鼓乐，广结彩缯，贺者持果核堆盘，围以屏风祀神”，稍有不同的是，不持果核堆盘，不围以屏风祀神，而送花篮打爆竹而已，但开张的隆重这一商俗，仍在继读传承。此外，又如厨师这一职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经久不衰的；还有用响器并根据响器的不同来招徕顾客、伢人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茶馆、没有自来水以前的送水工以及挑脚夫等等，都是从那个时候才有的。尤其是店铺集中列肆，形成街市这一商业行为，也是自明中叶以后才有的事。可能有人对我这一说法持有异议，并拿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例。不可否认，历史发展到北宋，商业已经发达了，《清明上河图》也有－定的反映，且还没有发达到集中列肆的地步。
二、饮食：鄱阳历为水码头，饮业业一向发达，如果认真追溯起来，不少饮食习俗，是从明朝传承下来的。在前面谈明朝风尚变化时，我稍微涉及到一点饮食方面的话题，讲究时鲜、排场、阔气、奢侈。除此之外，明朝在吃俗还有大特点，一是官绅食俗讲究等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看客下菜；二是改进了豆制品的做法，扩大了豆制品的品种。虽然我国饮用豆制品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但制作技术的提高却在明朝。豆腐制作由“自淀”法改为凝固剂生成，用行话说下卤或点石膏，于是才有了豆腐皮等多种多样的豆制品。皮蛋的制作也是从明朝才有的。三是茶肆酒楼渐成规模，而且具有社交生活的重要功能。在明代，不但大酒楼兴建成风，而且文化色彩特别浓重，名人题字的匾额，衣冠鲜丽的招待员，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形成时尚的。精美小吃，经济实惠成了酒楼茶肆的经营特色，人们开始将重要的社会交往安排到这些场所。
三、居住：到了明朝，居民住宅不仅讲究以封闭式院落为单元，沿纵轴线布局的格式，崇尚风水、注意禁忌，以及有了上梁的仪式。上梁选择时辰，多在夜半；砌灶有讲究，备料有要求，朝向更重要。像这些风俗，至今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
四、器用：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对衣食住行用的追求也越来越讲究。尤其是一些已经富起来的人，他们由于资本和资金的积累，远远超过了一般生活水平的消费，追求的目光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于是出现了一股仿古热潮，以家具为例，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对于这些仿古家具，无论从式样或用料看，又都以明代家具为样板，比方说实木方桌、太师椅、圈椅、靠背椅等等，都数明代最讲究，从式样到用料至今仍以明朝的为好。
五、婚育丧葬：这些年来，我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鄱阳无愧礼仪之邦。婚育喜丧，只要一到鄱阳，名目不但繁多，而且不断翻新，不是一般的复杂。其实，这之中我们的不少礼节，多是人云亦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来自何时，为何才有。据我所知，有不少这方面的风俗，早属古已有之的，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如：育儿方面，妇女怀孕称有喜，小儿出生吃喜面，做满月、剃胎发；婚娶方面，如迎亲的前一天，男方备礼到女方家催妆，女方派人到到男家看新房陈设，即俗称的铺房等，从明朝起鄱阳便有了这类的规距。至于老死病故，坟墓的大小由官阶而定，但平民百姓坟地面积不超过六尺起盘的规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又如在亡人头前点引路灯、丧家搭彩棚、哭丧、为亡人合拢眼睛、摔丧盆、追七等风俗，都是起于明朝并一直传承至今。
六、岁时：年节的风俗有不少是从远古传下来的，不过到了明朝，鄱阳的岁时活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以春天为例，至少在三个大方面至今仍在传承。一是过年的喜庆色彩增加了，这时候开始赛放报竹、打年糕、吃隔年饭、搭牌楼、打太平鼓等；二是立春日的活动多起来了，鞭春牛、吃春饼的风俗渐渐地在鄱阳时行；三是清明节多了不少规矩，为死者烧香、上供、而且必须烧一种特制的纸，在坟头除草添土或修墓立碑，再是在这个节令前后踏青郊游；到了夏天，端午龙舟竞渡已带普遍性质，龙船的制作都有十多丈长，五月十三的关公生日，吃立夏粑、六月六晒虫等习俗，走进了千家万户；七月十四、十五为亡人烧纸衣、放河灯，八月中秋以西瓜圆饼赏月等秋俗；进入冬季，十日朝的打麻糍果、过冬至，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祭灶神，除夕晚上点岁灯、关门，初一五更的开门等岁时风俗，寻根溯源，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形成并沿袭下来，直至今天人们仍津乐道的。
当然，这些风俗也不完全是鄱阳绝无仅有，但这些风俗在传播和保留上，却有着我们鄱阳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归纳起来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接受的速度快，虽然多是移植，但能很好融入，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经久不衰的特色风俗，比方饶埠的太平鼓，凰岗的放河灯。
第二、能有机地消化与吸收，使其更加本土化，比方说我们的餐饮业。
第三、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增强了渗透力，壮大了生命力，所以能沿袭到今天。
明朝的士人和几个典型人物（上）
进入明朝，鄱阳正式入榜的进士前后有63位，姜金和考得最好，嘉靖二十九年庚戊科唐汝揖榜探花，也就是说按照朝廷规定，属一甲即进士及第，名列第三；第二名即榜眼叫吕调和。尽管如此，明朝鄱阳的进士与江西进士总数相比，人数要少得多，明朝江西进士为2690人，鄱阳只占当时总数的2·3%。不过，除进士之外，举人的名额还可以，除考上进士的还有124人。加上荐辟入仕的，包括贤良、明经、人才、老椽等名目在内又有100人，这样算起来，取得做官入场卷的一共有287人，总体数字还是可观，多少体现了一点大县地位。
由干明朝鄱阳的进士少，进入上层的概率地低。举人和荐辟人虽然有这么多，他们毕竟资格不够。所以很难有个把宰相副宰相出现。明朝官职最高的是童轩和余祜，童轩为景泰二年辛未科进士，成化六年的南礼部尚书，从二品。明朝设两个六部，北京和南京，朝廷在北京，为北六部，是实职。而南京是朱元璋立都的所在，像征性的机构，属虚职，是只享受待遇的荣誉性职务。余祜为弘治十二年己未科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从二品。明朝那多鄱阳人，又都做了哪些官？基本上是地方官，品级不大高，运气好点的是知府，知县或相当于这个品级的多点，地方幕僚占的职数也不少。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那时鄱阳的教育并不落后，府学、县学、私塾同时并举，另外还开办了“白云”、“忠宣”、“浮洲”、“菁莪”、“里仁”、“芝山”6座书院。除“菁莪书院”为淮藩家族书院之外，其余5座全都面向社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明朝的科举制度，设科多，录取进士比例大，中举后没有官做的概率也很髙。第二，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脚下的路宽了、多了，能富即贵，不一定非要求得功名才能富贵。相反，对功名看得重的倒是贫寒家庭的人，以求得一官半职改变自己或全家的命运，如同现在走出农门。第三，明朝到了中后期，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有钱能使鬼推磨，考不上功名同样能买得到官做。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明朝因为朱元璋的专制，给后来他们的子孙带来了很多的隐患。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为子孙后代的承传皇位打好了基础，凡是开国有功的，或在他眼里有能为的，都让他杀的杀，害的害死了，结果为宦官当权创造了条件。朱元璋满以杀了功臣，就替子孙办了件好事。没想到这事办得糟糕。他死后第四个年头，自己的儿子夺了法定孙子的王位，朱棣以靖难之役当上了皇帝，之造成这种局面，是因没有老臣、重臣站出保驾。从此以后，朝廷的乱，在人们眼底是朱家王朝自巳内部的事，也就不愿学狗咬耗子。自洪武、永乐皇帝之后，朱家敢做敢为的子孙，都当不了几天皇帝，胡而混之、不理朝纲的，反而顺顺利利地“万岁”几十年。可想而知，皇帝不理国是，宦官为非作歹，首辅重权在握，奸臣独揽专权，官场风云谲变，买官鬻爵成风，腐败日渐加剧。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从小受平民文化熏陶鄱阳人，一直接受着谋生容易，安土重迁，小富则安环境的影响，因此有着好争是非曲直，无心精于权术的习惯。就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并逐渐树立了工商为本的观念，仍没有抛弃长期过紧日子的传统，就把坚持以道德为立身准则，以诚信为处世待人信条，又不愿意放弃“有时当作无时过”的“美德”，其前途当然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这些多少还算是能应付官场的，至于一些不谙事体者，不仅失意官场，更有甚者，反落得家破人亡，株连九族的下场，这之中最典型的是胡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