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清朝
公元1645年大清顺治二年清兵过江，淮靖王之后——淮王朱翊钜之子朱由桂，一把火烧掉了淮藩府，逃往福建不知所终，“郡人以城相附”，鄱阳从此归入了大清。这个时候的鄱阳，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她的状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公元1650年清世祖福临顺治七年，饶州知府翟凤翥履新时，据实奏告朝廷说：“河东翟凤翥以秋官出守，至则城郊、官庙、衙署、民庐，一望瓦砾”。又过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清康熙七年，新府守王泽洪接任时，用郡丞范文英的话说，府衙仍是“仰视礼殿穹窿就圮，且瓦椽半落”。他们承认，“饶郡前此颇称沃壤，凡堂署公廨，肃然齐备，自兵燹之后，二堂皆为灰烬”。至于县衙，那就更惨，公元1677年清圣祖玄烨康熙十六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县令王克生上任时，“只见县治仅一块乱址，立木数竿，覆以竹席，风雨则不能登也。堂废于明末，官与政俱废。民困于贼者，反复数十余年。县无堂，堂无官，官无民，民无居矣”。于是“因循至今，废坠未振。虽云淳庞之世，茅茨不剪，然亦须风雨攸除，前令以民皆疮痍，官不得不蓬荜耶。”我们想想看，堂堂县衙，只剩下东倒西歪的几根柱子，而且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老百姓的处境更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大清初期鄱阳的景况。
照说，明朝末年北方多事，南方稍安，鄱阳应该过得去，何况大清取代朱明王朝，也是老百姓期待的事。因为朱明皇帝荒谣无度，苛捐杂税不断加据，老百姓早已对明王朝丧失了信心。所以，当清兵入关，大清帝国建立时，整个的长江之南的人民，对明朝的灭亡并没有多少的眷恋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清兵占据江南以后，鄱阳反而战事不断，以至出现这种残败局面呢？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满清在北京宣布了王朝建立，而且由北向南不断击破明王朝、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较大的抵抗势力。虽然，明王室的后裔，在南京被遗臣们推举成了南明政府。但南明政权也很短暂，这时复明的浪潮看起来不减，却都势单力薄，长江以南地区，很快成为清廷治理范围。让人意外的是，人们正准备接受清廷统治时，一股新的反清情绪再次掀起，就连鄱阳和饶州地区也没有平静。从大范围看，在江西，先是有朱明后裔——当年的三藩王之一、益王之后举兵抗清，接着九江李含初、德安郭贤操、南昌举人胡海定联合德兴董氏起兵攻入婺源。鄱阳和周边地区又是怎样的情况呢？顺治二年，乐平吴士玉、何长庚率众反；顺治四年，徽州人吴惇信、王纮嘉等聚集反众在乐平、浮梁、婺源一带抗清；顺治五年南昌的金声桓、王德仁占据豫章反清，饶州守将潘永禧占领鄱阳县城响应，并牵掣余干……直到康熙帝登基之后，这片土地的人仍没有停止反清的武装斗争。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城守参将程凤，在十九个士兵的胁持下反清，前后五个多月；康熙十四年，又有一批反清人士趁府城驻防兵力薄弱的机会，从灵芝门破城，这次反清之战，致使城守参将赵登举、饶州府同知范文英、新任知府郭万国，以及署鄱阳事的县丞陆之藩、石门司巡检翁凤翥、万年知县王万鉴等遇害或战死。凡此等等，反清战火风起云涌，前后达三十七年之久，战乱波及鄱阳城乡。
有人会想不通，既然人民并不留恋朱明王朝，清兵入赣后为什么民众的反抗情绪仍有这么大？这里，最关键的矛盾焦点，是满清王朝强迫全民“剃头易服”，按时髦的话说，就是强迫汉民族改变几千年来的文化习惯，改变我们的“衣冠之制”。
事情的起由得从摄政王多尔衮说起：公元1644年十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兵，进入了大明王都北京。进京的第二年，他要刚成为大清臣民的汉人，一律按照金国的传统作法，沿用满族的风俗着装，并悍然下达剃头令，以表示归顺。这个政令一下，民情骚动，多尔衮一看大势不妙，只好收回成命。六月，江浙及长江以南大部地区被清兵收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再次下令全国军民，凡男子统统剃发。本来此前豫王多绎进入南京时，只是下令：“凡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可是多尔衮却下令礼部、外地各省，自部文到达之日起10天，全部剃发，并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原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实，就是这种践踏民族尊严的愚蠢决定，为清朝统一全国设置了障碍，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造成了几十年中，全国不少地区的不安宁。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民族，风俗民情，不是简简单单的生活习惯，而是重要的文化情结。
大清初期抵制“剃头易服”的斗争，发起人都是读书人。于，是清朝廷便对汉民族的读书人，使用出两手政策，一方面在政治上给予残酷压迫，对有反清情绪的和叛逆思想的文人、着述，大兴文字狱。诛其身、灭其族、焚禁其书、株连其朋党，进行严酷的镇压；另一方面却网罗利用科举制度，招纳人才。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这边府署、县署摇摇欲坠无钱修缮，那边饶州知府翟凤翥向朝廷请示，将淮王府遗址改建为府学，很快就得到批准。我们现在改作博物馆的“黄瓦”，就是从那个时候建成府学的。饶州原先的府学，在朝天门外的妙果寺西北一带，至今那边临马路的去处就叫学门口。何谓学门口？府学门之前的地段。当然，后来以这个称谓命名的外延扩大了，那是人们珍惜这段历史记忆的结果。不过，我们一定不要以子之矛戳子之盾，把清以后才有现叫“黄瓦”府学遗址，将陶侃、彭汝砺都囊括进去，说他们在这里读过书，如果坚持这种说法，范仲淹指东湖为砚，浮舟为印，妙果寺塔为笔，在东湖之北建府学，并在后来另一位即守张谭实现的事，反成了子虚务有了。所以说，历史的玩笑最好不要去开。
清初对诗书人的两手政策，带来的也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我这里以清代的一个名门望族为例，当时的鄱阳，居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是史姓，而且在明朝时曾经显赫的耕读传世之家，一位叫史白的先生，为保持汉民族文化尊严，毅然决然从城里搬到青山湖边生活，而且从隐居之日起便没有进过城，一过就是十多年。史白是史乘古的第五个儿子，他哥哥史简编辑了现在仍很着名的《鄱阳五家集》。与史白截然相反的是史彪古，公元1652年康熙九年进士，入了翰林，为给事中，后擢为京卿，是福临的近臣。从这两个人的不同结果看，他们最后也还是殊途同归，在清代的鄱阳史上，都留下了痕迹。由此可见，文化这玩意难以叫人捉摸，说它有包容性，又有排它性，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同民族还是异族的，当主流文化受到冲击时，因为之中价值观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或排斥，或接纳。结合当前我们打造湖文化名城的工作，我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比方说景观的打造，是恢复旧有的，还是在继承的同时走一条新路子，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争议与分歧，看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徽商与鄱阳
我始终这样认为，从明之后鄱阳已经进入了文化繁荣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力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推进了商品经济意识。说具体点，自这个时期以后的鄱阳，不仅农业发生了变化，商业从这个时期起，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营有了一定规摸，经营手段与方法也有了很大改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鄱阳的历史地理地位，一方面使不少徽商在这里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并为后来的发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另一方在徽商走向衰落的关键时刻，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桥梁与纽带，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大清王朝后期。虽然这个王朝和别的王朝一样，也是个多事的王朝，但对徽商而言，鄱阳仍在继续为他们的事业发达，发挥着“跳板”作用。
关于徽商，我这里稍微赘言几句。现代学者认为，徽商形成发展的轨迹大致是这样，起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崛起于成化、弘治年间，盛于嘉靖，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落，前后六百多年，称雄三百年。不过，鄱阳在徽商的后续发展中，既遵循着这种轨迹，又跳出了之中的规律。
徽商的掘起，主要是因从事食盐经营。那个时候，食盐的产量不高，是当时的紧俏商品。徽商由于经营得法，把从事这个行业的山西和陕西商人击败。后来，随着大清王朝在食盐经营上的政策变化，食盐的利润远不如从前。这个时候，茶叶不但成了主营商品，而且出口量很大。正在徽商又一次抓住机遇的时间，朝廷又调整了政策。1684年大清康熙皇帝废除了海禁令，昔日的出口口岸上海，失去了出口的优势；1757年，乾隆干脆下令实行“一口通商”，仅留下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设有十三行。从此，昌江、赣江、珠江成了徽商出口茶叶的主要路线。
熟悉昌江河的人都知道，昌江随地形分为三种不同河段：上段，景德镇旧城以上至祁门，山高河回，水流端急，河面宽的地方，仅仅能通小船，狭的地方只能过竹筏；自旧城到凰岗是为中段，河宽100——250米，有急流浅滩，也有碧水深潭，中小帆船能通过；凰岗以下至姚公渡，河宽的地方有350米，15吨以下的木帆船，和中小客船可以长年通航。而过鄱阳湖去南昌，就必须在鄱阳镇过驳到大船，然后才能安全运行。水路如此，陆路呢？安徽池州地区有四条古徽道，其中有一条主道，就是从黟县、祁门出发，经石台仙寓山榉根岭，进入东至县境，直达鄱阳。由此可见，处在走下坡路的徽商，出口的茶叶通道主要就是鄱阳了。此外，做米生意也是徽商后来重要的经营方向。这些，都是鄱阳拥有的优势。这里举几个例子：清初歙县的大盐商鲍志道，他发家起点就是鄱阳。鲍志道11岁便来鄱阳学徒，学会计，后来才到扬州逐渐转做盐生意；祁门的倪尚荣，7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十来岁开始，以砍柴卖奉养母亲，后来帮人驾船，再后来来往于祁门与鄱阳之间做生意，才积以发家。更有雍乾时期的着名大徽商、江南六大首富之一的胡贯三，他就是通过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黟县及整个皖南遭遇百年大旱，造成“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灾馑后，打起了做粮食生意的主意。胡贯三进行粮食收购的大本营就在鄱阳，鄱阳湖周边都是他的收购范围，运输路线是水陆兼程，并在黟县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形成收购、服务、销售一条龙的粮食经营。这种非同寻常的商业行为，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后来的买卖做得很大，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南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商店……
到了清宣帝旻宁道光皇帝手上，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道光皇帝虽然是清中叶一位没有什么建树的皇帝，既不是开国之主，也不是亡国之君，他处的时代应该说是个平庸的时代，但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这位皇帝30年的统治时期，成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语”，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百年变革的起点、一个新时代的“序言”。道光皇帝是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也是惟一一位跨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皇帝。在他治国时发生的比剃发更为严重的事件——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这个事件，远比以前所有朝代的边犯都要严重。因为以前的边犯，都是周围的邻邦发动的战争，挑起事端的少数民族，从文明和先进程度看，都远不如中原之国。这次不同，这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强大、较有实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重大变化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也正是这种侵略，才使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有了改变。鄱阳也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沦入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一方面传统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先进生产技术和新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通过水，源源流入进古鄱大地。同样，这个时期不少徽商，更加看好鄱阳。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这场战争以前，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优势在中国，洋货敌不过中国土产，茶、丝、瓷、棉布、中药的输出量逐年增加，白银源源流入中国。英国为了挽救对华贸易逆差，加紧输出了鸦片，既毒害了中国人民，又使白银大量流入了英国。所以江西宜黄黄爵滋等人，提出了由皇帝下诏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英国侵略者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罪恶目的，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让帝国主义用坚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再次强迫开放了10处通商口岸，九江是其中的一个。外国侵路者通过九江口岸掠夺的物产，首先是茶叶。祁红婺绿，祁门的红茶，婺源的绿茶，是徽州府的土特产，徽商的出口大宗，都必须由昌江至鄱阳而到九江，鄱阳成了徽商茶叶的重要集散地。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当时徽商在鄱阳的盛况，不妨看看创建于万历年间的徽州会馆。徽州会馆是鄱阳创建时间最早的会馆，随着时间和商贸的扩大，它已经不能满足徽商的需要。徽商们于是在大清王朝267年的时间里，历经多次的修建、重建和扩建，至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大事更修，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重修，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再修。三次大修，徽州会馆焕然一新，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靓丽，都可以冠鄱阳各会馆之首。前后左右分四进，右为敬梓轩，轩前是敦谊室，后为芝兰室，右往务巷口方向是座别墅。这座别墅，后来租赁做了鄱阳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晡曜电厂。此外，还有30多米长的广场，广场前设有戏台。仅徽州会馆不算，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四年，婺源会馆也在徽州会馆南边临河处落成，婺源民国前隶属徽州。鄱阳河街，居然有两座同属一个州的会馆，可想而知，那时徽商对鄱阳的看重。
徽商在鄱阳的兴起，不仅繁荣了鄱阳的市场，也推动了鄱阳经济的发展。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鄱阳商业形成了徽、抚、南、饶四大商帮竞争的局面。当然，实力雄厚的还是徽商。典当、钱庄等资本较大的金融业，基本上由徽商操持。鼎盛时，徽商占市场的三分之一的份额。永丰钱庄、朱怡和当铺、胡和兴当铺、宏裕布店、恒裕隆南杂货店、太和春药店、万恒升盐店、协和昌茶叶店以及太平春酒家、天兴酱园、志美南货店……其触角伸及商业各个领域。
太平军的陷城和庚孒教案
进入大清王朝，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多事的王朝，在这个时期，不但发生了影晌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也给鄱阳在各方面留下很大影晌，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数两件事，太平军与庚子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