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卷一·犬奸﹀谈中国古代的性变态
︿卷一·犬奸﹀这篇小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由于原文并不是很长，我们不妨将其翻译出来：
青州有个贾某人，在异乡作客，常常一年到头不回家。贾家中饲有一条白狗，贾妻引逗与之性交，白狗对此习以为常。有一天，贾某人回来，与妻子一同躺在床上，白狗突然跑进屋子里，跳上床，竟把贾某人咬死。后来，邻居稍稍得知此事，都为此愤愤不平，便一状告到官府。官吏把贾妻押解来，妇人不肯承认，官府便把她关进监狱。又叫人把白狗绑来，白狗一到，就把贾妻放出。白狗突然见到贾妻，上前直扑过去，撕破了她的衣服，做出性交的动作。贾妻到此地步，便无话可说了。官吏审查完这个案子，叫两名差役押解他们到上级衙门去。一个差役押解妇人，一个差役押解狗。有好事的人想看看人狗交合，便集了一笔钱贿赂差役。差役于是便牵出狗和妇人，让他们相交。他们的住宿处，围观的往往有几百人，差人因此收到一大笔钱。后来，人与狗都被判了极刑处死。唉！天地之大，真是无奇不有，然而人与兽相交，只有这样一个妇人吗？
这个故事确实有些骇人听闻，蒲松龄最后的疑问也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包括人兽交在内的各种变态性现象确实非常多。据学者粗略统计，关于各式各样的性变态现象，在我国历朝历代中都有记载，到汉朝以后，记载就开始逐渐多了起来。据清朝文人褚人获所撰写的《坚瓠续集·卷一》所引明朝谢肇淛的《文海披沙》记载：”盘瓠之妻与狗交。汉广川王裸宫人与羝羊交。灵帝于西园弄狗以配人。真宁一妇与羊交。沛县磨妇与驴交。杜修妻薛氏与犬交。宋文帝时，吴兴孟慧度婢与狗交。利州妇与虎交。宜黄袁氏女与蛇交。临海鳏寡与鱼交。章安史悝女与鹅交。突厥先人与狼交。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陕右贩妇与马交。宋王氏妇与猴交。”同时，这本书又引用明代文人王同轨在所著《耳谈》中的一些数据：”临安有妇与狗奸。京师有妇与驴淫。荆楚妇人与狐交。”虽然这些书中所记载的是不是事实我们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认真地想一想，即使作者捕风捉影，也该是有所依托才对；当然，以上所述也存在虚讹的成分。例如，其中”卫罗国女配瑛与凤交”中所说的”凤”就是神话中的生物，”与凤交”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至于其它的，例如与”鹅交”等等，也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至于蒲松龄为什么要在自己的作品中记载相关的性变态现象，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这部书本来就是搜奇猎怪，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是搜集整理而来的，所以有这样的文字很正常。
其实，不论兽交情况究竟如何，这总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据和《聊斋志异》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记载：”乌鲁木齐多狎邪，小楼深巷，方响时闻，自谯鼓初鸣，至寺钟欲动，灯火恒荧荧也；冶荡者唯所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宁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风姿，资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为北里游；惟畜牝豕十余，饲极肥，濯极洁，日闭户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仆隶恒窃窥之，何弗觉也。忽其友乘醉戏诘，乃愧而投井死。迪化厅同知木金泰曰：『非我亲鞠是狱，虽司马温公以告我，我弗信也。』余作是地杂诗，有曰：『石破天惊事有无，从来好色胜登徒。何郎甘为风情死，才信刘郎爱媚猪。』即咏是事。人之性癖有至于是者，乃知以理断天下事，不尽其变；即以情断天下事，亦不尽其变也。”这部作品的作者是《四库全书》的总编撰纪晓岚，而且他还曾经被短期贬谪到乌鲁木齐，所以这段记载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这段记载是真的，那我们就又碰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兽交的现象直到清朝居然还存在着！
如果套用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罗伊德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人们之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变态性行为，都是因为自己的性欲长期受到压抑的缘故。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宫廷和贵族阶层由于生活极端淫佚而导致心灵的扭曲空虚，为了打发时光，他们很自然会去追求新奇和刺激。当他们玩女人玩腻了，就改去玩男人；当他们感到正常的性交无法满足自己的时候，就去寻找其它可以满足性欲的途径。这从中国历朝皇帝都要设置三宫六院就可以看得出来，从一代英武女王武则天广泛搜罗面首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些统治者们虽然生活比较淫佚，但是”性”总的说来还是和政治无关的，只不过是一种生理现象的变异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