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区一边抗击非典，一边搞经济建设。在为群众办的实事里边，有一项是整治元大都遗址公园，这正好提供了建设“应急避险场地”、落实《实施办法》、做一个示范典型的好机会。于是，在国家地震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北京市地震局和朝阳区合作，开始研究利用修建遗址公园的机会同时做一处有代表性的避险场地。
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北京市地震局郭大庆副局长，以及胡平副局长，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和设计院的专家一起，制定了标准，设计了方案，朝阳区李国副区长，以及区园林局的有关领导具体组织实施。很快地，在九月底公园竣工剪彩的时候，全国第一个应急避险场所，也悄悄地同时建成了！
这个场所可供附近社区十几万人应急避险使用，各方面的减灾设施做得很规范：如果水源中断了，有打好的深水井提供应急饮用水源，平时不用，盖子是用玻璃钢做的假山石；有搭建临时帐篷的场地；疏散的人太多，厕所不够用怎么办？有早准备好的临时可使用的厕所，平时盖上盖、拆掉围挡就是草坪；有卫生医疗和救灾物资存储的用房；有临时供电设施；交通中断，有运送食品和物资的直升机坪；整个场地有广播宣传系统和摄像监控系统……北京地震局和朝阳区还对附近社区做了具体的疏散预案，使这个场地真正发挥作用，具体到哪几栋楼房的居民疏散到哪个场地。做到可以实际操作。
第一个应急避险场地，就这样诞生了。
2004年，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在北京减灾协会开会时表示，北京市要推广市地震局和朝阳区的这一试点工程，建设更多的避险场地，初步要求每个区要有一个面积比较大些的。中国地震局也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要考虑建设应急避险的场地和设施，而且，国务院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求里也明确提到要这个问题。各省、地、市的许多领导和专家，陆续来到北京朝阳区元大都遗址公园考察学习。
2006年来到了
从北京市开始考虑防震减灾立法时起，已经又是十年。北京市在市政府领导下，吉林副市长具体负责，由北京市地震局具体指导，已经在各区县建设了20处应急避险场所。全国各大城市，也纷纷开始了这项工作，像上海、天津、汕头、广州、南宁、青岛、厦门、大连等等，都开始注意并实施了应急避险建设工程，并且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其功能，注重实用，平时常备不懈，紧急时派上用场。这项工作看似不大，却引起很大反响，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所想到的是群众最需要的，是减轻灾害的基础设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所以受到了群众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从各级政府到人民群众，对防灾减灾比以前更重视了，更关心了，安全意识和防灾意识比以前加强了。
我又想起了当年学校校园里的那几百人居住的、连成一片的“防震棚”。30年过去，只是瞬间。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安全意识呢？也要同步发展，包括建设“应急避险场地”在内，我们要更周密、细致地思考减轻灾害的各项具体措施，把防震减灾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以此文，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祭奠逝去的亡者，鼓励从事防震减灾工作的同事，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平安康乐，多做一点贡献。
尽管1976年7月28日那场巨灾已过去30周年，尽管经过近30年的努力唐山灾区已消灭了灾难痕迹；尽管现在一二十岁的唐山青少年甚至不太知晓历史上曾发生的那场噩梦；尽管与新唐山一同走来的还有无数个来自国内外的建设荣誉和奖项，但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的“大日子”面前，作为每一位国人都该认真梳理思绪。我作为一个已经走上防灾减灾之路近20年的城市建设科技工作者，尤愿以自己的感受，也来一个蓦然回首，因为唐山大地震的记忆确能让人产生一种激情的书写及思索。
我是天津人，唐山大地震时恰逢高中毕业，是地震使天津也成为重灾区之一，是地震让天津留下更多的高中毕业生为天津城市建设恢复而工作，我也正是这样的幸运者。而更是由于留在天津做了工人，使我要再次读书，而步入大学更让我毕业后自觉不自觉地从事了近20年的防灾减灾研究。
现在我都记得清地震中那声巨响
记得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和弟弟被大地震摇醒。此时，室内电灯已不亮，由于剧烈的晃动，拉线开关的灯绳已找不到了，我在黑暗中拿起凳子放在床上，可由于晃动太厉害，我站立不稳从高处摔了下来，这时才意识到是发生地震了。由于此前没有对大地震恐怖的认知，甚至认为很好玩，是在爸爸的催促下我和弟弟才跑出房门下了楼。
当全家人及全院邻居陆续跑到院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居住的院落对避难十分危险），就听到附近大街小巷中传来的哭声与叫声，这才开始意识到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灾事”。我和弟弟几乎猛然想到了我们的那些宝贝：地震前夜的7月27日晚上，天气闷热，我们全家还有从济南来津过暑假的小表妹在吃过西瓜后，举行了一场“家庭音乐会”，因睡得太晚，因沉浸在太多的美好之中，大提琴未入袋，小提琴也未入盒，手风琴更未及时装箱……地震中，这些乐器是否安然无恙？听爸爸讲，我们家的大屋的顶棚已经出现了裂缝，我们就更加担心了。过了1个多小时，惊恐的人们随天渐渐亮起纷纷回家去取重要的物件，我和弟弟也大着胆子跑回我家大屋，只见门框已毁坏，门已经锁不上了，顶上墙上的灰皮及瓦砾掉下不少，可惟独那能奏响美好旋律的乐器完好无损。我们急忙将它们转移到小屋，心才踏实下来。因当时我居住的大院十几户人家中少有伤者，因此，像往常一样，早晨大人们都陆续上班去了，整个城市在创伤中保持着一种“随遇的平静”。那一天，有几次余震，最大的一次余震发生在下午6点多钟，将我家大屋的顶棚震塌了，现在我都记得那声巨响。多亏我和弟弟的及时预防和“抢险”，否则我们那些心爱的乐器及家中的贵重物品恐怕难逃厄运。
我所居住的院子是一个由四面二层楼围起的闭合空间，整个院落空地不大于15×35米，用现在观点看，几乎根本不能满足疏散要求。早几年因上级号召“备战、备荒、为人民”及“深挖洞”，全院老少在院中央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看来院墙未倒真是幸运，如果倒下来一切将不复存在。那是如此简陋的防空洞，其顶竟是我院早先的大铁门，基本上没有疏散距离及可休息的空间，但难以想像全院几十人竟先后在此待了几日。而后，由于中央及天津市委的指示，我们才告别这危险的院落。我家先后在天津海河边、我母亲的学校操场等处盖起防震棚，大约一年多以后才搬回修复后的老住所。
在台湾遇到第二次大地震
其后，我被充实到建筑行业，分配到天津市建筑设计院，在这人才济济的单位做了一名汽车修理工，应该说从那时就在关注着城市的修复建设中度过。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更使我自然地将城市安全纳入项目设计之中。迄今20多年中，曾多次去过唐山市，参加过十多次天津、唐山、北京、上海等地不同规模的防灾减灾会议，也作过近百次不同规模的安全讲座，恰恰方便结合所设计的工程思考防灾减灾设计。1986—1988年我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我所承担的亚运会南小区（整个亚运会动力源）电气工程设计，就大胆尝试用可靠性理论构成网络，从而做到对安全设计心中有底。而后1994年受外国专家局委派赴瑞典参加灾害管理及风险评估国际研修，更让我在防灾减灾上前进了一步。在我的文稿中如今可以找到十几篇在每年“7.28”前后发表的纪念文章，虽然迄今中国未将“7.28”视为“国难日”也不赋予其主题词，但它更让人思考，这不仅是指就唐山说唐山，更是指要结合国际大灾与唐山联想。
虽然我已算是唐山大地震的间接亲历者，本人已步入了防灾减灾事业，且在致力于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及灾害忧患意识的普及方面不断探索。但有一次经历让我难忘：2002年北京组织赴台防灾考察团赴台北期间正赶上一次6级强烈地震，它不仅让我忆起唐山，更看到有无安全文化教育的差异。5月15日正值“海峡两岸大城市灾害防御研讨会”进行大会学术报告之际，会议在台北市防灾科学教育馆十层学术报告厅举行。大约上午11时42分，大地突然强烈地摇晃起来，动感十分显著，人基本不能站立行走，坐在座位上也必须抓紧扶手，地上的花篮都被掀翻了。面对此情此景，学术交流仍在有序地进行，全场120名听众基本上无紧张神态，有些骚动的倒是北京减灾专家代表团的一些同事。对此，我为当时的情景拍下了一幅照片。整个地震时间大约持续了25秒。这是我亲历的记忆深刻的第二次大地震（第一次当属1976年7月28日在天津）。11:50左右，上午的学术报告结束了，专家代表们才用手机向各地拨打电话。据悉，整个有线与无线系统中断不到五分钟。中午12:00，台湾气象厅便报告说此地震震中在距台北市仅60公里的宜兰海上，震级为6?5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