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我国灾害现状和安全文化教育的差距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回忆这些经历有何意义呢？我以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要唤起国民的防灾减灾及安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中国在推进防灾减灾教育上的动力，因为迄今为止的几百年中外灾难史中，尚未有像唐山地震那样如此惨烈的“灾事”。作为一种思考，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该正视两个“100万”。30年前的7月28日，中国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顷刻之间，24?6万人丧生，一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为乌有。对于中国唐山大地震，国外学术界一直认为是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自然巨灾。如今，我国虽然一个个叫“震生”的孩童已步入而立之年，但客观地说，人们能有所记忆的仅仅是1986年唐山大地震10周年时钱钢先生发表的报告文学，而在其后年份的“7?28”，多数媒体对这样一件大事却基本上保持了令社会各界十分尴尬和对公众十分有害的沉默。面对日渐频发的事故灾难，我们在一次次反思，但发现最弱的却是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对于已经到来的“7?28”，中国灾难史上无比沉痛的一页，我们该如何真正走出阴影。该正视中国的“两个”100万：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使100万人口的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同样，2004年，全国有100万个家庭因各种事故遭遇不幸。2005年6月，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的一组惊人数据，暴露了城市的脆弱性：2004年在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的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事故。全国人口有13亿多，差不多每1万居民中就有一个人死于事故。2004年有70万人因事故伤残，再加上职业病造成的影响，2004年因事故伤亡的就达100万人，也即一年中有100万个家庭因事故导致不幸。
其二，该进行中外安全文化教育差距之比较。自2003年末至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等，被媒体通天热炒，已是一种社会防灾预警的觉醒，但仍需要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异：
（1）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对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2）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
（3）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4）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几十万人参加的近千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每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讲，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至少必须关注两点：一是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小康建设，公共安全问题都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为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二是该告之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要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1） 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应对技能。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从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2） 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3） 城市灾难，在抗击非典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渗透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时，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灾难事件中的正常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其三，该如何展开国家层面的“7?28”唐山大震30周年纪念。面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1998年米奇飓风（死亡近2万人），2004年印度洋地震海啸（死亡20多万人）的惨重灾难，虽然人类正探求更准确的预报手段，但对于下一次灾难何时临头，下一次大灾是什么，尚说不清楚。因此，中国极有必要从现在起认真研究并策划好2006年“7?28”大地震30周年纪念行动。我以为，在确定并设立“7?28”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的同时，要抓住7月28日的时机，做深全民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活动，建议应开展的活动是：
（1）组织一次以“平安中国，和谐社会”为主题的全国安全文化普及教育的征文及知识竞赛，让更多的“亲历者”讲述发生在身边的历史及现实中灾害“故事”，将系统化、专业化的安全文化知识传授给公众；
（2）组织一个高水准的以“人与自然，如何应对突发灾害危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总结20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及各国面对自然巨灾及特大型事故（高风险危害）所采取的对策，经验与教训。此会议应由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力求反映出中国对全球安全减灾事业的新贡献；
（3）组织国内专家再一次站在21世纪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视角上全方位思考唐山“7?28”大地震，其命题包括：唐山大地震作为人类灾难的极致，是否可以成功预测，使那些悲剧不发生；唐山大地震属地域性灾难，如何防止并减弱它的社会振荡及影响，是现代社会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对此应如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更加有效的工作；唐山大地震给今人的顿悟是如何高举“科学减灾”的旗帜，客观地对灾情完成从预警、防范、救援、抢险、恢复生活全过程。在大地震腹地的开滦煤矿，30年前由于有“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抗震思想指导，使井下万名矿工在大地震到来后成功脱险，其意义在于它为人类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范本，然而对此我们宣传的为什么太少……
唐山大地震、印度洋地震海啸使我们深感，人是渺小的，但在与灾害的抗争中，人又是伟大的和能有所作为的。在防灾减灾这场悲壮的人与自然的较量中，人性如建筑一般经历了破碎与再组合。灾害虽可抹掉一切城市的痕迹，但人类及其人性的力量最终会全面凸显出来，会升华起在新世纪条件下中华民族对生存与生命意义的认知，这或许才是我们超前研讨“十一五”国家安全减灾文化宣教计划的缘故之一。以下是删掉的部分
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整个社会氛围动荡而混乱不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震期间，我不过是用画笔排遣心中的苦闷，却屡屡遭到批判。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人，都会对1976年有着深刻的记忆。因为在那年，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画上了句号，而就在漫长的“文革”岁月结束前夕，河北唐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
我这个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那年入校的第一届学生，虽然在上大学期间赶上的“反右”运动中因出身穷苦而免于一劫，但“文革”中却因无法接受黑白不分的现实而成了“思想反动的阶级敌人”。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我被安排留校任教，谁知却和几个专业前景看好的难兄难弟一同成为某个“志存高远”的人实现其“进步”目标的直接威胁，于是被排挤出学校，分派到文化部电影局下属的一个单位，从事连环画绘制工作。发生唐山大地震那年，我一家两地生活，30多岁的我带着4岁的儿子，住在半间黑暗的小屋里。每天，当孩子睡着后，我仍然不忘自己的“专业”——借着昏暗的灯光画点小画。记得那年夏天，天气闷热难耐，两派的斗争异常激烈，水火不容。夜晚经常停电，在经历了白天满视野的大字报，两派斗争呐喊声不绝于耳的战斗环境后，一个个漫长而闷热的黑夜，我难以入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