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榻在军分区招待所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因为是军区直属部队下来的，边防部队的同志对我们十分热情，一来就告诉我们，这个帐篷是刚刚离开的中央慰问团住过的，应该算是这里最好的居住条件了。
云南地震发生之后，中共中央发来了慰问电，并派来由当时的副总理吴桂贤率领的中央慰问团。由于当时余震不断，其中5级以上的余震就有18次，所以部队都住在露天，能够有宽敞的大帐篷，实在是上宾待遇了。当晚，我、驾驶员和部队长同居一帐，因为旅途劳累，一夜未醒。早上起来，驾驶员说起昨晚有两次余震，我和部队长都未察觉。印象深的倒是那顿早餐的大米粥，那米粒不但晶莹细长，居然是有些绿盈盈的！一问知是著名的“遮放大米”，刚刚招待中央慰问团，我们也跟着享用了。
据文献记载，龙陵地震造成84人死亡，1742人受伤，各类损失2亿元。但是由于我们主要是在边防团区所在的附近村寨走访，这里的建筑以干栏式竹楼为主，所以人员和建筑都没有因为地震有太大的损失。
6月中下旬，我们“巡视”到澜沧军分区所在的云南孟连县，这里与缅甸接壤，对面就是当年缅共武装的“东北军区”机关所在地。那一年，对面正闹“鼠灾”，公路上时或能见到面色藜黑衣衫褴褛的缅甸灾民，言谈里，佤族老乡对“鼠灾”几乎谈虎色变，似乎那家伙闹起灾害来，比起战火来也毫不逊色。只是我没有亲见“鼠灾”的现场，只有记忆里的这些印象，知道有此一“灾”。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1976年8月，在云南小山沟里的部队，我们刚刚结业了一批学员，准备着下一批的训练任务。在训练部队，也有一个小小的暑假一样的放松时期，正是我们这帮“北京兵”们可以抽空玩一玩的时候。
渐渐地，唐山的“震波”传过来了：先是家里传来北京气氛紧张，全城在搭地震棚的消息；紧跟着，我们身边的一个天津籍战士家里出事了：那个天津兵姓曹，我们都叫他小曹。原来是军区体工队招来专业打排球的兵，我们经常开玩笑地管他们叫“球兵”。我们的部队长是个狂热的篮球爱好者，一手操办了我们部队篮球队的成立，而且主力就是我们几个北京兵。那年正赶上军区体工大队的排球队整编，把刚入伍不久的小曹他们几个小伙子“整”下来了，部队长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纳入囊中。有了这样几个人高马大的生力军，我们部队的篮球队也不断地捷报频传战果辉煌。这里面就有小曹的一份功劳：他本来是打排球二传的，所以思路敏捷，身手灵活；改打篮球以后依然触类旁通，再加上他是左手，正好补在我们原来较弱的左前锋位置，没多久就成了我们球队出场阵容中的绝对主力。
这一天，我们又要和驻地附近的阳宗海电厂进行友谊比赛。电厂球队历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不过两家关系很好，因此没有别人比赛的时候也经常和他们练兵。那天正要出发的时候，通讯员小赵举着一封电报跑过来交给小曹，小曹接过来立即脸色大变。这些天大家已经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也知道天津受到波及。可是小曹家里一直没有给他来信。说起这些来，小曹一直惴惴不安，大家还在不时宽慰他。这封电报里只说是“家里出事了”，要小曹马上回家。
比赛之前，大家都知道小曹家里出事了的消息。顿时有些乱，有的说，你马上收拾收拾，先准备一下；有的说，干脆这场球也不打了；小曹则急得脸色煞白。说话的时候已经到了球场，这时球场边已经聚集了许多来看球的观众，情急之中还是我拿的主意：先把球打完再说。 那场球是我吹的裁判。要说小曹也真是一个好兵，我看见他依然打得格外认真卖力，场上的人也多少有些下意识地多给他喂球，使他那个“131”阵型中的底线“1”打出不少漂亮的配合，结果自然是我们赢了。
那场比赛部队长并不在场，比赛完以后大家都围在小曹身边，这个帮着擦脸，那个帮着拿衣服，然后大家一起跑到部队长那里，请求领导让小曹回家。但这时候部队已经得到指示，要严格控制这时候到灾区探家的名额。几经争取，最后是部队长亲自批准，小曹才回天津去了几天。很快的，我们才知道，在这次地震中，天津也遭受重大损失，小曹家里的两个姐姐都在地震中遇难。小曹是家里惟一的儿子，遭此大难，为了不愿影响儿子的情绪，曹妈妈在电报里竟没有明言，致使他的请假多费了不少周折。
第二年，部队照顾小曹家中的特殊情况，批准他复员。记得临别前，为了这番患难中的战友之情，小曹抱着大家哭得很伤心。多少年以后，小曹已经当了天津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战友们在天津相聚，说到这件事，大家仍不免动情。
就在小曹探亲前后的几天里，从其他部队的唐山兵那里传来更多的可怕消息。不过在那时候，远在灾区的几千公里以外，除了大家兄弟般地给家里遭灾的战友塞点津贴，实在是帮不上多少忙。以后北方的战士家中纷纷传来消息，说是盖地震棚缺少木材。当时云南的农村集市上都可以见到贩卖木材的，以后凡是河北籍战士复员，总不免买些木材，再用几层木头打成一个巨大的包装箱，其实里面不过是一些简单的行李。再以后的流风所及，不管是不是河北的，复员转业的干部战士们总要想方设法的从云南带些木材回家去。几年以后，到我回家的时候，还用这个“包装箱”打了一对沙发，一个桌子和一个柜子呢。那年的9月9号，毛泽东主席逝世。消息是在当天傍晚的时候，不过在中午就通知说下午收听重要广播，而且已经通知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说实话，听到广播的时候，许多人也哭了，但是没有年初周总理逝世时哭的那么伤心。一是因为事先已经有了预感；一是因为这次进入战备的气氛让人觉得不同寻常因而有些真正的紧张。当然，也有一些始终关注政治局势的人，在悲伤之余，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就这样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
毛泽东望着窗外，望着那越来越昏暗的天空，仿佛那神秘的天空中，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思绪回到了30年前，远去的岁月既清晰又淡然……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值学校放暑假的日子。当时我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兼任班主任。平时上班早出晚归，每天都疲惫不堪，因此假期成了我们教师的幸福时光。在假期里，可以不用早起，不用挤公共汽车，不用声嘶力竭地大声说话。然而正当我沉浸在舒适自在的时光、悠悠然不能自拔时，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结束了我的幸福时光。
1976年7月28日凌晨，正在熟睡的我突然被一阵颠簸惊醒，爬起、开灯，见头顶的吊灯来回晃悠，顿时脑海里闪出“地震”二字，于是抱起6岁的儿子，登上桌子，从足有两米高的窗台跳了下去。此时，院子里已是大呼小叫地乱成一片。事后说起这件事儿，家里人赞扬我当机立断，我只说：“当时没有时间，也不允许你去想什么，离开房间，寻找安全！”的确，母亲的勇敢不需要理由，保护孩子是她的本能。
这就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一个普通教师，一个年轻母亲的经历。那么，一个伟人，一个那时正被亿万人民所神化了的毛泽东，在大地震的瞬息间，在大灾难的日子里，又有着怎样的心境，怎样的话语，怎样的故事呢？
我曾有机会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讲述了唐山大地震在毛泽东那里的情与景。
1976年，毛泽东早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外面依旧把他描绘成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但实际上毛泽东已是一个疾病缠身、步履艰难、大多数时间都要躺在床上的老人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卧室里度过的。他那宽敞的卧室里，保持着摄氏23度的恒温，时光在这里无声地飘逝着。
毛泽东的一生都很喜欢运动。当然，这里所说的运动有着双重含义，既指他锻炼身体的体育运动，又指他领导发动和参与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爬山、远足、游泳、打球的好手，甚至到了晚年，他依旧喜欢游泳，喜欢“万里长江横渡”，喜欢散步，喜欢跳舞。“天下万物惟动尚有力”。他一生都坚信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中，只有运动才能证明与发展它的生命力。在政治生涯中，他更做出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总结。但毛泽东到了晚年，进入了他黄昏岁月时，在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同时，他的身体却是极不愿意运动了。
1976年的夏天，距他离开生命舞台还有几十天的光阴。他不是不愿意再去运动，而是已经身不由己了，他常常是躺在宽大的木制床上，除了看书，便是静静地闭上双眼。服药、吃饭、听读报纸、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每隔几小时，他还不得不服用帮助睡觉的“速可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