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是大悲大喜的一年。翻开那一年的日记，前九个月里，几乎记满了沉重的叹息。先是年初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接着，“四人帮”加快了反党夺权的步伐，将广大群众清明节在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自发行为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进行残酷镇压。不久，朱老总、毛主席又相继离开了我们，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心里都沉甸甸的，不知前途何在。而7月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更成为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那一年，我正在湖北十堰大山里的铁道兵部队服役。说来也怪，那段时间的气候格外异常，年前已入冬，我们营房后面的梨树却突然开了花，当地的老乡们说从未见过，纷纷跑来看热闹。转年快到清明了，却又飘起了鹅毛大雪，眨眼间，山山岭岭便一片洁白。接着的一个多月，天冷无比，直到过了“五一”，我们这些年轻人才脱了棉衣。紧随其后的几个月，又是奇热，人即使坐着不动，也是大汗淋漓；晚上躺在凉席上，汗顺着身体往下流，一会儿工夫，席子上就会出现一个湿漉漉的人形。
7月底，我正在病房值班，另一名家在北京的战友跑来告诉我唐山地震了，北京、天津都有损失，我一听就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通信交通还很落后，和家里通一次信要半个多月的时间，何况这种特殊时期呢。我们商量后，决定请假去邮局给家里拍电报问问情况。好容易盼到“八一”放假，我们心急火燎地赶到邮局，得到的消息却是往北京的电报发不了，什么时候通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更加剧了我们的不安。无奈，只得回去，在忐忑中等待消息。
我所在的卫生队还有几位河北乐亭的老兵，那儿是重灾区，他们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那一段时间，大家见了面，都是相互询问家里的情况，相互安慰，其他同志，包括一些平时有些意见的同志，也从不同渠道帮助打听消息，并争着多做工作，以减轻我们心理的负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由于自然灾害的降临而显得格外亲密。
8月6日，我终于收到了父母托人带来的写于“防震小棚”的家书，讲了北京地震的情况，告诉我家里一切都好，只是不敢住在楼里，而是借宿到别人家在外面空地上搭的小棚里。虽然为父母那么大年纪还得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难过，但知道一家平安，悬了多日的心总算踏实了。全队的人都为我高兴，父母的来信，也被家在灾区的战友们传看得几乎成了碎片。
不久，几位乐亭老兵也都陆续收到家里的来信，基本上所有人家的房子都倒了，所幸亲属没有受到大的损伤，只有我们卫生队长家里一直没有消息，一种不祥的感觉笼罩在人们心头。那天，听通信员说队长收到信了，我急忙往他家里赶。队长不在，我问他女儿，说不知道。我猜想一定出了问题，但整整一天一夜，谁也不知道队长究竟去了哪里。第二天一早，人们见到了队长，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眼窝深陷，面容憔悴。经打听我们才知道，他的内弟7月27日去唐山结婚，28日凌晨，与新婚妻子及家人全部死于那场地震。
队长的内弟基本上是由队长夫妻带大的，就在我们旁边的部队服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姐姐姐夫家。我们这帮女兵嘴馋，也常去队长家混吃混喝，一来二去都玩得极熟。7月下旬，他来卫生队说要探家，大家还和他开玩笑呢，谁知短短几天工夫，却已是阴阳两隔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我熟悉的人的死亡，当时的心情难以用笔墨形容。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个年轻、英俊、充满活力的生命又一次浮现在眼前，仍是那样栩栩如生。
从7月底开始，为支援灾区，部队和周围的工厂便停了电。我们值夜班都是点油灯，如有重病号，就自己发电，那真是一段黑暗的日子，犹如人们的心情。
9月，我中途退伍回到北京。虽然老百姓仍然一如既往地过日子，但市场供应极为贫乏，街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搭建的抗震棚，人心惶惶。9月25日已吃过晚饭，几位叔叔伯伯正在我家和父母悄悄议论“四人帮”的问题，突然，楼房好像晃动了一下，我感觉仿佛坐小船似的轻微颠簸，瞬时间楼下已乱作一团，只听得爹唤女、儿喊娘，慌乱的脚步声、门窗的撞击声不绝于耳。我拉着父母急忙下了楼，人们正在相互打听着消息，但是除了道听途说和猜测，什么信息也没有。在外面游荡到了深夜，才敢回家，父母嘱咐不要脱衣服，一家人就这样坐到天亮。
以后，地震形势好像越来越紧张。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来一片混乱，各种小道消息传得人们惶恐不安。11月，妹妹单位传达上级精神，说三天内将有5级左右地震，我不相信，跑出去到处打听消息，结果说法都差不多。一些有防震棚的人家已搬到棚子里去住了，没有的，当晚也都抱着大衣站在楼下不敢回家。第二天，父亲所在的单位给老同志发了军用帐篷，让各家都住到帐篷里去，这更增添了紧张的气氛。更糟糕的是，由于父亲还是“走资派”没有解放，帐篷没有我们家的，想搭抗震棚又没有材料。父母忧心忡忡，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虽然一些老战友让到他们家的帐篷里去过夜。但父母都是自尊心极强的人，这种生活使他们尴尬难堪。一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不给别人添麻烦，就住在家里，用妈妈的话说“死也死在一起”。那些天，我们一家人晚上都是轮流值班，稍有动静 ，便赶紧把大家叫醒往楼下跑，如今想起，真是不堪回首。
真要感谢住在我们对门的工人李叔叔，他当时在铁道兵司令部负责管理首长的公务列车，看到我们家的境遇，主动提出让我们一家住到公务车上去。那些车长期停在呼家楼的车厂里，一旦首长使用，随时可以开出。那一段时间，我们一家每天吃过晚饭，就坐公交车从东直门外的家里到呼家楼停车场，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路，登上公务车，睡在列车里。为不影响列车的随时使用，给李叔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每天天不亮，我们就急忙起床打扫整理车厢，匆匆离去。虽然奔波劳碌，但总是感觉安全了，心里也踏实了一些。
这期间，我一直在等待分配工作。去看了几个单位都不是很满意。一天，在海淀区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的同学紧急通知我速去安办，他兴奋地告诉我，北京市地震队政工组要一个退伍军人搞宣传，已看了我的档案，希望我能去。我一听急忙摇手，坚决不同意。因为我在部队一直从事卫生工作，根本不懂什么政工。同学急了，说：现在地震形势这么紧张，咱们得有一个人了解地震消息，这么好的机会决不能放弃！我很为难，又不好意思拒绝，只得答应考虑考虑。以后的几天，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纷纷来电话，力劝我去地震队，而理由也出奇的一致：“咱们有人在地震部门，心里多少有点儿底”。几经思想斗争，我虽然心里并不喜欢管理工作，但为了朋友们的友情与希望，最终还是去地震队报了到，从此与地震结了缘。
转眼3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往事，当年的焦急、恐慌、沉重、无奈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我多希望，随着防震减灾三大工作体系的逐步完善，那场大震灾的悲剧不要重演。
那年7月28日的唐山地震我们是从广播里听说的。开始，因为没有任何关于震级、灾情的公开报道，再加上刚刚经过云南地震和头一年报道过的辽宁海城地震，我们对地震的信息有些麻木，完全没有感受到那场地震的震撼。
1976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那一年，我们在驻守云南的部队里。论军龄，到1976年初我们已经是入伍6年的“老兵”了，不过因为参军的时候年龄小，这时也不过20出头。我们所在的是一个训练通讯技术人员的部队，部队首长很喜欢这帮思想活跃、技术也都不错的“北京兵”。尽管先后有不少复员退伍，但是当年一起到部队的“北京老乡”有一百多个，到这时，还有十几个仍在部队，而且已经是各个分队的骨干了。 因为是北京人，这一年在北京出的事大家都格外关心。年初，从周总理去世，到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除了公开的媒体做出的报道，免不了有家里传来的种种相反的消息，私下里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只是部队里训练繁忙而且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的精力只能放在工作上。那年的夏初，部队里的学员依惯例下到各个边防分区的通信部队实习。
记得刚下去不久，就发生了云南龙陵地震。1976年5月29日，云南省西部的龙陵县先后发生了两次7.4级的强烈地震。龙陵、施甸和潞西等县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其中尤以龙陵县的镇安、朝阳、勐冒、平达等16个公社受灾最严重。震区所在的云南德宏分区正有我们的实习学员，很快部队知道了他们所在的边防团驻地地震影响较小，大家也就放了心。6月，部队长要去巡视学员的实习情况，我作为大队部的文书随行，就这样来到了云南震区。
此行沿着云南边疆走了1800公里。我们从昆明经楚雄、下关先到怒江军分区所在的六库。工作后再经保山抵达德宏军分区。离震区远的地方，震情还不明显，吉普车行走在澜沧江和怒江大峡谷边，偶尔看到远山上有滑坡的现象。不过这一带本来就是喜马拉雅地震带向南拐弯后的南延部分，地质构造致使地壳运动强烈，褶皱和断裂十分发育，看到滑坡的痕迹也不算奇怪。进入德宏附近大约是６月上旬，这时公路两边山体的滑坡就明显严重，但是在村寨比较分散的山区，并没有直接看到倒塌的房屋，倒是公路上不时有拉送救灾物资的车队，让我们感到了灾区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