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施纳尔教授及其同事们准备了一瓶臭味剂以及一些内容独特的文章，来到大街上一个靠近垃圾箱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地方随机拦下路人，请他们读他们提供的小文章。这些小文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的内容都是描写诸如一个男子将狗打死然后生吃狗肉、一对夫妻在结婚之后发现彼此是对方的表亲、虐待宠物等不端行为，然后让路人为自己阅读过的内容的道德指数打分。在拦下路人前，实验人员随机地选择在垃圾桶里喷大量臭味剂或不喷。实验结果显示，那些闻到臭味剂的人会不由自主做出反感的表情，然后他们给自己读到的事件进行道德评分时，会认为他们读到的事件特别不道德。而那些没有闻到臭味剂、也没有做出反感表情的人，对他们读到的事件的道德评价不会像闻到臭味剂的人那么低。
西蒙·施纳尔教授的实验表明，“表现”原理对于罪恶感仍然是实用的。受到“表现”原理和西蒙·施纳尔教授的实验的启发，另外一些心理学研究者进行了一些更加深入和细致的实验研究，即探究罪恶感与清洗行为之间是否也像“表现”原理所提到的行为和情绪之间的关系那样，存在着微妙的关联。
研究者们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并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四项研究调查，以探寻罪恶感与清洗自身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们将60名实验参与者随机分成两组，让他们分别回忆自己曾经经历的道德与不道德事件，并尽可能详细描述事件的细节与当时的情绪感受。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实验内容之后，研究员们又请实验参与者们做一个“填字游戏”，要他们在挖去空格的单词的空缺部分填上合适的字母，将单词补充完整。研究员们提供的题目是：（W_ _H，SH_ _ER，S_ _P），这个结构可以组合成很多单词，内容也千变万化。奇妙的是，根据实验参与者们填写的结果，研究员们发现，之前被安排回忆不道德事件的实验参与者在做填字游戏时偏向于填出与“清洗”有关的单词，如“WASH”“SHOWER”“SOAP”等等，而被要求回忆道德事件的实验参与者拼出来的单词则大多为与“清洗”无关，如“WISH”“SHAKER”“STEP”等等。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员们试图探究心理上的罪恶感是否会激起人们清洗自己的冲动。
研究员们对实验参与者谎称他们是在参加一项关于笔迹与性格的研究，并要求实验参与者抄写一份由研究者提供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乐于助人的事迹，另一种是一些不道德的事件。完成抄写之后，实验参与者又按照要求填写了一份问卷，报告他们此刻对各类物品的需求程度。实验结果令研究者们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发现，抄写了不道德事件的实验参与者明显更想要肥皂、牙膏、清洁剂等清洁用品，抄写乐于助人的事迹的实验参与者则没有这种倾向。
研究者们受到前两项实验结果的鼓舞，决定进行第三项研究。他们告诉实验参与者，为了对他们参加实验的行为表示感谢，决定为他们提供一点小礼物，并让他们自己选择要哪种礼物。研究员们准备的礼物有两种——基本等值的消毒毛巾和铅笔。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实验结果在研究员们的意料之中，那些回忆不道德事件的实验参与者明显更倾向于选择消毒毛巾。
这三项实验的目的都在于探寻罪恶感是否会促使人们清洗自己，而实验结果也证明了研究员们猜想的都是对的：罪恶感真的能促使人们做出清洗自己的行为。痴迷于探索的研究者又想知道：清洗身体的行为是否能降低人们心中的罪恶感？于是，便有了第四项研究。
在第四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实验参与者详细描述出自己做过的一件不道德的事。在描述程序完成之后，有的实验参与者用消毒毛巾洗了手，有的则没有洗手。接下来，实验参与者要报告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结果显示，在报告情绪的时候，没有洗过手的实验参与者显然更多地使用了与道德有关的词汇。研究者接着询问实验参与者们是否愿意无偿帮助其他学者进行另一项研究，当然，这只是一个测试性询问。结果，没有洗过手的实验参与者比洗过手的实验参与者更加愿意提供帮助。为此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洗过手的实验参与者通过清洗这一行为，减轻了心理上的罪恶感，在心理上作出了一定的补偿，因此，他们对自己做的不道德事件的罪恶感已经降低了。而那些没有洗过手的实验参与者，仍然感到罪恶感很深，他们愿意提供无偿的帮助来试图减轻内心的罪恶感。
在这一项研究的基础上，另外还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们继续探索麦克白效应的奥秘。来自卢森堡大学的心理学家们在针对暴力游戏的玩家身上便观察到了麦克白效应。
由于新型的电子虚拟游戏中经常充满暴力的成分，数十年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探讨暴力游戏是否会激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暴力。根据长期的跟踪调查，研究者们发现，经常玩游戏的人不会受虚拟游戏中的暴力成分太多影响；相反，那些偶尔玩游戏的人，则难以泰然处之。
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者们分别招募了一些经常玩暴力游戏的人和很少玩暴力游戏的人，并让他们在实验室先玩了15分钟的暴力游戏。然后，所有的实验参与者们被要求在给定的列表中选择一件物品作为参加实验的礼物。结果，那些很少玩暴力游戏的实验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沐浴露、牙膏、体味清除剂等卫生物品或者与清洁相关的物品，而那些经常玩暴力游戏的实验参与者则对于清洁物品没有明显倾向。另外，根据一个自我道德评分表的结果统计，那些不习惯暴力游戏的实验参与者比那些习惯了暴力游戏的实验参与者受到的道德压力感要更强。
从以上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出，“表现”原理对罪恶感的消除仍旧是有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当你发现被自己的罪恶感折磨得坐立不安时，不妨去洗洗手或者冲个澡，“冲走”心中的罪恶感，以安抚焦虑不安的情绪。在平时，我们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轻松喜悦的行为和表情，以帮助自己聚集正能量，让因罪恶感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无处可藏。因为，只有一个从罪恶感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心灵，才具备真正的自由，以及获得控制力、自信和荣耀感的能力。
最后我们提醒大家，我们所说的消除罪恶感，并不是在教唆犯罪的人为自己开脱，自行洗去或者掩盖身上的罪恶，当作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或是变得对罪行毫不在乎。因为谁都知道，真正的罪恶是无法彻底清洗的，只能通过悔过和善行来弥补。我们所说的罪恶感，只是针对普通人犯下的普通“错误”，以及那些被过度强化了的罪恶感衍生出来的焦虑和恐惧，绝非罪不可赦的罪行。因此，我们更要提醒大家，想要更好地获得心理上的安宁，最好的办法还是从行为上引导自己，从事积极正面的行为，避免消极负面的行为，减少罪恶感萌生的土壤。毕竟，再权威的心理专家都不及我们亲自担任自己心灵的园丁。我们心灵的花园，还需自己精心打理，才能开出绚丽灿烂的鲜花。
7.改变消极的认知
试想一下，你去参加一场面试。你很重视这次面试，因为这份工作正是你喜欢的，而且薪资待遇也很不错，并且有很好的发展前途。于是，你做了很多努力，阅读大量资料，了解这家公司，准备专业知识，想好问答内容，你甚至买了新的西装，将皮鞋擦得锃亮。然后，你来到面试的公司。这时候，你发现，你面对的是数目不小的竞争者。最后，你失败了，没能拿到offer。你不知道最后谁获得了胜利，你只知道你失败了。
然后，这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次的失败的呢？是沮丧地承认自己不够优秀，无法胜任这份要求甚高的工作，还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准备的资料恰好没有被问到？
你的答案很重要。因为你的答案不仅仅是针对某个问题的回答，而是透露了你对问题、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是偏向消极还是偏向积极的。
心理学家将人们对问题的认知分为三个方面。以对刚才那个问题的回答为例。
首先，你对问题的认知是自责还是责他。如果你认为面试失败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那么你就是在自责；如果你认为面试失败是因为运气不好，那么你就是在责他。
其次，你对问题的认知的延续方向。认为自己不够优秀，就暗示着你在以后面对此类问题时也会缺乏应对能力；认为是自己运气不好，则意味着以后“运气”发生改变时，你的应对能力会充分发挥出来。
再次，你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否会泛化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认为自己能力不行，那么，在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也会认为自己能力不行；而认为是运气的问题，则不会影响到你对自己能力的评价。
心理学家们发现，通常情况下，那些抑郁的人在遭遇不幸时，会将责任归咎于自身，认为是自己在能力上欠缺，并暗示自己在未来遇到其他事情时，也会遭遇不幸或者失败。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积极阳光的人懂得客观认识自己的弱点，不因为一次失败而否定自己的未来，并且，不会将失败的挫折感泛化到其他事情上。正如威廉·詹姆斯“表现”原理所言的，消极的行为模式可以让人处于消极的心理状态，而积极的行为模式会让人处于积极的心理状态。在对世界的认知上，这个规律仍然成立。
之前我们提到过，在对抑郁症的治疗方面，心理学家们通过引导人们采用积极正面的行为模式来改变抑郁的状况，这个方法非常有效。但是具体的治疗中，心理学家们发现，并非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方法快速改善抑郁的状况。比如说，那些没有受到明显的不好的事情刺激的抑郁症患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感到不快乐，就算在行为上作出过一些努力，他们的抑郁状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心理学家们开始探究新的方法来治疗抑郁症。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上个世纪40年代的美国心理学家瓦特·弗里曼。
瓦特·弗里曼认为，使人们感到抑郁的原因是人的脑前部和中部的神经传输系统出现了故障。因而他认为，只要切断这两部分的联系，捣毁出现问题的部分，抑郁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为此，他发明了一个奇特的治疗手术——额叶切除术，并将之运用到对病人的治疗中。这个手术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接受过弗里曼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当中，不乏感到病情有所好转者。然而，接踵而来的便是手术的副作用。手术后，很多人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丧失了基本的生活能力，连吃饭喝水等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病人的家人只好重新手把手教他们。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人都能重新获得这些丧失的能力，因为这个手术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学习能力的丧失。
出于对病人的责任考虑，心理学家们开始淘汰这种极端的治疗手段，并致力于寻找新的治疗方法，抗抑郁药物便应运而生。然而，这种方式也无法排除副作用，并且，病人长期大量用药，也会对健康带来损害。心理学家们只好再一次寻找更好的方法。终于，在本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是根据人的认知过程，影响其情绪和行为的理论假设，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来改变抑郁症患者的不良认知，从而矫正并适应不良行为的心理治疗方法，这种方法被命名为“认知疗法”。
认知疗法的核心观点是：认知过程及其导致的错误观念是行为和情感的中介，改变不良行为和情感，首先要改变不良认知，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目的。针对这个问题，认知疗法通常采用认知重建、心理应付、问题解决等技术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治疗。其中，认知重建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直接影响到治疗的效果。心理学家艾利斯认为，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反应是由不合理的认知和信念引起的，因此只有通过改变和重建这种不合理的认知与信念，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心理学家贝克也指出，心理上出现的困难和障碍，其根源是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要接触心理上的困难和障碍，就必须发现、挖掘异常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认知，是指一个人对某个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或者事件）的认知和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对他人的评价，对环境的认知和对事件的见解，等等。
詹姆斯认为，行为能够影响人的认知，同时，认知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两者会行成一种循环关系。人们由于生活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对问题的认知往往不同。例如，曾经被水呛过的孩子会视水为“恶魔”，不敢再去靠近，但享受过嬉水之乐的孩子则视水中世界为快乐的天堂。水本身其实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既非恶魔也非天堂，水仅仅是水，只是被人为的认知披上了不同感情色彩的外衣，在不同的人心中显示出了不同的定义，从而在人们心中培育出不同的情绪，进而影响人的行为。正因为如此，积极的认知与积极的行为会形成良性循环，而不良的认知和不良的行为则会形成恶性循环。
认知疗法正是强调了不正确的认知会影响到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要改变抑郁的状态，就要重建认知。例如，一个女孩一直“认为”自己不够优秀：外貌不出众，学习和工作成绩平平，对异性没有吸引力，总是不能达到父母的期望水平。因此，她心中充满了自卑，在同学、同事面前尽量“不出风头”，在异性面前也尽量“隐形”，甚至在父母面前都是小心翼翼，活得十分卑微。对于这样一个女孩，可以帮助她重建对自己的认知，从各方面重新评估自己，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再妄自菲薄，并且，扬长避短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当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优点，明白自己也有优秀的一面之后，正能量便会在她心中聚集，她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往更积极正面的方向发展，直到她的整个精神面貌得到改变，变得自信满满，神采奕奕。
当然，认知疗法并非将方法停留在浅层次的解决某个问题的目的上，也不仅仅是针对行为、情绪这些外在的表现。事实上，认知治疗的目标是深入地分析病人的思维活动和应付现实的策略，找出错误的认知，纠正认知过程和由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观念，以此来纠正人们适应不良状况的情绪或行为。
认知疗法相比额叶切除术和药物治疗，在疗效和无副作用方面，有了飞跃的进步，因此被广泛采用。利用认知疗法，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更加地积极、正面，不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普通人，我们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也应该有信心期待一个更积极正面的自己，以及充满正能量的情绪和行为，带着坚定的步伐去拥抱这个美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