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明一点也没想到，廖似光会拿刀子刺人。吴德明在二○○六年写的《在凯丰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回忆中，是这样记述廖似光的：“廖似光同志对人也和气，对身边工作人员特别关心，她看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就送给我几件衣服；见我睡觉的木板床只铺一条毡子，还给我弄一条褥子；我扫地有灰尘，就给我一个口罩。与此同时，她还教我怎样洗衣服，并督促我学习文化。”面对今天的廖似光，吴德明根本不敢相认。他叫了声“大姐”，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
“似光同志！”刘占武一手抓住廖似光的右手，另一只手迅速将廖似光的刀子夺下。
“大姐，你冷静点……”廖似光被吴德明和刘占武架着，推出了窑洞。
凯丰右手捂着王茜的伤口，左手搀着王茜快步往朱仲丽的卫生所奔去。
朱仲丽是王稼祥的爱人，此时担任中央机关卫生所的所长。
廖似光刺伤王茜的消息迅速在中央机关里传开了。
廖似光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面对廖似光告状，犯了大难。
四年前，毛泽东遭遇过与贺子珍的婚变。
年轻美貌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后，使延安的跳舞之风掀起高潮。史沫特莱经常在王家坪桃园举办交际舞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彭德怀、贺龙、林彪、徐海东、左权、萧克等是那里的常客，毛泽东则是史沫特莱经常邀请的舞伴。时间一长，史沫特莱还把艳丽的英语翻译吴莉莉介绍给毛泽东，让她陪毛泽东跳舞。美国女性格外开放，除了跳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还经常邀请毛泽东到她们的住房讨论时局。由于双方对世界政治局势看法一致，往往一谈就到深更半夜，甚至一个通宵。邓颖超、刘英、朱仲丽等对待丈夫的“舞瘾”不但不予制止，而且给予热情支持和鼓励，并主动参与进去。
贺子珍出生在井冈山下的小镇永新，对都市现代生活不能接受。她不允许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吴莉莉搂搂抱抱，更不容毛泽东“夜不归宿”。一天深夜，贺子珍来到史沫特莱的住处，一把推开毛泽东的勤务员小贺，闯进史沫特莱的窑洞，将正跟毛泽东和史沫特莱交谈当翻译的吴莉莉打了。史沫特莱看不下去，扬起巴掌打了一下贺子珍。为此，贺子珍与毛泽东彻底闹僵。贺子珍不听毛泽东和很多中央领导的劝解，执意离开延安，后来去了苏联治病。
“清官难当家务事”，毛泽东面对又一个中央领导的婚变，感觉不便亲自出面处理，于是好言安慰一阵廖似光之后，请王稼祥去做凯丰的工作。
凯丰经历过父母包办婚姻在所思所想上的差距，又尝试过地下工作身不由己的特殊婚姻。作为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观念相当前卫的领导干部，凯丰渴望人生能有一次自由婚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认为裴多菲说得好。
他没有接受王稼祥的劝阻，坚持要跟廖似光解除婚姻关系。
鉴于廖似光不同意离婚，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认为，中央领导应当碰一次头，妥善处理好这件事。
碰头会上，有同志从维持凯、廖夫妻关系，以免事态扩大造成不良的后果出发，建议采取组织措施，将王茜调离中宣部，安排去百里远的绥德工作。
有的领导不同意，认为共产党人得有婚姻自由。
有的领导主张给予组织处分。
毛泽东见众口不一，而陈云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表态，就征求他的意见说：“陈云同志，你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你说，该怎么办？”
陈云笑了笑，眯着眼，用浓浓的上海音普通话说：“我说？……那我就表个态吧。王茜还是个女孩子，从北平名牌大学来到延安这个大山沟子，千里迢迢的，人生地不熟，已经很不容易。如果为了这件事，把她调到绥德那么远的地方去，会使一些已经在延安、或者想来延安的同志，对我们共产党人的人之常情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间的隔阂。这样不利于我们队伍的壮大。但是，如果不对这件事有所表示，又不好向廖似光同志交代。这样行不行，泽东同志，王茜同志不调那么远，就放在甘泉县，让她在县政府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不再说话，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一踏说：“捆绑做不成夫妻，就按陈云同志说的，王茜调甘泉县。”
当年七月，王茜去了甘泉县政府。
然而，两地分居的生活，并没有阻隔凯丰跟王茜的感情。忙碌的工作间隙，他们多有书信来往。
廖似光见凯丰吃了秤砣铁了心，一心要跟她解除关系，一天，她对何明清说：“明清，你爸爸怎么会这样对待我？”
已经十六岁的何明清，当然懂得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事理，但不好介入父亲的选择，只知道廖似光舍身救过自己，只知道王茜很有文化、很有女性柔情，因此只能说：“廖阿姨，我不知道。”
廖似光不肯罢休，审视着何明清，很想从何明清的眼睛里看到坚留她在凯丰身边的眼色。廖似光问：“明清，要是让你在我跟王茜中间选一个母亲，你会选哪个？”
何明清大眼睛忽闪一下，欲言又止，最后低垂下长长的睫毛，很是为难地说：“廖阿姨，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廖似光大失所望地把头低下，不久又大“唉”一声昂起头，呆呆注视着窑洞顶上的白石灰，泪水像涌泉一般流了出来。
“伤什么心嘛，花有蝶，石有苔，天下女人不愁没有男人。大度一些，给凯丰一个自由吧。”说话的是康克清。她迈着大步，走进窑洞，安慰廖似光。
“大姐，我心里像刀绞一样痛啊！……”廖似光委屈得双手握拳，擂鼓一样一下又一下地擂在桌上，放声大哭起来。
康克清走到廖似光身边，抚着她的背部说：“凯丰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你要学文化，没时间照顾家里。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你跟凯丰同志各自的事业，好合好散吧，我的好妹子。”
毛泽东对凯丰与廖似光的离异，采取了尊重自由选择的态度。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致何凯丰》的信中，最后说的“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的话，应该是对凯丰与廖似光婚变事件顺其自然所表的态度。这句话，并不像有的同志认为的，是毛泽东在安慰遵义会议上犯了错误的凯丰。想想看，遵义会议距一九四二年已经八年，毛泽东不可能在这封很平常的信里旧事重提，揭凯丰的伤痛。况且毛泽东与凯丰那时已经亲密无间。而毛泽东给凯丰写这封信时，正是凯丰跟廖似光闹离婚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位全程走完长征的老红军女干部之一的廖似光，担任过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工交委书记、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二○○四年去世，享年九十三岁。一九八三年五月十七日，遵义会议纪念馆费侃如同志专程赴广州，在廖似光家里进行了专访。廖似光不记与凯丰分手时的不快，依旧给凯丰比较客观的评价。鉴于当时解放思想运动才开始，廖似光没有更多谈及和凯丰相处多年的工作生活细节，致使这篇传记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一九四三年的七月，王茜调回到延安，与凯丰结婚，继续在中宣部工作。
吴德明回忆说，那时在延安，干部离婚、结婚，没有什么结婚登记和结婚证明书，只要组织上同意，就可以成为夫妻。
一九四四年，王茜为凯丰生了第一个儿子，起名何明。又过了一年，第二个儿子出生，起名何亮。加上女儿何明清、何淑英，由此可以看出，凯丰通过给儿女们起名，真心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清白、英勇、明朗、响亮，这与他爷爷当年给三个孙子起名希望他们“万、全、贤”一样，对后代都寄予了殷切期待。
何明、何亮的出生，使凯丰在延安的家除了妻子王茜、女儿何明清、儿子何明与何亮、勤务员吴德明、警卫员刘占武外，又增加了另一个人—保姆韩玉霞。
韩玉霞，河北抚平人，来凯丰家时十六岁，比何明清还小两岁。
同韩玉霞一起来延安的女子共二十人，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自选定。为了确保中央首长安全，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二十名女子到达延安后，又从她们中间选四个政治上最可靠的女子，给中央领导的孩子当保姆。韩玉霞是四人中的一人。其余十六名女子送到保育院带孩子。韩玉霞来延安时叫韩玉果。王茜认为这名字不雅致，叫她改成韩玉霞。韩玉霞欣然接受改名。王茜见韩玉霞不识字，就给她买铅笔、纸张，手把手地教她写字、识字。到一九四六年九月，经王茜介绍、凯丰证婚，吴德明和韩玉霞结为了夫妻。
据吴德明、韩玉霞夫妇二○○七年初冬回忆，尽管那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但分大、中、小灶吃饭。大灶一般工作人员吃，中灶处长以上干部吃，小灶部长以上领导吃。说是小灶，也只是隔三岔五可以分配一点牛羊肉和鸡蛋，平时一律以土豆、萝卜、白菜和瓜类为主菜。生活十分艰苦，穿着格外朴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