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神州大地，狂欢相庆。街头的鞭炮全卖光了，商店的酒水大都脱销。苦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脱离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恐怖和苦难生活，脸上绽开了胜利者的欢笑。
额手称庆之际，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一架绿色军用飞机离开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抗战胜利后的和平谈判。
谈判成了马拉松式的对话，双方在军队编制、政府组建方案上讨价还价，争来论去。
在重庆，毛泽东步履匆匆，白天频繁接待来客，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晚上则与同恩来、王若飞守在电台旁，与延安交换情报，磋商问题。
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较量之际，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悄悄调动，开始向东北大举进军。
进军东北，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不少延安干部说，当年的北洋政府背后有天津，现在的国民党政府背后有上海，我们共产党的背后有人民做靠山的同时，必须有一个现代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做人力、物资基地。
早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强调：“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毛泽东之所以盯住东北，就因为这个地区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三千四百万，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便利，地理位置特殊，南与冀热辽、晋察冀和山东解放区相邻，东、西、北三面与朝鲜、蒙古、苏联接壤。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原来属张作霖统治，后被日本侵占，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夺取天下的主动权。
毛泽东去重庆时，委托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刘少奇在窑洞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
原来，曾克林部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上旬攻下了由日军残部把守的山海关，先期进入沈阳。部队驻扎下来不久，曾克林即坐苏军飞机飞回延安，向中央紧急汇报沈阳的现状。
曾克林的汇报，使中央领导个个惊喜、兴奋不已，他们被那里的大好局势感召着，只想立即奔向东北、奔向革命急需的新根据地。
曾克林见中央领导如此关注自己，更加绘声绘色地报告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是堆积如山的武器和物资，而且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可以随便拿走。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出进。在东北扩军很容易。他前头进到沈阳的四个连，一个礼拜就扩大到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进驻沈阳的部队已经看住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
那是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
那是改天换地必备的资源啊！
听完曾克林的汇报后，中央领导当晚继续开会。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立即随苏军飞机飞往沈阳。
会议明确规定：“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凯丰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
凯丰说：“我在苏联留过学，会说俄语，也懂得怎样跟苏联人打交道。”
会后，彭真带领第一批干部，陈云带领第二批干部，先后开赴东北。
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一日回到延安。
回到延安后，中央书记处向毛泽东作了专门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对东北的战略作了大幅度调整。为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军事指挥部，十月三十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命令，同意东北局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决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同时为开辟东北后方工作，决定组织东北局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为加强东北局的工作，决定再增加几位领导干部由延安去东北。
听说要增派领导去东北，凯丰找到毛泽东，要求前往。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凯丰，给他让座，并将两盒东西送给凯丰。毛泽东指着盒子上的英文字说：“你的老肺病该好好治治了。这是我从重庆带回来的药，美国货，听说疗效很好。”
毛泽东在重庆日理万机，还惦记着凯丰的肺病，这使凯丰格外感激。
毛泽东把凯丰送回椅子上，给凯丰递上烟，点上火说：“你跟我一样，都有个坏毛病，喜欢吞云吐雾。这嗜好不改，迟早会被烟草要了命去的。”
凯丰感慨地说：“是啊，我戒过很多次，就是戒不掉，几个指头都熏成焙肉色了。”凯丰把手指伸向毛泽东。
毛泽东情不自禁，也把手伸出来，两人相互看了一下，自嘲地仰面大笑起来。
毛泽东说：“在重庆那段时间，整日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操心费力，口干舌燥，身体都拖垮了。刚才医院催促我，叫我去住院治疗，看样子，这回不去是不行的了。这样好不好，你跟我一起去医院，把身上的零部件好好修理一下？你那病不治不行，夺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建设人民的新中国，等着我们有副好身板啊。”
凯丰说：“泽东同志，前段时间我住过院，养精蓄锐，现在就想把全身的能量释放出去。这次给东北增派干部，就让我去吧。在彭真同志去东北后，我组织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对眼下东北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写成了材料，供中央决策时参考。”说完，把亲自写好的材料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看了下材料，非常高兴地说：“好。我们过去对东北研究不够，你这是给我送了及时雨啊。这材料我得好好看一看。”说完问：“东北局确实需要加强力量，可你有病，那里的气候你吃得消吗？”
凯丰说：“怎么吃不消？长征路上，行军作战条件那么恶劣，天气变幻那么无常，我不过来了嘛，不碍事。”
毛泽东经不起凯丰的强烈要求，同意他跟李富春、张闻天、高岗，以及原八路军五师代师长陈光等二十名高级干部一道，一同前去东北。凯丰走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工作由王明接替。据吴德明回忆说：“在等飞机赴东北的空闲时间，凯丰还帮助曹靖华同志翻译着俄文书籍。”
十一月一日，凯丰一行乘坐美军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太行山，再转东北，与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陈云会合。
先期到达沈阳的彭真，将中共中央东北局设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里。
十一月上旬，凯丰到达山海关，立即着手创办我党在东北的第一份党报—《东北日报》。
东北局领导进入东北后，发现沈阳的形势并不像曾克林表述的那样好，相反，还十分严峻，因为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许诺：东北、新疆主权回归中国；苏联保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十月十六日，国民党军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由新任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指挥，攻占了山海关，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国民党军兵临城下，大军压境。
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面对山雨欲来的急迫形势，不得不兵分三路，仓促撤出沈阳。
凯丰和高岗、张闻天奉命去了长春。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凯丰随部队刚刚在长春安顿下来，就为长春的解放撰写了《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长春而奋斗》的社论。社论在长春广播电台里反复播出：
当东北民主联军清除了盘踞长春市为害人民的汉奸、土匪、日本人及铁石部队后，长春市八十万人民又开始呼吸到了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回想十四年来在国民党当局的“睦邻友好”和“不抵抗政策”下，长春市的八十万同胞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过的是“出荷”、“劳工”、“经济犯”、“思想犯”饥寒、鞭打、牢狱和亡国奴的生活……民主联军应长春人民之请求，进入长春后，长春之气象又为之一新。今天的长春已经生活在和平、民主、自由的空气中了。今天的长春又摆脱了黑暗、独裁伪匪的统治，正向着建设新长春、和平民主自由的新长春前进。要建设一个新的长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全长春人民的努力是办不到的。放在今天长春全体人民身上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只有长春全体人民一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担负这一严重的任务。因此全长春的人民，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首先要做到下列几件事情：（一）全长春的工人、贫民、市民、学生、青年、知识界、职业界、工商界、妇女等等必须立即动员进来，组织起来，肃清敌伪残余势力，铲除敌伪势力，巩固人民力量，建立人民的秩序。（二）全长春市必须由长春人民自己来管理，实行民主选举，实行地方自治，选出为人民办事的代表，撤除压迫敲诈人民的官吏，没收敌伪财产，废除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全长春人民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帮助政府迅速完全恢复市政、交通，恢复商业、工业，恢复学校。（四）全长春人民必须认识，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是不会轻易得来的。在我们前面还有严重的困难，还有严重的战斗，因为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还没有放弃内战计划，还没有放下他们的屠刀，他们还在向东北进攻，还在向长春进攻。我们要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就必须动员全长春人民的力量，帮助民主联军，支援前线，击败法西斯反动派的进攻。我们是有这种力量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是能够保卫和平、民主、自由的长春的。
但是，占领长春不到两个月，迫于全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步步紧逼，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往哈尔滨。
凯丰秘书李士彬后来回忆，撤离长春那天，情况非常紧急、仓促。“我们进长春后，事情很多，干部又少，凯丰同志派我去接收广播电台（这是伪满洲国的电台），另外还从新华社派林超同志去管机务。机务在郊外，编辑部在斯大林广场，其他都是敌伪人员。突然一天中午，凯丰同志给我来电话，要我十二点前撤退，并要我物色几个能干的广播员一起带走。我理解成明天十二点前撤退（其实是当天晚上十二点钟前撤出）。因时局关系，当时很多广播员没有上班，我说我去找一找。凯丰同志听后有些急了。说今天晚上就要撤退，来不及去找人了。这件事情说明，凯丰同志对干部很关心，在很紧张的形势下，他其实用不着亲自打电话，派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说实在的，要不是凯丰同志给我打电话，第二天我就做了国民党军的俘虏。”
北满是东北的大后方，背靠苏联。
东北局北满分局的设立，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实践证明，它的设立对后来全东北的解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谈判中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
鉴于东北严峻的形势，刘少奇代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彭真：“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刘少奇还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电告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彭（真）林（彪）电：十一月十九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蒋，有（苏联）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此后成了东北方面的战略方针。
接下来，陈云给中央和东北局发出电报，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占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林彪、罗荣桓综合东北的现状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建议中央和东北局“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难争取……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同时，林彪建议：“我绝大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医院中的毛泽东，抱病仔细阅读这些电报，之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批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
由于东北局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常委。
林彪主政东北的决定一下来，林彪就被高岗、谭政从前线接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
七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的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
凯丰出席了会议。
凯丰此时担任东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哈尔滨市委工作。
在调整领导班子和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了《东北局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决议，一面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亲自动手，对决议作了很多修改。
七月七日，东北局通过了这个决议（后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性文件。决议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就有失败的可能。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切深入农村者给以奖励，不愿意到农村去的给以批评，形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村的热潮。
白山黑水间，那积蓄已久的暴风骤雨，早已按捺不住摧枯拉朽、排山倒海的来势，正待着《七七决议》这道惊雷紫电划破长空。
三十六、在《七七决议》下组织领导土改
动地的惊雷炸响了。
一场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拉开了序幕。
在东北，这场伟大运动从一九四六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