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立刻收住了脚步，爬到了护村堰的土坡上，以免那人看见了她。细细看了半天，这才认准了那人是张年成，紧张的心才平静下来。张年成的情况胡兰是知道的，年轻时游手好闲，当村里驻了八路军时，他非要参军，当时部队看他决心很大，就同意了。参军几年经过在部队锻炼，烟酒都戒了，对人也有礼貌了。后来战斗负伤落下残疾，转业回到村里，村里给调剂了几亩地，庄稼也种好了。
刘胡兰走近他，低声问：“年成哥，村里情况怎么样？”
张年成抬头见是胡兰，忙说：“没啥情况，前两天匪军来过两次，听说只是在大象驻下了一个营，还有个机枪连，其他村还没有敌人。”
胡兰听他这么说，才放心地走进村里。到了家门口，大门紧闭，她拍了几下。屋里传来她爹的声音：“谁？”
“是我！”
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胡兰走进去，爹又四处张望了一下，慌忙关上门问道：“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啦？”
胡兰没有解释，只是“嗯”了一声，便走进了西屋里。
爱兰一见姐姐回来，高兴得眼睛发亮。她一下扑在胡兰身上，抱着胡兰，“姐，姐姐”叫个不停。妈妈又惊又喜地问道：“这几天你在哪里呀？我和爱兰常念叨你。”
胡兰有气无力地说：“在贯家堡一带，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
胡文秀见女儿说话少气缺力的样子，知道是饿坏了。可家里没有现成的吃的，于是连忙收拾做饭。她边洗手和面，边向胡兰讲：“你走的这几天，匪军来了好几回。有一天来了上千人，家家都住满了。他们明抢暗偷，打人骂人，跟日本鬼子差不多。”
胡兰也正想了解村里情况。她接过爱兰递来的一碗水，边喝边问：“匪军在村里抓人没有？”
“那倒还没有。不过，这几天在大象的匪军三天两头到村里要吃的，要花的，只要他们需要就拿走。”
正说着，大伯从外面回来了。大伯一见胡兰就说：“你怎么现在回来了，这日子简直没法过啦！”
他说着坐在箱子上，把石玉璞家女婿——大象的恶地主吕德芳，纠集了一伙地、富子弟和流氓地痞，组成了“奋斗复仇自卫队”，整天领着这伙地主武装，在附近村里为非作歹，还有匪军把石佩怀委任为云周西村村长等事给胡兰说了。
大伯叹了一阵气，气恨恨地说：“眼看天下变成匪军的了，你说我怎么办？”他不等胡兰说话，又接着说：“我向石佩怀说不干了，他说这么多年你都干了，你现在不干，是什么意思？要硬不干，这些人肯定要和我翻脸。可是不辞职，我就被逼着给阎锡山办事，那不成了反动派！”
大伯越说越有气，好像与人在吵架。
妈妈和爱兰把饭做好了，胡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边吃边想大伯的事，胡兰知道村里留下了我们的地下党，还安排了暗村长，可公开的敌人政权里面却没有我们的人。她忽然觉得这是个漏洞。如果敌人里有我们的人，那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想到这忙向大伯说道：“大伯，依我看，闾长你还干着。”
大伯气呼呼地说：“什么？这是你们区干部说的话？让我给阎锡山干事，跟着敌人祸害老百姓？这不是坏良心吗？”
胡兰没有吭声，等大伯火气下去，她才说：“你要硬不干，石佩怀不会放过你；再说要是换上一个坏人，跟敌人一起干坏事，那不是正好帮了敌人忙？”胡兰见大伯听得很认真，接着说：“咱们的人并没有真正离开这一带，万一哪天打回来了要吃饭，找谁去？找石佩怀？”
大伯没有吭声，好一阵才说：“我怎么没想过这层意思。”
大伯有些服气了。
胡兰说：“日本鬼子统治的时候，你当闾长，可没有替他们干事，群众看得见，所以后来也没人说你是汉奸，对不对。这说明，你只要不干坏事，人们就认你。依我看，你还要表面与石佩怀套点近乎，才能更好地为革命多做些工作。”
大伯服气地说：“看不出，你当了区干部，看问题透彻多了。”接着他又问胡兰：“我们的大部队多久能回来？”
“总有那一天。”
大伯关切地说：“你打算怎么办，还走不走？”
胡兰告诉他不走了。大伯说：“那要小心，白天不要出门。”说完，提着烟袋走了。
奶奶死后，大伯就成了刘家当家人，什么事都要听大伯的。今天大伯辞闾长的事却要和她商量。胡兰觉得大伯不是和她这个侄女来商量，而是觉得她是区上干部，是向上级领导讨主意来的。胡兰意识到老百姓没有了党的领导，问题有多么严重，自己虽然是区里的一个妇女干部，可此时在没有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下，她就要对革命负起责来，想到这些，胡兰觉得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
胡兰吃完饭，把带回来的文件收藏好以后，又去北屋看了看爷爷和大娘。看天气还早，便决定趁黑到村里找找自己人，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她决定先去郝一丑家。
郝一丑是抗日时期的地下党员，暗里做过不少工作，但从来没让他担任过公开职务，一般老百姓还当他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敌人“水漫平川”之前，村里“红”了的干部都撤走了，组织上决定让他当暗村长，领导云周西村的工作。胡兰知道郝一丑是村长这事，是她入党以后。
这天晚上，胡兰走到郝一丑家的时候，只见大门虚掩着，往里一推，门铃“叮当”响了两声，屋里有人问道：“谁？”胡兰应了一声就走进了北房。房里除了他们夫妇俩，石三槐和石六儿也在这里。小孩子们已经睡了。他们几个人围在灯下剥棉花桃。见进来的是胡兰，他们很高兴，热情地让胡兰坐到炕头。问她从哪里来？什么时候到家的？胡兰都给他们说了。郝一丑冲媳妇努努嘴，老婆就去把大门关上了。他们几个没等胡兰问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抢着讲开了村里的情况。他们讲了成立地主武装，也讲了石佩怀当了村长。这事胡兰虽知道，但他们讲得更详尽。
石三槐说：“石佩怀可抖起来了，吃香的喝辣的，仗着匪军的势力，欺压老百姓。在街上公开拍着胸脯叫嚣：‘凡是给八路军办过事的人，只要到我名下投案，我石某人担保……’”
郝一丑打断他的话说：“要紧的是，这家伙威胁干部家属。要各家赶快把人从外面找回来，或是告诉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只要给他透个风，他就保证你身家财产不受损失，否则他就报告给国军。”石三槐接着说：“这个狗杂种，前天威胁照德家说：‘别看你是村长，只要我说你是八路军的人，就够你吃喝的。这杂种你说坏不坏？”
胡兰听了非常气愤，她觉得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她又问石佩怀威胁过谁，他们又一一说了。他们还念叨，去了谁家，说了什么话。数来数去，石佩怀去过八家，差不多凡是转移走了的家属家他都去了，就是没去过胡兰家。
“为什么不去胡兰家？”
“大家在猜测，石佩怀肯定认为胡兰是个年轻闺女家，给八路干点事，看匪军来了就怕事躲藏起来了，他也不放在眼里。”
石六儿说：“他没想到，胡兰现在就在村里。”
胡兰问：“石玉璞怎样？村里那些地主富农有什么动静没有？”
石三槐分析说：“表面上看不出来，石玉璞是个老滑头，整天在家不出大门。”
郝一丑接着说：“俗话说，咬人的狗不露牙！反正他有女婿替他打天下，他肯定在背后当军师。”他抽了几口烟，接着说：“还有刘树旺走了，究竟去哪里了，想干什么？如今还不知道。”
胡兰说：“表面上还平静，还不清楚情况还要怎么变化发展，大家要提高警惕。”
石三槐说：“目前看，石佩怀是个问题，不清楚他又会出什么乱子？”
胡兰问郝一丑：“这些情况给区里汇报没有？”郝一丑吞吞吐吐地说：“这个……这不是正好你回来了，你看怎么办？村里好多人要求镇压石佩怀！”
石六儿说：“依我看趁早把这狗日的悄悄收拾了，要不日后非得出大事不行。”
胡兰坚决地说：“那可不行。不经政府批准，咱们不能乱来。”她又对郝一丑说道：“我看需要把这些材料赶快整理出来，报到区上，看看区上的意见再说。”
郝一丑“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这天晚上，胡兰在郝一丑家谈到二更天才离开。临起身，郝一丑说要送她。胡兰猜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说，就点了点头。两个人相随出了门。路上，郝一丑低声说：“你让我向区上汇报，找不着他们啊。”
接着他说地下交通员也没来过，也不知道区公所是撤走了，还是出事了。郝一丑最后问胡兰：“区上情况你大概知道吧？”
胡兰没有吭声，叹了口气才说：“我也和你一样，找不着区上的干部。”接着她先把和区上失去联系，后来又和吕梅被敌人冲散的事说给了郝一丑。
黑暗中两人默默地走着。夜很静，村子里死气沉沉。
郝一丑突然说：“你说吧，该怎么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反正我听你的！”
胡兰不好意思说：“一丑哥，看你说的。”
郝一丑认真地说：“你别多心，论年龄，我比你大，论入党我比你早。可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区上的人，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上级。”
胡兰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不注意，任何小的错误就有可能给党造成重大损失。自己怎么负得起这么大的责呢？可转念一想，觉得这又是义不容辞的事。一个党员越是在困难时，就越是要挺身而出。就是千斤重担，也要挑起来！
这时他们走到了胡兰家门口，两人话还没说完，又说了一阵。最后决定一方面在村里继续坚持工作，注意敌人动向，收集石佩怀的材料；一方面派人去探听区公所在什么地方和吕梅的情况。胡兰觉得石三槐当了多年村公所的公人，在外面眼熟，虽不是党员，但忠厚老实，最后把这个任务给了他。郝一丑也认为这样可行，就决定了。
第二天上午，胡兰去看金香。金香见胡兰回来了像找到了主心骨，于是，胡兰要求金香第二天与自己装着去串门，分头访问一些人家，收集村里情况。经过几天访问，很多人要求除掉石佩怀，特别是那些干部家属都担心石佩怀翻脸坑害人。在访问中胡兰发现一个更重要的情况：石佩怀在暗地里打听公粮藏在什么地方。看来这家伙要死心塌地为敌人卖命。
这期间，胡兰和郝一丑暗中接过几次头，把这些情况汇总在一起，写成了材料。这时石三槐也打听到了陈区长的下落，他带着武工队在南面一带活动。胡兰和郝一丑研究了一下，决定由郝一丑带着材料，假借走亲戚，到区上去请示。过了两天，郝一丑回来了，材料陈区长也看了，但说他无权处理，要等县里指示。陈区长还给胡兰写了一封信，叫她留在村里工作，做好对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