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织物主要使用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着色，国人形象地称之为石染和草染。其中矿物颜料主要附着于织物表面，而植物染料却能吸附于织物纤维上，彻底改变纤维的颜色。植物染料的应用更为广泛，中国亦相当发达，古人在悠久的岁月中发明出大量的染色技艺如套染、媒染、拼色等，并对植物染料的萃取、提纯与储存技术进行了研究，历代以来在《考工记》、《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手工业技术文献中多有记载，其颜色之丰富，技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当欧洲人还在为昂贵的红色动物染料来源发愁时，中国早已使用茜草、红花、苏木等植物染出了各种深浅明暗的红色；染黄可用者甚多，郁金、荩草、栀子、柘木、黄栌、姜黄、槐米等各有用途；含有鞣质的五倍子、皂斗和乌桕等可染黑；青色类用蓝草制成的靛蓝； 绿色类用鼠李、荩草加入胆矾可染绿；紫色类有紫草等，通过不同的染料调色，还可以得到更丰富的色彩，如“入靛缸深染，苏木水盖”，用深靛蓝与苏木红调出葡萄青色等。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中国的有机染色技术得到空前发展，至清末，仅沈寿（1874— 1921）的《雪宦绣谱》中记述的染色就能达千余种。“凡为色八十有八，其因染而别者，凡七百四十有五。……如所言虽累千色可也。”
千年不朽的马王堆辛追夫人墓可谓是中国早期的一座色彩宝库，完好保存了大量2000 余年前西汉时代的彩色丝织品及衣物， 用色之缤纷竟高达30 余种。其中朱红色由矿物质颜料朱砂涂敷，其色均匀细腻，而织物的经纬孔眼清晰，并无堵塞，说明西汉早期已经能够很娴熟地处理矿物质颜料了，既能保持矿物质颜料色泽鲜艳又不致颗粒粗糙。深红色、黄色、蓝色均用植物染料，深红取自茜草， 黄色来自栀子，蓝色出于蓝草。有一些颜色用套染的方法得到，即先用一种染料染底色， 再套染另一种颜色，从而得出第三种颜色。还有一些染料与不同种类的媒染剂配伍发生化学变化后可以产生由浅到深的不同色泽。《尔雅·释器》曰：“一染谓之纟原 (quán）”，以锡盐为媒染茜草，能得橘红色。《考工记》曰：“三入为纟熏（xūn）”，以明矾（含铝）为媒染茜，可染出类似于铁锈红的深红色。有钟氏染羽，染三遍成为深红色，然后“以红色媒染染料（纟熏）为地色，再以矾石交替媒染”，染五次得到泛红光的黑色纟取（zōu），再浸染两次，得到深黑色缁（zǐ）。《淮南子》卷二《俶真训》曾言“以涅染缁，则黑于涅”。中国古人将某些含金属盐的矿物统称为矾，涅即为青矾，是含硫酸亚铁的矿石，可以与许多植物染料发生反应形成黑色沉淀。古人还意识到染色要先浅后深，如果想得到带色彩偏向的黑色，如偏红的黑，偏青的黑，在技术上“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 。除普通色泽外，西汉人还将一些具有光泽的矿物细碎研磨，开发出了带光泽的颜料，如使用白云母得到闪亮发光效果，使用绢云母得到类似丝绢的光泽，还使用从黄金和白银中获得的金色、银色等金属类的颜色。
但在现代汉语中，除了紫、红、绿、绛、绯、素等字依然常用来表示颜色外，其他颜色字已经不常用或者发生转义了。人们更愿意凭借自己对事物的观察而发挥联想，借助直观的物体之名来区分色彩的颜色及光泽。如绛、缙、纟朱、纟熏 、绾、绌等红色系名称逐渐变成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枣红、石榴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玫瑰红、砖红、铁锈红、桃红，等等。
黄是如何成为中国皇帝专属色彩的——色彩与身份
黄，中之色也。
——《左传》卷十《昭公二十年》
色彩的象征意义
中国素来注重色彩的象征意义，色彩在礼仪社会中大量地被用以彰显地位、标识身份，尤其是用来彰显社会权力的主导者——男性的身份。于是在某些时候，色彩的正统性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如《论语》卷九《阳货》中的“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所言，孔子厌恶紫色争夺朱红（赤色）的光彩。因为紫色是间色，朱红是正色，紫色应当位于朱红之下， 不应喧宾夺主。决心维护权威和正统社会秩序的孔子“恶紫夺朱”，他对待色彩的态度，与色彩本相无关，而直指颜色所关联的社会意义。又如千年之后，小说家张爱玲（1920—1995）的散文《更衣记》所描写：“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数千年来，颜色都带有一定符号标签的印迹，表明尊卑有位、嫡庶有别。
提起黄色，中国人一般都认为那是最尊贵的色彩，是皇室的象征， 是皇帝的专用色。与红色相似，黄色在中国的意义象征也与西方大相径庭。现代中国文化中用“黄色”表示下流，如黄色小说、黄赌毒、扫黄打非等，这种用法皆来自西方。在色彩联想方面，后人能给出很多解释来说明黄色之于中国的独一无二。中国人是黄皮肤的人种，因此以黄色为贵；中国社会长期以农耕为主，黄色的土地是人们最宝贵的财富；汉语讲“挥金如土”，英语说“Spend Money Like Water”（花钱如流水）；黄为土德，土德位于五行中央，黄色也表示中央，等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中国的色彩象征意义并非由古至今一成不变。随着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局面的扩大，当时有不少人喜爱原本位卑的紫色，以至孔子发出警告，因此有了“恶紫夺朱”的言论。然而，孔子“恶紫夺朱”的声音却难以抵御岁月的侵蚀与人心的变迁，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曾记载， 春秋霸主齐桓公（前716—前643）喜欢紫色，这也许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对色彩的偏爱，也许还喻示着传统礼制的行将崩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齐桓公对紫色的偏爱在齐国掀起了一场关于紫色的时尚风暴，一时间齐国的紫色染料价格暴涨。“恶紫夺朱”这个成语典故也是由此得来的，比喻以邪欺正，以异端充正理。但对于紫这种颜色本身，人们却越来越推崇。中国传统的紫色并非现代鲜艳夺目的龙胆紫（紫药水的颜色）、紫罗兰等色， 而是红色与靛蓝色混成的一种带绛红的暗紫色或紫黑色，东汉人解释为“黑赤色也”。至唐代始正式规定官员服色，三品以上着紫袍，配金鱼袋；五品以上着绯袍，配银鱼袋。原本在五正色系统中处于间色卑位的紫色成为百官之首，帝王还可以用“借紫”来赏赐官员，让本没有资格穿紫袍的官员穿紫色官袍以示荣耀。从此“朱紫”成了高官代名词。到了宋代， 由于满朝都是“借紫”，干脆大家都穿紫色。不过紫越朱上改变的只是位次高低，色彩本身依然与人们的身份地位紧密相连。
欧洲人也曾对紫色情有独钟。古代西方世界的紫色染料出自地中海沿岸的一种海螺， 这种动物染料通过光照而形成的紫色十分耐光，被视作永恒的象征。这种染料极为昂贵难得，制作一件华丽的紫色长袍的时间甚至长达数年。在古罗马帝国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储才有资格身穿紫色正装，其他大臣和高官只能在长袍上装饰紫色。在君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紫色是皇室的专用色彩，皇帝身披紫袍，用紫色墨水签字。在拜占庭的镶嵌画艺术中，紫色和金色占据着统治地位。壁画中的人物所用紫色的比例， 往往昭示着人物的地位。在意大利拉文纳圣维托教堂（San Vitale）的两幅壁画中，著名的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I，483—565）身着紫色的“帕鲁达门托姆”（Paludamentum），这种梯形长斗篷是拜占庭贵族的正式外衣，披在右肩，左肩用别针固定，胸前缝有金色织锦的矩形“塔布里昂”（Tablion）；提奥多拉皇后（Theodora，500—548）同样身披紫色的“帕鲁达门托姆”，衣襟里表都绣以金线，领饰大量珠宝；随侍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身穿镶有紫色条纹的白袍，外披金色圣衣；其余大臣、随侍们有的人外衣上缝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紫色矩形“塔布里昂”，有的外袍上饰有紫色条纹，而有的人还没有资格穿着紫色。
不过欧洲人喜爱紫色的原因与中国人不尽一致，决定中国服色地位的往往是当时人们赋予这些颜色的含义。而古代西方世界的服色地位高低往往与染料的价格有着密切关系。纯正的颜色总要比暗淡的颜色受青睐，因为染料的纯正程度往往代表着工艺的复杂程度和价格的昂贵程度。青金石所制成的纯正的群青色颜料非常昂贵，因此绘画中的群青蓝是高贵的颜色，必须小心翼翼地使用；而用于服装染色的各种植物蓝靛，如欧洲中部常用的菘蓝， 价格低廉，所以服装中的深蓝色在民众中十分普及。紫色是古罗马贵族和拜占庭皇室的专用色彩，染料生产技术也是拜占庭宫廷染坊的独家秘密。在拜占庭时代用靛蓝和胭脂红也可以调出紫色染料，但西欧的人们却不这么做，因为靛蓝比胭脂红便宜，所以这种紫色比红色还要廉价，无法使用东方拜占庭紫色的贵族们宁愿使用胭脂红也不使用这种不够珍贵的紫色。耐光而持久的胭脂红与高贵的拜占庭紫色类似，都是极为昂贵的动物染料，从一种名为胭脂虫的虱子中提取得来，不过其工艺并未像紫色那样被垄断。直到16 世纪荷兰人成功地引种出来自东方的高品质茜草，大量的植物染料才使红色丧失其特殊地位，成为普通的颜色。
黄= 皇
受到中国人尊崇的黄色并非一开始就成为了皇帝的专属色彩，这个“黄= 皇”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上千年之久，直到唐代才被固定下来。影视剧中经常出现各代皇帝身着明黄色袍服，多是有误的。从西周至明朝，天子最高等级的正式着装都是上衣黑，下裳红或黄的冕服， 民间所谓的“龙袍”、“黄袍”通常是指皇帝的常服。唐朝之前的君王常服的颜色，时而有明确规定，时而无具体要求，“朱紫玄黄，各任所好”。
秦汉魏晋，盛行自战国阴阳学家邹衍（约前324—前250）以来形成的五德终始说， 即历朝历代应运而生，承有先天的德运。最初流行五行循环相克，终而复始，即后朝战胜前朝的学说；后来汉代人又采用儒家禅让主张，以“木、火、土、金、水”五德相生的终始规则作为改朝换代的依据。根据中国关联性的思想体系，五德映射五色，于是对颜色的好尚随朝代兴废而变化，并由此衍生出了不少指代身份的颜色词。
此种理论的第一个实践者是中国帝制系统的开创者——秦始皇（前259—前210）。秦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生卒年不详）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水为黑色， 于是秦朝尚黑，皇室色彩以黑色为贵。西汉的德运初年议而不决，或有木克水，土德尚黄者； 亦有认为秦朝短命，水德仍应归于汉朝，尚黑者；还有关于高祖刘邦（前256—前195）是赤帝之子，火德尚赤者；后由汉武帝（前156－ 前87）确定，汉为土德，尚黄；但终其一朝尚赤传统始终不绝。西汉用色较为随意，参照天子四时五色之说，春天用青，夏天用赤，81
秋天用白，冬天用黑，夏秋之交用黄。汉有“苍头”之说，原意为用青黑色巾裹头的人，他 们在战国时本为主人的私人武装，汉代后因战事渐少而逐渐沦为奴仆近侍。后人就用“苍头” 指代奴仆。晋为金德，尚白，黄色没有特殊地位，“信口雌黄”的成语即出于当时。雌黄是一种柠檬黄色的矿物质颜料，其质地细腻，软硬适中，覆盖力强，颜色经久不褪，因此被用做古代的“涂改液”，如果誊抄的新书净本有误漏处，人们就把错处涂以雌黄更改。西晋清谈家王衍（256—311），喜爱谈论老庄义理，所讲有误或有矛盾时，随即更改观点， 所以被世人号为“口中雌黄”。三国东吴军队戍守石头城的军队着黑衣，其营房所在地被人称为“乌衣巷”，晋室南迁后贵族门阀于此聚居，后遂以“乌衣巷”代指贵族居地。晋灭亡后， 白色地位一落千丈，穿白衣则成为一种处罚，取代晋的刘宋朝官员如果犯错，就被强制穿白衣，号称“白衣领职”。隋唐时期还未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常穿白衣，“白衣”、“白丁”后成为平民百姓或没有学问、没有功名之人的代称，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五德终始学说为中央集权王朝的权力更替提供了受命于天、应德而生的解释，这种学说在2000 多年皇权更替中一直颇有市场，但隋唐以后，此学说对服色好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皇帝服色不再以五德终始学说为唯一标准，黄色逐渐获得了特殊地位。中国人对黄色的喜好可以追溯到农耕社会的“敬土”思想，黄色在五行中属“土”，象征着五方学中的“中”， 而帝王位于天下之中，因而黄色常常被视作君权的象征。周天子着“玄衣黄裳”的冕服，也象征着天玄地黄。结束南北朝对峙的隋朝虽号为火德，尚赤，皇帝却开始以黄袍作为朝服， “隋文帝制柘黄袍及巾、带以听朝”。不过隋朝未规定皇室对黄色的独占性，黄色上下通穿， 皇帝、百官、士卒、民众都可着黄衣，并无禁忌。唐代起，按五德相生解释，乃火生土， 因此唐为土德，尚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566—635）继承隋朝以黄袍作为朝服的传统， 以柘木汁染成的赤黄色，即赭黄色（这是种带点红又有点发暗的黄色）作为皇帝常服专用色彩。
自唐朝起民间禁用黄色，开创了皇帝专用黄色的先例，从此黄色成为了帝王的象征。宋太祖赵匡胤（927—976）陈桥兵变时，用“黄袍加身”喻示被拥立为帝。唐朝对黄色的禁忌一开始仅限于赭黄色，“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民间仍然能够穿着一些姜黄、明黄、柳黄或鹅黄色衣服。后来因为这些黄色太容易与赭黄色混淆，明朝时干脆一律禁之，
将黄色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黄色具备了非凡的尊贵寓意，在禁令之下，尤显神秘特异，因此受到民间的格外推崇。唐朝禁黄并不严格，于是民间用色经常打打擦边球；即便是禁黄严格的明朝， 朝廷在初期仍然需要屡屡专门下令禁止民间穿用各种黄色。
宋、明都尚火德，以红色为贵，传世的宋朝皇帝画像中，皇帝多穿着火红的赤袍。明朝皇帝画像中黄色与赤红色并用。有历史学家根据《大明会典》将明朝皇帝的日常着装论述如下：“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做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明）朝， 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只有清朝皇帝才长期穿着黄色龙袍。由唐至明，历代皇帝所专属的黄色多为偏红偏暗的赤黄、赭黄、杏黄色，因为“明”与“冥”通，随葬品又被称为明器，偶有流传的明黄服色的帝王相通常是作为遗像而绘。历朝历代，仅清朝以明黄色为贵，乾隆朝流传的帝后嫔妃真容肖像图卷《心写治平》中，皇帝、皇后、贵妃着明黄色服饰，妃着杏黄，嫔着紫红。现存的戏曲文化艺术因经历了清朝两百余年的服饰文化断层，饰演历代帝王的角色皆穿明黄色服饰亮相，遂引致民间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