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的朋友，”歌德又说，“一切全在于此。欲立业，必先立人。但丁在我们心目中十分伟大，可他承袭的是几百年的文明；罗特希德家族是十分富有，可这么多财富是靠不止一代人积累起来的。所有这类事情的根源都比人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咱们古德意志的艺匠们对此完全心中无数，在模仿自然时显出人格既羸弱，艺术也低能，却自以为取得了成就。他们实际上低于自然。然而谁真想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获得希腊人一样的本领，能将原本微不足道的自然现实提升到艺术家自身的精神高度，把自然现象中由于内在的虚弱和外在的阻碍还始终表现为趋势的东西，变成实际存在。”
1828年10月22日，星期三
（关于女性）
今天餐桌上的话题是女性，歌德发表的言谈非常优雅。
“女性嘛，”他道，“是一些银碗，咱们得放一些金苹果进去。我对女性的想法不是脱离客观现实的抽象，她们倒是跟我与生俱来，或者说产生在我身心之中，怎么个产生法只有上帝知道。所以我塑造的女性人物也个个出色，个个都比现实生活中碰见的优秀。”
1828年10月23日，星期四
（设想德国统一；德法文化分布对比）
我们谈到了德国的统一，以及何种意义上的统一既是可能的又是可取的。
“我不担心德国统一不了，”歌德说，“我们很好的公路和未来的铁路一定会起作用。不过统一先要表现为相亲相爱，要在抵御外敌时永远一心一德。既言统一，德意志塔勒尔就应在整个帝国币值相同；既言统一，我的旅行箱就应该在三十六个邦通行无阻。既言统一，魏玛市民的旅行证件就不该让某个大邻邦的边境官员称为不管用，仿佛是要进入某个外国。在德意志的各邦之间，根本谈不上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此外度量衡要统一，商贸要统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不想也不能全部列举。
“可如果有人以为，德国统一意味着这个很大的帝国可以有唯一一座很大的首都，这样一座首都既有利于一些个伟大的天才的发展，也有利于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错啦。
“一个国家不妨比做一个活人有许多器官和四肢的身体，这样的话国家的首都就好比心脏，远远近近的器官和肢体都要由它输送生命和健康。可是离心脏太远了，输送去的生命就弱，而且越远越弱。尤为聪敏的法国人，我想是杜邦吧， 他画了一幅法兰西文化地图，以颜色的深浅形象地标示出不同省区或高或低的启蒙程度。于是在远离首都特别是南方的一些省份，有些地区完全变成了黑色，这就象征着那里仍笼罩着黑暗蒙昧。设若美丽的法兰西不只有一个大中心，而是有十个能输送光明和生命的中心，情况还会这样吗？
“除了体现在帝国所有部分的民众都一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德意志的伟大还能体现在何处？可培育和传播这文化教养的，不正是一个个邦国的国都么？—— 设若几个世纪以来德国只有维也纳和柏林两个都城，甚或仅仅只有一个，那我真想看看咱们的德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是的，还有遍及全国、与文化繁荣密不可分的经济繁荣又是什么样子！
“德国拥有分布于帝国全境的二十多所大学，以及同样分布广泛的一百多家公共图书馆、艺术收藏馆和各学科的自然博物馆数量同样不少；因为每一位国君都曾努力把这类美好的东西弄到自己的身边。人文中学和工业技术学校更多不胜数，甚至每一座德意志的村庄都有一所自己的小学。然而在最后这点上，法国的情况又怎样呢？
“再说说德国的剧院吧，数量超过了七十家，其提高民众文化教养的作用决不可轻视。还有，没有任何国家像德国似的民众普遍爱好音乐和声乐并且亲身参与，这也不简单！
“喏，你想象一下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卡塞尔、布朗瑞克、汉诺威以及类似的一些城市；想象一下这些城市所蕴涵的巨大生命力；想象一下它们对邻近省区辐射出的影响，然后你问一问自己，如果它们不是早已成为国君们的土地，上述的一切又会怎样？
“法兰克福、布莱梅、汉堡、吕贝克都又大又繁华，它们对德国繁荣的作用不可估量。可是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因并入某个大德意志帝国而沦为了一些小省城，它们还能维持原来的样子吗？—— 我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1828年11月18日，星期四
（英国评论家和歌德眼中的德国文学）
歌德谈新一期的《爱丁堡评论》。他说：
“看见英国的评论家们而今变得如此高明，如此能耐，真叫人高兴。从前的古板拘谨没了影子，代之而起的是各个方面的大气。在上一期的一篇评德国文学的文章中，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提法：‘在德国诗人里边有这样一些先生，他们的爱好就是老去翻搅别人已经巴不得抛弃的东西。’喏，你怎么看？咱们不是一下子就清楚了问题之所在，知道了该把咱们当代的一大批文人归到哪个档次了吗？”
1828年12月16日，星期二
（歌德席勒的创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市民将军》；伏尔泰的伟大人格和诗歌天才）
今天单独与歌德在他的工作室里进餐；我们谈了各种文学问题。歌德说：
“德国人总是摆脱不了庸人习气。瞧吧，他们眼下又在那里发牢骚，又在那里吵吵嚷嚷，原因是发现席勒的诗集选了某些双行警句，在我的集子也选得有；他们认为，彻底分清楚哪些真正属于席勒哪些属于我，非常非常重要。好像这真有什么关系，好像分清楚了就能增加点什么，好像有这些东西存在着还不够似的！
“像席勒和我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长年累月地保持着联系，每天都有接触，都交换思想心得，生活中不分彼此，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涉及一些具体想法，已经完全不可能提出它们究竟是出自他或是出自我的问题。我们共同创作了许多双行警句，有时是我提出构想，他写成诗句，有时又刚好反过来；还有些时候是他吟上一句，我和下一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谈得上我的你的呢！只要谁还认为澄清这样的问题有哪怕一丁点儿重要性，谁真的就还深陷在庸人的泥沼里无以自拔。”
“类似的情况，”我应道，“在文学界时有发生，例如总喜欢怀疑这位那位作家的原创性，拼命想要找出产生他的文学渊源。”
“这样做非常可笑，”歌德说，“可笑得就跟看见一个人营养很好，就问他牛肉、羊肉和猪肉，他到底是吃了哪种肉变得强壮有力了呢？我们的有些能力显然是与生俱来，可我们的生长发育有赖于广大世界的千百种作用和影响，我们的能力和习性全都是我们从这个世界获得的。我之为我多亏了希腊人和法国人，我欠莎士比亚、斯特恩和歌尔斯密太多太多。可即使如此，也未能讲清楚我的文化渊源；它不只是漫无边际，也没有必要讲清楚。主要的是你得有一颗心，有一颗热爱真理、随时随地一发现真理便能接受它的心。
“总而言之，”歌德继续道，“世界已经如此古老，千百年来已有那么多杰出的人生活过，思考过，能发现和阐明的新东西已经很少。我的颜色学也不完全是新的。柏拉图、勒奥纳多·达·芬奇和许多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我之前已分别发现和道出了同一原理；我只不过又发现了它，又讲出了它，又努力在这个混沌世界里弘扬真理，而这，就是我的功绩。
“要知道，真理得经常反复宣讲，因为谬误也在我们周围反复宣讲，而且不是通过个别的人，是通过大众。在报纸和百科全书里，在中小学和大学里，处处都是谬误占上风，都是谬误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因而春风得意，志得意满。”
听见歌德这么讲，我不禁哑然失笑。我说：
“每一支蜡烛，每一缕有暗色背景同时自身又被照亮了的炊烟，每一片悬浮在阴影前边的馥郁朝雾，一天又一天地教给我蓝色形成的原理，使我理解了天空何以是蔚蓝色的。可是牛顿的门徒们面对这一切却想，空气具有吞噬掉其他所有颜色而唯独留下蓝色的性质，这叫我完全不能理解；按照他们的理论任何思想都静止不动了，任何健康的观念都消失不见了，我不明白坚持这样的理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乐趣。”
“好心肠的人啊，”歌德说，“这些人才不在乎思想和观念呢。这些人只要有言语，只要能翻嘴皮子，就心满意足了。对此我的靡非斯托就已心知肚明，就说得很精辟，他道：
总而言之——要死扣字面！
这样包你能经过安全通道，
踏进那坚定的信仰的神殿。
要知道正是因为缺少意义，
才越需要用文字加以充填。
歌德笑着背诵出这节引诗，看上去心情好极了。他道：
“很好，一切都已白纸黑字；我呢，还希望把藏在心里的反对错误学说及其散布者的想法，统统给印出来。”
“在自然科学界，”他停了停继续往下讲，“有一批杰出人士走在前面，我满怀喜悦在一旁关注着他们。另外有些人开始还不错，可惜没有坚持；他们过强的主观倾向导致他们误入了歧途。还有一些人过分执迷于实证，搜集了大量实证材料，结果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总体而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精神；只有这种理论精神，能突破重重障碍接近本元现象，成为众多个别现象的主宰。”
短暂的来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可不久又只剩下我们俩，谈话随即转到了文学方面。我告诉歌德，这几天我重新读了他的一些短诗，有两首读的时间特别久：一首为写孩子和老人的叙事谣曲， 一首题名为《幸福的夫妻》。
“我本人也颇重视这两首诗，”歌德说，“尽管德国读者迄今还不大能够欣赏它们。”
“叙事谣曲的题材内容很丰富，”我道，“您却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技巧和手段，将其压缩在极狭小的篇幅里，其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一当接触到现实，老人对孩子们讲述的故事背景就戛然而止，余下的情节便在我们眼前自然地展开。”
“我在写下叙事谣曲之前，”歌德说，“曾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里边藏着我多年的思考。我曾经试着写了三四次，直到最后才写成现在这样。”
“《幸福的夫妻》这首诗母题同样非常丰富，”我继续说，“极富地方风情和生活气息，到处洒满了春日的明媚阳光。”
“我一直喜欢这首诗，”歌德说，“因此很高兴你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最后欢乐气氛以两个孩子的洗礼达到高潮，我想的确是很妙的。”
随后我们谈到了《市民将军》，我告诉他，我最近跟一个英国人一块儿读了这部有趣的剧本，我们两人心里都产生了要看它演出的热烈愿望。
“就其精神而言，”我说，“剧中没有什么已经过时；就剧情的发展而言，也没有一个细节不是为舞台演出所设计。”
“在当时它确实是个好剧本，”歌德接过话题，“也曾经让我们乐了好些个晚上。自然呐，角色阵容强大，排演也很认真，结果到了台上对白便丝丝入扣，充满着生活情趣。马尔科尔米扮演梅尔滕，那可真叫绝了。”
“施纳普斯一角看样子也同样出彩吧，”我说，“我看呐，像这样精彩又较好的本子，剧院的保留剧目里恐怕并不多。这个角色，这整个剧本，其意义的明确和现实应该是剧院求之不得的了。特别是那一场，他背着背囊走来，然后一件一件取出囊中之物，然后再给贴上八字胡，给自己戴上自由帽，穿起军装，佩带好宝剑，真叫再精彩不过啊。”
“这一场过去在咱们剧院公演时总是十分成功，”歌德应道，“还有一个情况也不错，那个装道具的背囊是一件真正的历史文物。我拾到它是大革命时期在法国边境的一次旅途中；逃亡者的队伍曾经经过那里，有谁把它给丢失了或者扔了。剧本中出现的东西当时全装在里面，我只是照着写下来就是了；以后每次公演，这个背囊和所有囊中之物都参加了演出，令我们的演员高兴得要死。”
现在观众还有没有兴趣看《市民将军》，看了有没有好处，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随后歌德打听我研究法国文学有何进步，我告诉他，我仍在轮流着读伏尔泰的作品，说他的伟大天才给予了我最纯净的幸福。
“我对他的了解仍然很少，”我道，“我仍在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我反反复复地读，欲罢不能。”
“可不是吗，”歌德说，“像伏尔泰这样一位伟大天才写的东西全都应该不错，尽管我并不欣赏他所有那些狂妄表现。不过你长时间读他那些题赠他人的短诗并没有错，它们无疑算得上伏尔泰最具欣赏价值的作品。没有一行不明快、乐观、优雅，没有一行不充满智慧。”
“诗里反映着他跟这个地球上所有大人物和统治者的关系，”我说，“令人高兴的是，伏尔泰看样子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物跟前毫不感到自卑，因此表现高贵大度；你永远不会发现，有任何一个皇帝国王哪怕能在一瞬间削弱他精神的自由。”
“是的，”歌德说，“他是高贵大度。而且他不管多么自由不羁，却总能够很好地把握分寸，这就更不简单啦。为此我可以举一个富有权威的例子：奥地利皇后曾经多次对我讲，在伏尔泰题赠给王公大臣们的诗词里，从来找不到丝毫有失分寸的表现。”
“阁下还记得吗，”我说，“他曾经献给日后的瑞典王后普鲁士公主一首短诗，为表爱慕他写的是他梦见自己当上了国王？”
“这是他最精彩的短诗之一，”歌德说着便朗诵起来：
我爱你，公主，我敢于向您表白。
我醒来时并未遭到神们抛弃，
我失去的仅只是我的王国。
“是啊，真叫精彩！”歌德说。“自伏尔泰以后，大概就再没有一位诗人像他似的能随时发挥自己的天才。我想起了一则逸事，说的是他在他的女友沙特莱夫人处做客了一段时间，临别时马车已经停在门口，这时候却收到邻近一所修道院一大批修女送来的信，信上说她们为给自己的院长祝寿准备排演《尤利乌斯·恺撒之死》，请求他为她们这出戏写一篇开场白。请求合情合理，不容伏尔泰拒绝；他因此赶快叫人取来笔和纸，站在壁炉边上就写出了修女们要的开场白，一首大约二十行的短诗，极为完美、精练，完全符合实际需要，一句话，是同类体裁中的上上品。”
“我想读它得要命，”我说。
“我怀疑你的集子里没有这首诗，”歌德说，“它前不久才公之于世；这样的诗伏尔泰写了成百上千首，其中不少还藏在这里那里的私人手中。”
“最近几天我在拜伦爵士的作品里发现一个地方，”我说，“从它那我很高兴地发现，拜伦也异常地景仰伏尔泰。除此还可以看出，拜伦认真读过、研究过伏尔泰，没少学习、借鉴伏尔泰。”
“拜伦深谙学习之道，”歌德说，“他太机灵了，不可能不从这一万众获益的光明源泉中吸取养料。”
谈话随后完全转向了拜伦和他的某些作品，在此过程中歌德时时抓住机会肯定和称赞拜伦的伟大天才，重复了许多他以前已经发表过的看法。
“阁下您对拜伦的所有评价，”我道，“我都衷心赞同；可是不管这位天才诗人有多么重要，多么伟大，我仍旧非常怀疑，从他的作品里我能为《纯粹的人的培养》吸取丰富营养。”
“这我可不得不反驳你，”歌德说，“拜伦的勇敢、无畏和气魄宏大，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起榜样作用么？——我们必须警惕，别只把眼睛盯在纯粹的伦理道德范畴内。——一切伟大的事物都有教育作用，只要我们看见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