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谓自由啊真是一个怪东西；谁都容易获得足够的自由，只要他知足并且懂得寻找。多余的自由不能派任何用场，对我们又有何好处！瞧瞧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小屋子，透过敞开的门你可看见小屋里有一张小床，两个房间都不大，还塞满了家具、书籍、手稿、艺术品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因此变得更加局促，不过却仍然令我满足，我整个冬天都待在这儿，前面的其他房间几乎完全不去。既然我没有使用它的需要，我拿自己宽敞的府第来做什么，拿可以从这个房间走进那个房间的自由来做什么！
“一个人只要有健康地生活和从事自己职业的自由，就该满足啦；这么一点自由，是谁都容易获得的。再说，我们所有人的自由都得满足一定的条件。市民和贵族一样地自由，只要他坚守自己出身的等级限制，也就是听天由命。贵族和君主一样地自由；只要他到了宫里遵守那一点点礼仪，就不会感觉自己是异类。自由不能靠目无尊长获得，相反得通过尊重凌驾于我们的势力。因为尊重和承认它，我们也就得到了自我提升，并且表现我们心怀高远，不愧成为其同类。我在旅途中常常邂逅一些德国北方的商贾，他们往往粗鲁地与我同桌而坐，以为这样就成了和我一样的人。才不是喽；相反他们要是知道尊重我，对我表现出应有的礼貌，才算真正与我平起平坐。
“在青年时代，席勒为求人身自由招来了不少麻烦，原因虽然部分在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不过最主要还是他在军事学校遭受压迫的结果。
“可是成年以后，有足够的人身自由了，他却转而追求思想自由，我差不多想讲，正是这样的理想要了他的命；因为这样一来，他对自己的身体提出了一些要求，一些为他的健康所不能承受的要求。
“记得刚到魏玛，大公爵给席勒定的薪俸是每年一千银塔勒尔，还答应在他生病不能写作时，将他的薪酬翻一番。席勒拒绝了后面这个恩典，从来不曾享用这一照顾。‘我有的是才能，’他说，‘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可是现在，家庭人口增加了，最近几年为了维持生计，他每年就得写两个剧本；而要做到这点，即使在身体不适的时候，他仍驱赶着自己没日没夜地工作；他的才能被迫随时听从调遣和使唤。
“席勒从不酗酒，他很有节制；但是在那些身体虚弱的时刻，他却企图以饮一点利口酒或者其他酒类增强力量。这可就损害了他的健康，对他的写作也一样有妨碍。
“要知道，一些个聪明脑袋在他的作品里挑出的漏眼儿，我都归之于这个根源。他们列举的所有不妥，我想统统称之为病态的表现，也即全都写成于他体力不支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他连恰当而真实的母题也没法找到。对绝对命令我佩服之至，知道由此可以引出许多好的东西，但是也决不能搞得太过分，否则这一思想自由的理想肯定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就这样谈着聊着，晚上的几个钟头便很快过去了。话题主要涉及拜伦爵士和一些著名的德国文学家；关于后者，席勒曾表示他更喜欢科采布，因为他毕竟有所创造。最后歌德把他的《Novelle》 手稿给了我，让我在家里静下心来再仔细读一读。
1827年1月21日，星期六晚上
（索尔格评《亲和力》；再谈《Novelle》）
今晚七点半去见歌德，在他那里待了差不多一小时。他让我看一卷盖伊小姐的新法语诗歌，对这些诗大加赞赏。他说：
“法国诗人开始冒尖了，值得花点工夫关注他们。我正努力了解当今法国文学的水准，要是成功了，将会发表自己的评论。看见一些在我们这里早已过时的因素在法国才开始起作用，对我极为有趣。中等才能的作家自然总是为其所处的时代束缚着，总必须从那些时代现有的因素吸取养料。直至出现最新的虔诚，他们那里的一切都雷同于我们这里，差别仅在他们那里出现的形式要更有风度一点，也更加的聪明机智。”
“可对于贝朗瑞和《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的作者，阁下您有何看法？”
“这两位我认为都例外，”歌德说，“他们是大天才，有着自身的基础，可以独立不羁，不受时代思想方法的影响。”
“听您这么讲我很高兴，”我道，“因为我对这两位的感觉也差不多。”
谈话从法国文学转到了德国文学。歌德说：
“现在我想给你看点有趣的东西。劳驾，把摆在你面前那两本书中的一本递给我吧。索尔格你知道？”
“当然知道，”我回答，“我甚至挺喜欢他。我有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戏剧集；不管是翻译本身，还是他写的译者序言，我都早已是给予他高度评价。”
“你知道，他几年前死了，”歌德说，“现在出版了一个他遗作和书信的集子。他以柏拉图对话的形式撰写的哲学研究不怎么成功；但他的书信很精彩。他在一封致蒂克的信里谈到《亲和力》，我不能不念给你听；要知道不容易再有对这部小说更中肯的评论了。”
歌德给我朗读那篇精彩的论文，我们讨论了一些要点；对唯有一位伟人才能提出的看法和结论，我们很是钦佩。尽管索尔格承认《亲和力》的情节发展符合所有人物的自然天性，却对男主人公爱德华的个性有所批评。
“我对索尔格没意见，”歌德说，“他不喜欢爱德华，我自己也不喜欢他，但却不能不把他写成这个德性，以便发展出现有的故事情节。再说这个人物非常的真实，须知在上流社会里，有足够多像爱德华一样以固执代替个性的人。”
索尔格评价最高的是建筑师这个人物，因为小说的其他所有人物都沉溺爱河，表现软弱，唯有他一个人能始终坚强而自由。正是他天性中的这种美德，既使他免于陷进其他人物的情感漩涡，也促成作者把他的形象塑造得如此高大，以致不可能陷进漩涡里去。
我们很喜欢索尔格这个评语。歌德说：“这话很中听。”
我说：“我也一直觉得建筑师这个人物挺重要，挺讨人喜欢，只不过讲他因此就那样杰出，以致凭着这一天性就不可能陷进爱情漩涡，我倒真没有想到。”
“你不用感到惊讶，”歌德说，“须知我在塑造他的时候，我自己也没想到。可是索尔格说得对，原因确实在他自己的天性。
“早在1809年，”歌德继续说，“索尔格就写了这篇文章；要是当时我就听见对《亲和力》有这么好的评价，那我可高兴啦。当初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就这部小说做出令我感觉舒服的评论，真是不多哟。
“从这些信里看出，索尔格对我怀有厚爱；他在一封信里抱怨，他寄给我他的《索福克勒斯》，我却连信都没有回他。上帝啊——可怎么会出这种事！也不奇怪。我认识一些大人物，他们同样收到许多仰慕者的来信。他们替自己准备了一些模式和尺牍，故而有信必复，写了成百上千封信，然而全都是大同小异的套话和废话。我可永远办不到。如果我对谁没有什么特别的和有意义的话可讲，就事论事，那我宁可干脆什么都别写。作废话连篇的表面文章，我觉得有失诚恳；于是乎便发生了对某些很不错的人我本来乐意回信，却没能够回信的情况。你亲眼目睹了我的情况，每天从世界各地有多少邮件投递到我这里来，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敷敷衍衍地给所有人写回信，也不是仅仅一个专人所干得了的。可尽管如此索尔格的事还是叫我遗憾；他太杰出了，理应比许许多多其他人更优先得到友善的对待。”
我把话题引到他的《Novelle》。这篇小说我带回家去又读了一遍，仔细地研究过一下。我说：
“全篇开头不过是个引子，毫无闲笔废墨，只做了必要的交代，可却又引人入胜，简直叫人不信只是另一情节的铺垫，还以为它本身就是个独立的故事哩。”
“很高兴你这么看，”歌德说，“不过我还必须补充点什么。也就是说一段好的引子，按规矩一开始就该安排野兽们的主人出场。还有当侯爵夫人和叔叔在小屋前做准备的时候，里边的人该出来请侯爵夫人赏光他们的小店才是。”
“肯定，”我道，“您说得有道理；因为在引子里已经暗示出余下的一切，这些人就不能不如此；事情明摆着，他们不会对侯爵夫人置之不理，让她自己在那里做准备，因为他们通常就靠她的花费维持生计嘛。” “你瞧，”歌德说，“这样一件作品即使整体上已经完成，还有多少细节需要加工啊。”
随后歌德对我讲起一个外国人，说此人最近时不时地来拜访他，声称希望翻译他的这部作品那部作品。歌德说：
“他人倒不错，可就是在文学方面看来完全是个外行。他还连德语都不会就谈到他要做的翻译，就谈到在译本前准备印上我的哪些肖像。可这正是外行的德性啊，他们全然不了解事情有多么困难，总打算干自己完全没能力干的工作。”
1827年1月29（25）日，星期四晚上
（赞贝朗瑞的诗歌；谈《海伦》的演出和《Novelle》的题名）
带着他的《Novelle》手稿和一册贝朗瑞诗集，快七点钟时去见歌德。我发现索勒先生在他那儿，正和他讨论当代法国文学。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在一旁听着；正谈到的是那些诗写得很棒的天才，说他们都没少向德里勒学习。索勒先生出生在瑞士，德语不特别流利，相反歌德的法语却流畅自如，所以谈话就用的是法语，只有在我参加讨论的地方，才改成说德语。我从口袋里掏出贝朗瑞诗集来递给歌德，他想要再读一读这些优秀诗作。索勒先生认为，置于诗作之前的肖像不像诗作者本人。歌德却双手捧着这精美的版本，样子挺高兴。他说：
“这些诗歌完美无缺，可以视作同一体裁中的巅峰之作，特别是当你把反复部分的哼唱部分也考虑进去，因为没有这样民歌似的哼唱，这些诗就太严肃，太深沉，太像警句格言啦。读贝朗瑞的诗我经常想到贺拉斯和哈菲兹，这两人也凌驾于各自的时代之上，以调侃和戏弄的调子写道德沦丧。贝朗瑞与自己周围的环境也保持着同样的贡献。可由于来自下层，他对放荡跟粗鄙就不过分反感，他甚至还有些喜欢写这样的东西。”
关于贝朗瑞和另外几位法国新诗人，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许多同类的话，直至索勒先生上宫里去了，我留下单独与歌德待在一起。
桌上摆着一个打了漆封的包裹。歌德把手抚在包裹上。他问：
“你可知这是什么？是准备给科塔寄去让他付印的《海伦》。”
听见歌德这么讲我立即无限感慨，觉着眼下真是个非常时刻。正如一艘新造的船即将下海，造船人不知道它将经历怎样的命运，一位大师的精神产品也先要进入广大的世界，然后才能一代代产生影响，造就和经历各式各样的命运。
“在此之前，”歌德说，“我一直还在尽量做细微的打磨和润色。但终归得有个够，喏，这下高兴了，寄出去后心里就没了负担，可以着手干另外的工作。它自己去承受它的命运吧！我感到欣慰的是，当前德国的文化水准已高得出乎预料，也就是说不用担心这样一部作品会长期不被理解，长期没有效果。”
“剧中反映了整个古希腊时期？”我说。
“是的，”歌德应道，“语言学家们有的是事干了。”
“对古典部分我不担心，”我说，“因为重大的细节都分别得到充分的展开，该说的全都说到了。倒是现代的、浪漫的部分很难讲，背后隐藏着半部世界历史喽；如此宏大的题材处理时又只是点一点了事，对读者的要求可是很高很高啊！”
“确实是，”歌德说，“一切都诉诸感官，设想的是在剧场演出让每个观众一目了然。除此我别无所求。只要能这样，观众就会看得高兴；同时内行也不会觉得缺少深义，就像上演《魔笛》和其他优秀剧目一样。”
“以悲剧开头再以歌剧结尾，”我说，“肯定会有不同凡响的舞台效果。不过要表现出这些人物的高大，要吟诵这些崇高的诗句和台词，可不是轻而易举的啊。”
“第一部分得有一流的悲剧演员来演，”歌德说，“正如随后的歌剧部分，角色都得由一流的男女歌剧演员来担当。所以海伦不能只由一个演员扮演，而先后必须由两位伟大的艺术家来演出；要知道，一位女歌唱家同时又是够分量的悲剧演员的情况，实在很少见。”
“总的剧情会使布景和服装色彩鲜艳，富有变化；我不能否认，我已盼着在舞台上先睹为快。要是再有位大作曲家给它配乐，就太好啦！”
“应该是像梅耶贝尔那样在意大利长期生活过的，”歌德回答，“这样他就可以把德意志的本性跟意大利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不过一定能找到这样一位作曲家，我毫不怀疑；我只感到高兴，负担解除了。一想到合唱队不愿意再去下界，而想留在光明的地球上某个元素里，我心里真感觉有些舒坦。”
“这是一种新的不朽啊，”我说。
“喏，”歌德接下去说，“《Novelle》怎么样？”
“我把它带来了，”我回答，“在重新读过以后，我发觉阁下您准备做的改动可以不做。让读者在被打死了的野兽旁边先看见一伙装束跟举止都稀罕怪异的人，这些人再声称自己是野兽的主人，效果可能很好。反之，如果您把交代提前到引子中，效果就会大大削弱，甚至完全会失去效果。”
“你说得对，”歌德回答，“我得让它原封不动。你完全对，毫无问题。我第一稿省掉了这些人，也想的是先不让他们出场。拟议中的改动只是满足理性的要求，差一点就导致一个失误。可从审美的角度看挺奇怪的：为了不犯任何错误，有时就不得不偏离规律。”
随后谈到了给这篇《Novelle》的题名问题。我们试着拟了不少标题，结果有些适合于开篇，有些适合于结尾，适合于全篇因而也可以采纳的却一个也没找到。这时候歌德说：
“你看怎样，我们干脆就叫它Novelle好啦。要知道，一篇Novelle不过就是一个曾经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件罢了；以此为标准，目前德国以Novelle相标榜的东西根本不算Novelle，而只是一般的故事或者你想称呼的其他玩意儿。在《亲和力》里面，也嵌进了一篇符合‘闻所未闻的事件’这个原意的Novelle。”
“仔细想来，”我应道，“诗歌产生时都总是没有标题，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以致人们相信根本用不着标题。”
“也确实用不着，”歌德说，“古代的诗歌根本没有标题；命题乃是近代人的习惯，也是在后来，古代诗歌才从近代人那里获得了命名。不过呢，命题的习惯产生自必须：文学作品数量众多，流传广泛，有题名才好称呼和区分。
“这里有点新东西，你读读吧。”说着，歌德递了一首斯拉夫诗歌的译文给我；诗作者是盖哈特先生。我读得津津有味，因为诗写得很美，译文也简洁、明晰，理解毫无滞碍。诗歌题名为《牢狱的钥匙》。我这里一点不谈情节；可结尾却让我感觉戛然而止，意犹未尽。
“这正是它成功之处，”歌德说，“这样一来就在读者心里留下了一根刺，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让他自己去后边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留下来的是写整整一部悲剧的素材，不过这样的结尾司空见惯。相反，这首诗本身表现的内容却新鲜而又优美，诗人的艺术手腕很是聪明，他就只写这些，其余则留给读者去完成。我乐意在《艺术与古代》里评价此诗，只可惜它太长了；勉强从中选评了三节，准备刊登在下一期上。你看怎么样？请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