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歌德夫人在场使交谈平添了许多优雅。她说起自己新添置的几件东西，便趁机挑逗自己的丈夫，可他呢却装作不懂。
“在这方面对漂亮女士可不能太迁就，”歌德说，“不然很容易没完没了。拿破仑囚禁在厄尔巴岛还收到许多账单，催他归还欠女帽商的债。不过在这类事情上他倒不是太积极而是太不积极。从前住在丢勒里宫，一次一位时装商人当着他的面向他妻子展示一大堆昂贵衣物。可是拿破仑毫无一点要买的样子，那商人就告诉他，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的妻子做得太少啦。对此拿破仑一声不吭，而只是瞪了商人一眼，结果这老兄马上收拾起自己的东西，从此再没有露过面。”
“是他执政那会儿？”小歌德夫人问。
“大概已经当上皇帝，”歌德回答，“否则他的目光不会这么可怕。不过对那人我忍不住要笑：拿破仑一瞪眼他便手脚颤抖，多半已经看见自己被砍了头或者被枪毙了。”
大伙儿兴致再好不过，继续谈着拿破仑。小歌德讲：
“我想搜集所有表现他丰功伟绩的优秀油画，或者还有铜版画，用它们装饰一间大房间。”
“这房间肯定很大啊，”歌德应道，“尽管如此也装不完那些画，他的事迹太伟大啦。”
缪勒首相提到了鲁登写的《德意志人史》。对这本书多家报纸有过种种责难，小歌德则从它写作的时代，从民族的感情以及作者写作时心里的顾忌，为其进行了出色的辩解。我称赞他思维敏捷而富有洞察力。由此又得出结论：拿破仑战争才使人们最终认识了恺撒战争。
“从前，”歌德说，“写恺撒的书充其量不过是某些历史学派的家庭作业而已。”
话题从古德意志时期转到了哥特时期。谈话由一个哥特式风格的书柜引起，然后转到了当前的艺术口味，就是人们喜欢把屋子完全按古德意志风格和哥特式风格装修布置起来，然后住在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环境里。
“如果家里房间多得可以空置几间，一整年也许只进去三四次，”歌德说，“那么这样的爱好可能行得通；你也可以布置一个哥特式房间，正如我挺欣赏巴黎的潘珂克夫人家有一间中国屋子。然而你经常待的起居室，我完全不赞成把它的环境布置得怪里怪气，形同异域。这终归犹如一次化装舞会，时间拖长了没有任何味道，特别对参与者肯定会有负面影响。因为这样子跟我们置身其间的日常生活不谐调；老处于这种状态，脑子会变得越发空虚。一个快活的冬夜，你不妨装扮成土耳其人去参加狂欢，可是如果一整年你都这个德性，我们会怎么想你呢？我们会想，这家伙要么已经疯了，要么离发疯已经不远。”
对这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我们觉得歌德的说法极有说服力；在座者没有谁感觉歌德的话有一点点批评自己的意思，所以都热烈地表示赞成。
话题转到戏剧，歌德把我变成了话柄，说上个星期一晚上我为他作出了牺牲。他对其他人讲：
“他到魏玛已经三年，那晚上是他第一次为我的缘故没有上剧院；我必须予以高度评价。我邀请了他，他也答应来，但我仍旧怀疑他会践约，特别是打了六点半还没见他露面。是的，我甚至高兴起来，心想他不会来了；要这样我就可以讲，这家伙完全入迷了，对他来说看戏比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还重要，真叫不可救药。不过呢你还是没有吃亏！对吗？我给了你精彩的东西看，对不对？”歌德指给我读了他新的中篇小说《Novelle》。
随后我们谈起上个星期六上演的席勒悲剧《斐哀斯科》。“我第一次看这出戏，”我说，“过后老考虑有些场次太粗犷，是否可以改得缓和一点呢；可终究还是觉得效果不大，除非牺牲全剧格调的统一。”
“你说的完全对，确实不行，”歌德应道，“席勒曾经常常和我谈这个问题，他自己也烦那几部处女作，我们管剧院时从来不让它们上演。可现在我们缺少剧本，很想把他那三个粗鲁的处女作收进保留剧目。然而不行啊，一切都紧紧地纠结在一块儿，即使席勒本人也会怀疑事情会成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让那几个剧本原来怎么样还怎么样。”
“真是可惜，”我说，“要知道不管它们多么粗鲁，在我看来仍比时下咱们那几位剧作家软弱虚夸、矫揉造作的本子好一千倍。席勒的作品可是永远洋溢着崇高的精神，宏大的气魄。”
“我也想这么讲，”歌德说，“席勒愿怎么干怎么干好了，他写出来的任何剧作，都永远不会不比这些新锐们最好的东西伟大得多；是啊，席勒就算只剪下一点儿指甲来，也比这些先生们伟大。”
我们笑了起来，都欣赏歌德这夸张有力的标语。
“可我也认识一些人，”歌德继续说，“他们对席勒早年的剧作极不满意。有一年夏天在温泉疗养地，我正走在一条通向磨坊的林荫小道上，遇见了普加廷侯爵，谁知这时又朝我们走来几头驮着面粉口袋的驴子，我俩不得不避让它们，退进了路旁的一所小房子里。那儿，在一间小斗室里，我和侯爵搭上了话，很快便天上地下地聊起来——不经意也谈到了席勒的《强盗》，侯爵便说了下面一席话：‘我要是上帝，’他说，‘正准备创造世界，如果这时我突然预见到世界上将会写成一部席勒的《强盗》，那我就不再创造世界。’”
我们忍俊不禁。歌德问我：
“对此你能说什么？这可就是反感喽，一种过度的反感，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反感。”
“可我们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刚好相反，”我回答，“他们全然不存在这种反感。可以上演席勒和其他剧作家最精致、最成熟的剧本，但在剧场里你很少看见年轻人，甚或完全不见年轻人；然而要是上演席勒的《强盗》或者席勒的《斐哀斯科》，那剧场坐得满满的几乎全是大学生。”
“是这样，”歌德接过话头，“五十年前跟现在一样，五十年后也很可能不会两样。一个年轻人写的东西，也最为年轻人欣赏喜爱。可别想什么世界文明已经进步啦，欣赏水平已经提高啦，甚至年轻人也已超越那样野蛮的时代！就算是整个世界已经进步，年轻人却总是必须从头开始，完成自己对世界文化各个时期的个体体验。我不再会为这类事激动，我很早就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让夏至的篝火烈焰熊熊，
让人间的欢乐无尽无穷！
是扫帚总归扫到被废弃，
小年轻总归一茬茬出世。
只需瞅一瞅窗外，我眼前便会出现正在扫街的扫帚和跑来跑去的孩子，前者是总归会用得被废弃掉的象征，后者是世界永远不断更新的象征。儿童需要游戏，年轻人需要找乐子，这是代代相传，亘古不易的铁则；不管他们在上了年纪的人看来有多么荒谬，孩子却永远是孩子，在所有的时代都很相似。因此不能禁止过约翰尼斯篝火节，毁掉可爱的孩子们的欢乐。”
如此愉快地交谈着，进餐的时辰很快便过去了。随后我们年轻一点的去到了楼上待在房间里，缪勒首相则单独跟歌德待在老地方。
1827年1月18日，星期四
（再谈《Novelle》，观察自然与文艺创作，以及席勒的弱点）
歌德答应今晚给我看《Novelle》的结尾部分。我六点半去到他那儿，发现他独自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我坐到桌旁他的身边，先谈了最近的一些新闻，随后他就站起来，把我想读的手稿递给我，说：
“这儿是结尾，你读罢。”
我读起来，这时候歌德一会儿在房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在壁炉旁边站一站。我无声地默念着，跟往常一样。
手稿前一部分结束时的场面是：在一座古城堡废墟的围墙外边，在一棵百年老山毛榉树下面，那头雄狮正躺着晒太阳，人们已开始做以暴力制伏它的准备。侯爵正打算派猎手们去对付它，外乡人却恳求别伤害他的狮子，说他有把握用温和的办法把狮子引诱回笼子里去。他讲，这个孩子可以用悦耳的歌声和甜美的笛音，把事情办成。侯爵恩准了他，在布置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之后，便带着随从驱马回城里去了。霍诺里奥率领着一群猎手把守住路口，准备万一狮子下山来时用火把将它吓回去。由城堡的看守领着，母亲和孩子攀登山上的废墟；在废墟背面的围墙下，躺着那头雄狮。
他们的打算是逗引那头猛兽，使它进入城堡宽阔的院坝。这时母亲和看守已藏在楼上坍塌了一半的骑士厅中，孩子则穿过院坝边上幽暗的院门，朝躺在外边的狮子走去。接着是充满紧张期待的寂静，孩子的笛声停住了，谁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城堡看守责怪自己不曾一块儿去，孩子的母亲却镇定自若。
终于笛声又响了起来；人们听见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接着男孩也穿过围墙的幽深的门洞回到院坝里，那头雄狮则拖着沉重的步子，驯顺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俩围着院坝转了一圈，孩子随后选了一块太阳地坐了下来，狮子也安详地躺在他身旁，还将自己的一只大脚爪搭在男孩怀里。它的脚掌扎进了一根刺，孩子替它拔了出来，然后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小绸巾，把雄狮的脚爪包扎起来。
母亲和看守从楼上的骑士厅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感到极大的快慰。眼下有了安全感的雄狮变得十分驯顺；为了安抚这头猛兽，男孩一会儿吹笛，一会儿唱歌，就在他悦耳动人的虔诚歌声中，结束了《Novelle》讲的故事：
天使喜欢好孩子们，
不让他们产生恶念，
帮助他们完成善行。
虔诚的意念和乐曲，
打动了林中的暴君，
它偎在主的爱子膝前，
永不离开这幼弱的人。
读到这样一个结尾我不能不感动，但却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它让我喜出望外，却又并不满足。我觉得它太平静，太理想，太诗意；至少该让其他人物再亮亮相，把结尾的内容展开展开。
歌德发现我心存疑惑，便企图帮我打消。他说：
“如果结束时再让其他人物出场，那小说结尾就变得平淡无奇啦。一切都已了结，他们还能做什么，说什么？侯爵带着随从们骑马回到了城里，那儿需要他的帮助；霍诺里奥一听上边的狮子已经没危险，就会率领猎手们跟来；外乡人呢也将马上搬来铁笼子，用它把雄狮运回城里去。这些事情统统在预料之中，因此没必要说，没必要铺陈。否则就平平淡淡喽。
“一个理想的，甚至诗意的结尾，却有必要，却很必须；要知道，外乡人满怀激情的一席话已经近乎于一篇散文诗，我必须将它提高，必须进一步采用抒情诗，是的，甚至过渡到歌唱本身。
“为了用一个比喻说明这篇小说的情节发展，”歌德继续说，“你不妨想象从地里的树根长出一棵绿色枝丫，不久又从这强壮的枝丫向四周生发出肥大的绿叶，到最后便开出来一朵花。这花开得出乎人的意料，开得令人喜出望外，但是一定得开；既然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都为的是开花，没了花一切全都白费。”
听到这里我舒了口气，心中顿觉豁然开朗，并开始预感到这篇小说的奇妙布局多么出色。
“这篇小说的主旨，”歌德继续说，“就在于揭示用爱和虔诚，常常更容易制伏狂野的、桀骜不驯的东西，而不是用暴力；由男孩与雄狮的关系体现的这一美好追求，激励我写完了小说。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那朵花。而绝对现实的情节的展开就好似一簇簇绿叶，它们只为花而存在，只因为花而有些个意义。仅仅现实本身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欣赏真实的描写，是的，真实的描写可以使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更加清楚，但是，对于更高级的生命，真正的收获仅仅存在于由诗人心里产生的理想。”
小说结尾的一幕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一股久已不曾如此强烈的虔诚情绪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到，歌德他讲得太对了。我不禁暗自思忖，他以如此高龄写出了这等美妙的作品，作为诗人的他感情该是多么的纯洁，多么的真挚哦！我忍不住对歌德发出了自己的感慨，并对这独一无二的作品终于问世表示欢欣鼓舞。
“我很高兴你满意了，”歌德说，“同时我自己也挺开心，终于摆脱了一个三十年来牵肠挂肚的题材。当时我曾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席勒和洪堡，他俩都劝过我放弃，因为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个题材意义何在，因为唯有诗人自己才知道，他能赋予它以怎样的魅力。因此你如果想写些什么东西，就别去问任何人。例如席勒要是在写《华伦施坦》之前来问我该不该写，我肯定劝他别写；因为我做梦也没法想象，用这样一个题材竟能写出如此出色的剧本来。在完成《赫尔曼与多罗苔》后不久，我曾想把小说的故事同样写成一部六步体的叙事诗，席勒知道了表示反对，建议我写成八行一节的有韵诗。可你看见了不是，我写成散文最成功。因为极其需要对地方风物的精确描写，换成韵文必定显得矫揉造作。还有呐，这篇小说一开头完全地现实，但到结尾又极富理想色彩，用散文都得到了绝佳的表现；同样，那些个诗歌也极为美妙动人，但用六步体和八行一节的韵文都很难有这样的效果。”
谈到《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里另外一些中、短篇小说，我指出它们每一篇都有独特的性质和格调，没有一篇雷同于另一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歌德说，“我愿意给你解释。我着手写作时就像个画家，在画某些题材时他避免用某些颜色，反过来却多用另一些颜色。例如画晨景吧，就多挑些蓝色颜料在画板上，黄色却很少。反之，画傍晚取的黄色就多，蓝色差不多完全不要。我搞文学创作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如果承认我的作品有各种不同的性质，那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我暗想，这可是一条极聪明的法则啊，非常高兴歌德能将它一语道破。
接下来，我还赞赏了特别是在最后这篇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尤其是自然风景的描绘。
“我从来不曾为了写作而观察自然，”歌德说，“只不过我早年画过风景画，后来又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些都要求我不懈地认真仔细观察自然现象，以至于渐渐将自然界最细小微妙之处都烂熟于心，一当写作需要了便可随手拈来，难得犯违反自然真实的错误。席勒却缺少对自然的观察。他在《威廉·退尔》一剧中描绘的瑞士地方风光，全是我给他讲的；然而席勒才情过人，真是令人佩服，仅仅靠听我讲就能写出一些活像真实的东西。”
现在话题完全集中到了席勒，歌德继续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席勒的创作才能体现在富于理想，可以讲，不管是德国文学还是其他哪国文学，都很少有作家像他的。拜伦爵士与他算是最像的了；不过比起席勒来，拜伦更加了解世界。我真希望看见他与拜伦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对这位精神上如此亲近自己的天才可能下的评语，准会叫我大吃一惊。在席勒生前，拜伦有没有已经发表什么东西？”
我怀疑有，但却不能肯定。歌德因此便取来百科辞典，开始念拜伦的条目，同时也没少顺便插进自己的一些个评论。结果表明，1807年之前拜伦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也就是说席勒没有见过他的任何作品。
“席勒的所有作品，”歌德继续说，“都贯穿着自由理想。随着他文化修养的提高和自己也成为另一个人，这一理想同样发生了形态的变化。青年时期他想要人身自由，因此而招来的麻烦不少，也在当时的创作中得到了反映；晚年他则向往思想自由。
